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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莱修知道，如果想把人们从宗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就需要给他们讲新的神话、新的故事和新的歌。人文主义如今也明白了这一点，A·C·格雷林、理查德·道金斯等人在努力创作世俗故事、神话和诗歌。但是没有任何人超越卢克莱修2000多年前的努力，他歌唱了原子的生活。他描写了宇宙的原子本性——元素如何聚在一起，然后又分离，万物如何“打上了虚无的洞”，宇宙如何遵守机械法则，如何对我们毫不在意——努力把我们从对死亡和神的惩罚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但我们仍坚持用这样的恐惧毁掉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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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对死亡的恐惧把一个人抓得那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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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他开始厌恶他的人生，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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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悲伤的内心决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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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然不知这恐惧是他抵御不了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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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莱修坚持认为：“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在我们死后，我们不会存在。非存在没什么可害怕的。所以那就享受生活吧，明智地追求快乐，避免去想财富、宗教或性爱（卢克莱修小心翼翼地避免去爱上谁，他认为爱情带来的痛苦多过快乐）。这是一首精彩的长诗，今天对人们仍很有帮助：比如文艺复兴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说，10多岁时读这首诗帮助他克服了他神经质的母亲灌输给他的对死亡的严重恐惧。但是当你真的病了、真的面对死亡时，快乐哲学真的足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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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生命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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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卡雷尔拥有了她想要的一切。35岁时，她遇到了她的爱人，出了第一本书，还将开始她梦寐以求的工作，在布里斯托的西英格兰大学教哲学。未来看上去很美好。不久，她注意到她很容易就会喘不上气。她一直很健康，但突然她在有氧健身班感觉自己跟不上了，接电话时也爬不了山了。她以为她可能得了哮喘。2006年她去以色列看望父母时，她当医生的父亲建议她去做肺部CT扫描。扫描之后的晚上，她和她父亲把车停在放射诊所外，去取检查结果。哈维对我说：“我坐在车上，等他回来。等啊等，过了半个小时，我知道出问题了，所以我就走了进去。我走进实验室，我父亲和放射医生正在看我的肺部扫描照片。我父亲看上去很震惊。医生看到我之后感到惊讶、尴尬。他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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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读读这个。’他递给我一个巨大的诊断手册，翻到了一种叫淋巴管肌瘤的病。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最下方写着，预期寿命：10年。我感到了身体上受到了深重的打击，就一直在想，我45岁时就会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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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哈维认为那一定是搞错了。后来，她感到愤怒。她是一位无神论者，但她仍然发现她会抱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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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我总是很规律，但现在我得了一种相当罕见的病？好像这特别不公平。为什么是我？然后我想，我是不是遭到了惩罚？我刚写好自己的第一部书，关于死亡的。我在想，是不是写这一个话题导致我患上了这种病？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了这是随机事件，百万分之一的厄运。然后我不得不面对患上了致命疾病这一现实：最重要的是，医护人员只是把你当作一个失灵的身体，而不是一个生了病的人。然后你的很多朋友和熟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他们就不管你了。而实际上，我很怕孤单。确诊后的几个晚上，我跟我的姐姐睡在同一个房间，开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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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哈维决定使用她拥有的一种资源：哲学。“我想，现在哲学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呢？如果没什么帮助，那就没有理由继续研究哲学了。”她发现伊壁鸠鲁是对她最有帮助的导师。她说：“我知道我的未来已经被剥夺了，但是我仍然能够在疾病中找到快乐，只要使用伊壁鸠鲁专注于当下的技巧。我努力享受我当下所做的一切：比如瑜伽练习，或者散步，跟我的丈夫聊天。伊壁鸠鲁是对的：快乐很简单。”但是，伊壁鸠鲁说痛苦很容易忍受，对此哈维不太确定。实际上，随着她的病情的恶化，她发现忍受越来越困难。“你习惯了这种疾病的某个阶段，然后突然它变得更糟糕了，你的世界进一步收缩。我发现那很难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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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2007年，一种新的药物稳定了她的病情。乌云散去，她的病情预测更加积极。哈维说，经历了这些之后，她感到无比轻松。但她说：“你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忘记，不要去担心琐事，要去享受当下，就像那是你的最后时刻。悲哀的是，你会忘掉这一点。你会被琐事缠住。”然而，哈维好像被这一经历改变了——尤其是，她的哲学观变了。她不再把哲学看作一种学术的、高度专业的学科，脱离普通人的关切，现在她在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中组织一个试点项目，向患重病的人提供“哲学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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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生活中的伊壁鸠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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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还能建立伊壁鸠鲁式的群体吗？有些这方面的努力。阿兰·德波顿和他的朋友们2008年在布鲁姆斯伯里创建人生学校时，有意识地模仿了伊壁鸠鲁的花园。德波顿在《懒人》杂志上写道：“自从我在大学里了解了花园之后，它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还想生活在一个哲学社区之中，而不只是孤独地在书房中阅读关于智慧和真理的书籍……所以我和我的几个有哲学头脑的朋友在2008年秋天开办了我们自己的‘花园’。”人生学校像懒人学院一样，有一个书店和一间用作工作坊和交谈的教室。每周日，它还在康韦举办“世俗布道”，第一次是2008年汤姆·霍奇金森讲的。书店中有纪念伊壁鸠鲁的树干，一座伊壁鸠鲁的半身雕像俯视着书店。德波顿说，人生学校就像花园一样，“聚集了定期前来的人，我们一起就餐、听讲座、旅行，最重要的是，一起试着哲学地生活”。汤姆的懒人学院也是按照伊壁鸠鲁的花园的模式建立的，伊壁鸠鲁的半身雕像俯视着书店。实际上，这两所学校有些相互竞争。汤姆说：“就像披头士和滚石。友好的竞争对有创意的人有好处。存在着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二者，以及更多的这类场所。我希望伦敦北部和南部、其他城市、郊外都有哲学学校。伊壁鸠鲁主义者在罗马帝国全境都建立过哲学群体。这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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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所学校是伦敦文化和哲学生活的精彩补充。当然，它们距离古代意义上的学校还有很远的距离。比如，两所学校都没有聚集定期前来的人一起就餐，一起研究哲学，一起生活。两所学校都不希望它们的成员卖掉他们的财产，共用他们的钱。也不希望他们像伊壁鸠鲁的追随者那样，崇拜他们神一般的创建者。相反，各种成员走进学校，付30英镑左右听一堂课，喝一杯酒，参加一场讨论，然后回去过他们的私人生活。学校不是真正的哲学群体，不期盼他们的成员献身于特定的生活方式。除了门票之外，对参与者没有任何要求（也许如果他们提出比买票更多的要求，他们就会被指责为邪教）。但是两所学校都成功地扩大了哲学的受众，把哲学带到了学院之外，带进了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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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的快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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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主义能不能成为全社会的政治哲学？那从来都不是伊壁鸠鲁的意图。伊壁鸠鲁主义者认为政治是无意义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来源。他们不相信大众会喜欢上哲学，所以他们选择了逃离政治，撤退到他们的享乐群体的大门之后。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策略：除非你拥有自己的私人保安和摆满枪支的地下室，不然秩序良好的政府的保护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也是一种非常自私和非公民的解决方法。伊壁鸠鲁主义者宣称，他们对那些无知、贫困的可怜的傻瓜没有任何责任：卢克莱修描写了从他智慧的象牙塔俯视受苦的大众的快乐。有一些古代的伊壁鸠鲁主义者试过一些扩大服务范围的做法：奥依罗安达的第欧根尼沿着大道建了80米长的墙，刻上了几个伊壁鸠鲁主义的文本，以便“用这个走廊来展示救世之道”。但是从总体上说，伊壁鸠鲁主义者遵从的是汤姆·霍奇金森提出的退隐、不投票的懒人哲学（虽然汤姆对我说，他走向了更加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信念，认为政治活动是幸福生活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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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出现了更倾向于政治和市民的伊壁鸠鲁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半开玩笑地提出了一种致力于享乐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虽然莫尔也坚持认为，乌托邦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相信来生，以免人们太无法无天。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伊壁鸠鲁，其他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激进的享乐主义而非新教徒—资本家的延迟享乐。托马斯·杰斐逊称自己为伊壁鸠鲁主义者，并努力把“追求快乐”写进《独立宣言》。然而，他的革命性观念——人类拥有“不可剥夺的人权”，他们的政府必须加以保护——在相对主义的伊壁鸠鲁主义者的哲学中是找不到的，相反，它更多的是源自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法概念。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也宣称他是一位伊壁鸠鲁派，同时致力于全球正义运动。但是，为什么一位伊壁鸠鲁派要关心全球正义呢？为什么一位伊壁鸠鲁派要为了异国某个不为人知的野蛮人给他自己造成任何痛苦？我们也许会敬佩希钦斯不屈不挠的义愤，但是那不是伊壁鸠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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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杰里米·边沁为首的功利主义者努力把伊壁鸠鲁主义变成一种真正的政治哲学，提出我们和我们的政府应该接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的引导。边沁像伊壁鸠鲁一样，是一位坚持认为人生的目标是感官快乐的物质主义者。如果我们能够想出一种科学地测算痛苦和快乐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快乐计算器”把所有行为和政府政策的道德价值加起来。边沁是一个惊人的反精英主义者。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大头针比诗歌更好”，因为它使更多人变得快乐。所以，政府的政策应该推广大头针，把诗歌留给诗人。无论是什么能令最大多数人快乐的东西都是好的。在21世纪，功利主义被精明强干的理查德·莱亚德勋爵及其政治运动“快乐运动”复兴了。莱亚德在人生学校做了“快乐布道”。他在演讲中提出，快乐哲学能够成为“新的世俗宗教”，填补基督教的衰落造成的空洞。自2011年创建以来，快乐运动已经在全球集聚了3万多名支持者。他们发起把快乐课程引入学校的运动，传播关于使幸福感最大化的建议，在街上免费拥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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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政策成功，比如促使英国政府从2010年开始衡量国民幸福。莱亚德辩称，丹尼尔·吉尔伯特和埃德·迪纳等快乐科学家现在可以准确地测量个人有多幸福，甚至整个社会有多幸福，因此政府应该用这些数据来指导政策，就像边沁曾经梦想的那样。现代伊壁鸠鲁主义有着其古代先驱缺少的政治影响力，现在正在影响政治的最高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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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快乐意识形态，有何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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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运动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我喜欢他们传播简单的幸福技巧的方法，包括来自斯多葛派的一些技巧比如爱比克泰德关于关注我们能够控制的和接受我们控制不了的这一技巧。莱亚德成功地令两届英国政府拨出5亿英镑训练6000名认知行为治疗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还敬佩莱亚德和他的快乐部队令我们思考人生意义，以及幸福感是不是一个充分的答案的方式。但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充分的答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学校学习理性的享乐主义，除非他们同时还会学习它会受到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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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什么样的批评呢？第一，如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的那样，把快乐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也许会悖谬地令我们不那么快乐，反而更焦虑。我这么对莱亚德说，他对我说：“没人说我们应该不停地问自己是否快乐。如果你想快乐，不要一直想着它。”如果快乐运动不是不停地告诉我们要快乐，那要容易一些。第二，快乐运动把快乐置于一个道德基础上，而快乐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说，是一个性格问题。有些人，尤其是外向的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快乐，这并不会使他们在道德上比内向或抑郁的人高一等。但是快乐运动坚持认为，快乐的人在道德上更高级：更有可能给慈善机构捐献，更有可能做志愿者。它声称，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是和尚。如果你不快乐，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异教徒，会对环境产生坏的影响，因为不快乐会像病毒一样传染。我认为，这种哲学有令阴郁的人觉得自己更糟糕的危险：他们不仅阴郁，他们还是道德上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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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乐主义自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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