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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要死去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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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清单中的一些东西并非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身体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可以吃得很健康，我们可以锻炼，我们甚至可以去整容，使我们的身体变得尽可能地完美。但说到底它仍然虚弱、无力、处于我们的控制之外，并且最终，虽然我们尽了全力，它仍将死掉。那么，我们能控制什么呢？爱比克泰德列了另一个清单［Zone1（区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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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控制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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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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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这样。这也许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区域。但这个小窗口是人类自由、自律和独立自主的基础。爱比克泰德说，我们要学习向区域1“我们的思想和信念”发挥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的主权领域。在区域1，如果我们选择行使自己的主权，我们就是国王。我们总是能够选择去思考和相信什么。斯多葛派坚持认为，没人能够迫使我们去相信违背我们的意志的东西。没人能够给我们洗脑，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去抵制的话。爱比克泰德说：“抢劫你的自由意志的人不存在。”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拥有对区域2“外在事件”的全面主权。实际上，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只有很有限的控制。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不然我们就会生气、害怕，大部分时间过得很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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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错误让我们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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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比克泰德说，大量苦难源于我们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们试图向区域2中的某个外在的、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的东西行使全面主权。继而，当我们未能控制它时，我们感到无助、失控、愤怒、愧疚、焦虑或抑郁。第二，我们没有承担起对区域1“我们的思想和信念”的责任，而它们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相反，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归罪于外界，归罪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我们的老板，归罪于经济、环境、社会等级，最终我们又感到愤愤不平、无助，感觉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失控、被外在环境摆布。许多精神疾病和情绪紊乱都源于这两种致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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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个有社交焦虑的人变得沉迷于别人对他的看法。他们变得焦虑、偏执、愤怒和无助，全都是因为他们彻底地执迷于他人的看法——而这是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的。他们对区域2的高度关注是偏执、无助和疏离的原因。要想感到更能控制，他们需要学习更多地关注区域1，关注他们自己的信念和态度。他们不能保证别人会喜欢他们，但是他们可以学习接受自己，哪怕别人接受不了。同样，一个抑郁的人会经常把他们的坏情绪归罪于外界因素。他们会指责过去，或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同事，或者经济、全球政治。他们总是丢掉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和感受的责任。这只会使他们感到更加无助、失控和抑郁。精神病学会2010年对英军驻伊拉克和阿富汗士兵精神健康的研究发现，军队中感情痛苦的主要原因不是作战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接到他们的妻子打来的电话。她们在电话中抱怨家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这些士兵完全无能为力的。失控和无力帮助自己爱人的感觉比塔利班的炸弹更挫败士气。但爱比克泰德说，通过提醒自己什么是我们能控制的、什么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无助和绝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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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祷文：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改变我能改变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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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你处于真正困难或压力很大的境地时，看看你周围的人如何反应。有的人会开始恐慌，因为他们只关注这一情境中他们控制不了的方面。但是其他人会保持冷静，并立刻关注当下他们能够做的，由此去改变情境，变得有所操控。适应能力和精神健康源自关注环境中我们能够控制的，不逼迫自己为我们控制不了的而发疯。美军领导手册用爱比克泰德式的口吻说：“对领袖来说，关键是要在压力之下保持冷静，把精力用在他们能正面影响的东西上，不去担心他们影响不了的东西。”这种态度被宁静祷文做了概括，匿名戒酒聚会结束时都会朗读它。其内容是：“主啊，请赐我宁静，让我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我勇气，改变我能够改变的一切的勇气，并赐我分辨二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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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励志畅销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柯维倡导的态度。柯维建议我们“主动出击”：“你需要意识到我独立于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的情绪、我的冲动，哪怕是我的遗传天性。我有能力负起责任。我能够负起责任。我们有能力选择我们的责任，哪怕是在我们能控制的东西很少的情况下。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中有我们的自由和力量。”柯维像爱比克泰德一样，建议我们要“想象两个圈”——外圈，柯维所说的“关切圈”，包括我们可能会担心但我们影响不了的东西。那个更小的圈被柯维称之为“影响圈”，包括我们能够控制的东西，我们应该承担起对它们的责任。柯维说，我们越是把力量集中于影响圈，我们就越快乐、越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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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停止关心更广泛的世界事务，比如，据此说一个生活在英国的人控制不了发生在苏丹或孟加拉的事情。我们也许对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只有有限的控制力，但是我们依然拥有一些控制、一些影响。比如，选择购买一辆油耗高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会对气候和孟加拉人的生活条件有一定的影响。爱比克泰德是一位斯多葛派，而斯多葛派绝非内省的、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隐士。他们非常相信尽己所能去帮助他们的同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为你靠自己的力量拯救不了世界，就陷入无助的绝望或无能为力的愤怒，要认识到和接受你控制力的限度。同样，如果你在个人生活中陷入了困境，尽力去改善你的处境。如果你有一份糟糕的工作，尽力摆脱它。如果你受到了欺凌，告诉别人，或者对抗欺凌者。但是有时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我们无法立刻改变的不利状况——尤其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暂时忍受它。我们只能等待时机，等待情况好转。同时，我们可以趁机发展我们的内在自由和超越事件的能力，可以把逆境当作提高我们的能力和道德自由的机会。爱比克泰德曾经说：“环境会暴露一个人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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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因那些超出掌控范围的事情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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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还是儿童和青少年时，爱比克泰德所说的确定我们的控制范围的技巧尤其有用，因为那时我们完全处于环境和他人（尤其是我们的父母）的摆布之下。我想以两个在童年遭受创伤的孩子为例，来说明爱比克泰德的教训如何帮助我们熬过苦难。第一个例子是威廉·贾纳斯告诉我的。他是一个杰出、好心、睿智的老人，是在学校教授认知行为疗法的先驱，从1971年起一直在做“理性情绪教育”。20世纪70年代初，比尔（威廉的昵称）开始治疗一个5岁的女孩，我们叫她安娜，她生活在一个抚养孤儿的家庭。他说：“她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孩子，她无法安静地坐下，她的智商低于正常水平。”贾纳斯开始拼凑起她的经历。他说：“她的父母彻底心理失常，且具有破坏性。她的母亲20来岁，吸毒，为此要花掉许多钱。她有时要跟毒贩打架。安娜曾经目睹一个毒贩在杂货店打她的母亲，她低下头躲避，有人被刺中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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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父亲50来岁，酗酒，还喜欢性虐。她3岁时，她的父亲把她带到色情录像制片室，他和其他几个男人性侵了她，这一过程被拍了下来。这件事她记得非常清楚，就像慢镜头。“这是否解释了她为何那么迷乱？”贾纳斯问。“是的，确实如此。她的父母令她有了可怕的经历。”认知行为治疗能够在短期内产生惊人的效果，但是在安娜这种极端的例子上，它要花更长时间。在接下来的两年，比尔努力教安娜一个建立适应能力的框架，教她明白她的感受的来源，以及为何人们对她飘忽不定的行为做出那样的反应。他帮助她逐步建立起自我效能感，让她感到能控制自己的感受和环境。但是他说：“她的头脑中依然有那种被虐待的可怕图景，她依然认为自己因为发生的这些事而成了一个可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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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娜接受治疗两年多后，即她7岁半时的一天，她来看比尔，她准备好了谈谈她的经历以及她的态度。比尔说：“我的设想是教这个孩子可以用于真实生活中的概念。所以我们把控制当作一个概念。我对她说：‘当你看着大海时，你看到海浪拍打海岸，你能让它们停下来吗？’‘不能，谁也阻止不了海浪。’‘如果你去野餐，天在下雨，你能阻止雨吗？’‘不能。你为什么问我这样的傻问题？’‘那么，你能决定穿什么去上学吗？’‘是的，有时候能。’‘你能选择你想看什么电视节目吗？’‘是的，通常都能。’所以我们讨论了这一观念：有的事情你能控制，有的事情你不能控制。然后我问她，发生在你父亲和其他人身上的事情，是更像海浪，还是更像你选择去思考的东西？她沉默了5分钟，接着她说：‘像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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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认为，明白她能够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东西之间的差异，帮助安娜克服了她的创伤、回到健康的道路上。她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坏女孩，因为她明白了她那时是一个3岁的孩子，控制不了一个成年人。他干的坏事是在她控制之外的。但是现在她如何想这件事，是她能够控制的。安娜没有染上毒品，也没有酗酒。她在班上成了优等生，再做智商测试时，她的智商达到了很高的128分。贾纳斯说：“治疗没有提高她的智商，但是治疗清除了她的能力得以表现的许多障碍。她成了一名优等生，高中毕业后上了大学。最近她结婚了。”他总结说：“安娜的例子说明，哪怕跟着心理失常的父母一起长大时遭受过可怕的事情，你依然能够学会发展出爱比克泰德最初教授的理性应对技巧。”安娜因为她父亲的行为而怪罪自己，克服它意味着承认这是一个她无能为力的情况，对此她完全无法控制，这不是她的错。但是现在，多年以后，她能控制她如何看待这件事，以及她如何选择继续前进。如贾纳斯所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也许不是我们的错，但是如何看待它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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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他人当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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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面对糟糕的父母显示出适应能力的例子是布雷特·惠特‐西姆斯，我的一个朋友，同时是斯多葛派成员，现在住在俄亥俄州。他36岁，留着胡子，剃掉了头发，总是大笑。布雷特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母亲吸食冰毒上了瘾。因为她的毒瘾，她失去了她的发廊，接着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汽车，“几乎其他一切”。一家人搬到了凤凰城，布雷特和他继父也吸毒。布雷特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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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4年，我过的是你能经历的最凄惨的日子。我的少年岁月是地狱——在奇怪的地方睡觉，午夜被客厅里的毒品交易惊醒，总是拿着一把点38口径的手枪，因为担心毒品交易出状况。我曾被帮派分子开枪打中，我看到过我的父母跟陌生人上床，我们的房子被丢了燃烧弹，随你说什么糟糕的事情。我要在沙漠中过夜，等待我的父母马拉松式地吸完冰毒，才能回到我们在市里的拖车中。那时我的父母把我忘掉了，我似乎是不存在的，除了只有我一个人工作这一事实。为了付房租，我在一个杂货店每天上10个小时班，他们需要我时，我还要做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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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是一个非常愤怒的年轻人，这导致我做出错误的判断，跟人打架，跟警察冲突。我因为打人、在公园携带猎枪而两次入狱。我很聪明，能够料到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我知道自己会死掉，或者到21岁的时候被捕入狱。”在他18岁时的一天早上，他醒来后想：“够了，我不能再这样过了。”他收拾好他的东西，走出家门，头也不回。他被一个基督教福音派家庭收留，他们让他第一次尝到稳定、慈爱的家庭的味道。他接受了他们的信仰，甚至去神学院学布道。但是后来他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怀疑。他徘徊了很久，在巴尔干半岛做了一阵子传教士之后，20来岁在欧洲旅行时，他接触到了奥勒留的《沉思录》。他说：“我不懂斯多葛派深刻的哲学原理，但是我喜欢这句：‘在一些事进行时不要让自己的精神烦恼，它们不在乎你的烦恼。’我突然明白，如果我不让外界的事情控制我，它们就控制不了我，我唯一能够控制的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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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从俄克拉荷马大学毕业，邀请他母亲出席他的毕业典礼。他父亲那时已经死于过量吸食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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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走廊前，我眼睛含着泪水，问她，他们为什么那么做。她说我反应过度了，她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大惊小怪。从她的眼睛和她嘴角的抽动，我能看出她好几天都没合眼，那是因为吸毒而产生的亢奋。那天我跟我母亲的关系结束了。我们仍然会通电话，但是没什么实质内容。现在她不吸毒了，但是受到的损害已经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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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布雷特幸福地结了婚，精神百倍地给承办宴席的公司索迪斯（Sodexo）工作。布雷特本来可以把他可怕的童年当作托词，让自己的人生垮掉。他本可以养成受害人的思维，抱怨人生丢给他的一切粗暴的挫折、他父母留给他的那些包袱。但相反，他认识到我们生命中有许多东西——包括我们的过去，以及其他人的行为——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因为他人的问题而让自己过得悲惨是没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不能用其他人的行为当作托辞来开脱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人生选择。布雷特认识到他有能力选择不同于他父母的生活，他做到了。他说他仍然在把爱比克泰德的教导用于他的日常生活。他说：“我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我效率高、要求高。但是我学会了提醒自己什么是我能控制的，什么是我不能控制的。当出现问题时，我会努力不做出过激反应。我认为总会出现好转。我会说，斯多葛主义大大地提高了我应对外界环境的能力。”布雷特和安娜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展示了人们如何克服特别不幸的人生起点——提醒自己他们能控制什么、不能控制什么。这个问题，不是像安娜刚开始那样，认为“全都是我的错”，或者像布雷特本可以轻易做的那样，说“全都是别人的错”。这两种反应都太简单化。我们要学会区别二者。爱比克泰德坚持认为，我们总是能够控制我们的想法，但对其他一切的控制很有限，这是一个强大的方法，使我们在最为困难的情况下也能限定和维持我们的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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