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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的快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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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主义能不能成为全社会的政治哲学？那从来都不是伊壁鸠鲁的意图。伊壁鸠鲁主义者认为政治是无意义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来源。他们不相信大众会喜欢上哲学，所以他们选择了逃离政治，撤退到他们的享乐群体的大门之后。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策略：除非你拥有自己的私人保安和摆满枪支的地下室，不然秩序良好的政府的保护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也是一种非常自私和非公民的解决方法。伊壁鸠鲁主义者宣称，他们对那些无知、贫困的可怜的傻瓜没有任何责任：卢克莱修描写了从他智慧的象牙塔俯视受苦的大众的快乐。有一些古代的伊壁鸠鲁主义者试过一些扩大服务范围的做法：奥依罗安达的第欧根尼沿着大道建了80米长的墙，刻上了几个伊壁鸠鲁主义的文本，以便“用这个走廊来展示救世之道”。但是从总体上说，伊壁鸠鲁主义者遵从的是汤姆·霍奇金森提出的退隐、不投票的懒人哲学（虽然汤姆对我说，他走向了更加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信念，认为政治活动是幸福生活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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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出现了更倾向于政治和市民的伊壁鸠鲁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半开玩笑地提出了一种致力于享乐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虽然莫尔也坚持认为，乌托邦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相信来生，以免人们太无法无天。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伊壁鸠鲁，其他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激进的享乐主义而非新教徒—资本家的延迟享乐。托马斯·杰斐逊称自己为伊壁鸠鲁主义者，并努力把“追求快乐”写进《独立宣言》。然而，他的革命性观念——人类拥有“不可剥夺的人权”，他们的政府必须加以保护——在相对主义的伊壁鸠鲁主义者的哲学中是找不到的，相反，它更多的是源自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法概念。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也宣称他是一位伊壁鸠鲁派，同时致力于全球正义运动。但是，为什么一位伊壁鸠鲁派要关心全球正义呢？为什么一位伊壁鸠鲁派要为了异国某个不为人知的野蛮人给他自己造成任何痛苦？我们也许会敬佩希钦斯不屈不挠的义愤，但是那不是伊壁鸠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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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杰里米·边沁为首的功利主义者努力把伊壁鸠鲁主义变成一种真正的政治哲学，提出我们和我们的政府应该接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的引导。边沁像伊壁鸠鲁一样，是一位坚持认为人生的目标是感官快乐的物质主义者。如果我们能够想出一种科学地测算痛苦和快乐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快乐计算器”把所有行为和政府政策的道德价值加起来。边沁是一个惊人的反精英主义者。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大头针比诗歌更好”，因为它使更多人变得快乐。所以，政府的政策应该推广大头针，把诗歌留给诗人。无论是什么能令最大多数人快乐的东西都是好的。在21世纪，功利主义被精明强干的理查德·莱亚德勋爵及其政治运动“快乐运动”复兴了。莱亚德在人生学校做了“快乐布道”。他在演讲中提出，快乐哲学能够成为“新的世俗宗教”，填补基督教的衰落造成的空洞。自2011年创建以来，快乐运动已经在全球集聚了3万多名支持者。他们发起把快乐课程引入学校的运动，传播关于使幸福感最大化的建议，在街上免费拥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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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政策成功，比如促使英国政府从2010年开始衡量国民幸福。莱亚德辩称，丹尼尔·吉尔伯特和埃德·迪纳等快乐科学家现在可以准确地测量个人有多幸福，甚至整个社会有多幸福，因此政府应该用这些数据来指导政策，就像边沁曾经梦想的那样。现代伊壁鸠鲁主义有着其古代先驱缺少的政治影响力，现在正在影响政治的最高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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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快乐意识形态，有何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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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运动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我喜欢他们传播简单的幸福技巧的方法，包括来自斯多葛派的一些技巧比如爱比克泰德关于关注我们能够控制的和接受我们控制不了的这一技巧。莱亚德成功地令两届英国政府拨出5亿英镑训练6000名认知行为治疗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还敬佩莱亚德和他的快乐部队令我们思考人生意义，以及幸福感是不是一个充分的答案的方式。但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充分的答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学校学习理性的享乐主义，除非他们同时还会学习它会受到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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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什么样的批评呢？第一，如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的那样，把快乐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也许会悖谬地令我们不那么快乐，反而更焦虑。我这么对莱亚德说，他对我说：“没人说我们应该不停地问自己是否快乐。如果你想快乐，不要一直想着它。”如果快乐运动不是不停地告诉我们要快乐，那要容易一些。第二，快乐运动把快乐置于一个道德基础上，而快乐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说，是一个性格问题。有些人，尤其是外向的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快乐，这并不会使他们在道德上比内向或抑郁的人高一等。但是快乐运动坚持认为，快乐的人在道德上更高级：更有可能给慈善机构捐献，更有可能做志愿者。它声称，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是和尚。如果你不快乐，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异教徒，会对环境产生坏的影响，因为不快乐会像病毒一样传染。我认为，这种哲学有令阴郁的人觉得自己更糟糕的危险：他们不仅阴郁，他们还是道德上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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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乐主义自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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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可以批评伊壁鸠鲁主义是自我中心主义、自私、原子化。我们不都已经自私地为自己的快乐而奋斗了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不是已经追随个人满足的哲学，对我们的家庭、社会和地球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莱亚德不同意。他认为，我们要相信，找到个人快乐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利他主义和公民参与。莱亚德说：“所有的证据都显示，获得快乐的最佳方式是为他人的快乐而工作。”他希望他的快乐运动能鼓励人们更倾向于利他主义和为他人着想。但是，好像增加自己的快乐不是利他行为充分、持续的动机。一些更加简单的利他形式令你显得更热情，比如给某人一个拥抱，或者给慈善机构捐钱。但是它们不需要很多时间或真正的牺牲。更难的自我牺牲形式，比如照顾残疾儿童或父母，为你的祖国而战，会令人紧张、感到吃力，你要有比快乐更强烈的动机才能坚持下来，比如爱或责任。理性的享乐主义者也许会强调友谊，但是可以说他们的友谊不是可以共患难的友谊。只要你的朋友令人愉快，他们会快乐地跟你一起玩。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很痛苦、要求很多，或者令人不安，他们就没有希望了（因为科学证据告诉他们，不快乐是会传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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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有比快乐更重要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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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还会批评快乐运动说，它的快乐概念太简单、太天真。莱亚德跟伊壁鸠鲁和边沁一样，坚决认为快乐只是快乐的感受，或者没有感到痛苦。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和穆勒的观点，即有些快乐形式比其他快乐形式更高级或者更好。他说，那是精英主义者的胡说八道。我问他，如果他那样认为，是不是意味着Xbox游戏机比诗歌更好，因为Xbox比诗歌令更多人更快乐。他同意Xbox优于诗歌。所以，根据莱亚德的说法，政府应该取消文学课，让孩子们尽情地玩侠盗飞车游戏。我像其他人一样喜欢侠盗飞车，但是任何把侠盗飞车排在弥尔顿或者华兹华斯之上的人，都像穆勒边沁一样，“缺乏想象力”。这些作家的价值在于，他们向我们展现了人类经验的复杂性，以及快乐闪亮的黄色之外其他漂亮的颜色。在我看来，人类的满足感比单纯的快乐感更加复杂。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期望获得比快乐更多的东西：知识、自由、创造、成就、超越——哪怕我们渴望这些更高的善会令我们焦躁不安、感到不满足。另一方面，积极的情绪肯定是幸福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的生活是一系列痛苦的责任和沉闷的道德，你可能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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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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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人们的幸福感很容易，只要问他们觉得自己有多快乐就行了，从1分到10分之间选择。关于什么会使我们快乐，这种个人层面的测量给出了一些有趣、反直觉的答案，像丹尼尔·吉尔伯特在2006年出版的《撞上快乐》一书中巧妙地考察的那样。但是国民幸福测量并不是政府行为最好的指导，因为有一种现象叫“快乐适应”：人类会适应不同的境况，所以国民幸福水平随着时间的流逝趋于水平，不管政治或经济状况如何。我们的国民幸福水平在性革命，在瑜伽、冥想和心理治疗的普及、抗抑郁药的批量生产期间保持水平。它们在凯恩斯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几次经济繁荣和萧条期间也是持平。最近，在2010年略有下降之后，美国人报告的幸福水平又回到了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虽然失业率仍然是危机之前的两倍。好像我们忘记了我们过去有多快乐或者多悲催，已经适应了现在，当有人问我们，在1分到10分之间，我们的快乐值是多少，大部分人都会说：“哦，大概7分。”快乐经济学家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会以为，如果我们的政府拉动正确的杠杆，国民幸福水平就会突然从7升到8，然后是9，直到举国高喊：“10！”然后极端兴奋、狂喜地升到天堂？他们好像有一个乌托邦的信念，相信政府干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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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测量除了实践时遇到的限制，还有人从道德上反对它过多地依赖幸福科学。一个人在面对重大的伦理决定时，立刻咨询最新的数据，看看一般说来什么会让人更快乐，这一定是一个怪人。有时，你要自己在统计的一般的快乐之外，去寻找伦理挑战的答案。我不相信快乐是人生最好的道德指南：我感受过的最大的快乐是10来岁时的狂喜。不幸的是，之后的失落令人很不快，但是假如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新药，其效果全是狂喜，没有任何副作用。为什么不一直吃它呢？为什么政府不给我们提供能服用一个星期的MDMA（摇头丸中的主要成分），就像《美丽新世界》里的政府给它的人民提供人体细胞？那样肯定会提高全民幸福水平。我们也许会拒斥这种想法，因为跟伊壁鸠鲁不同，我们认为，人生不只要感到快乐。我们还会希望我们的人生具有快乐之外更高的意义。莱亚德驳斥他所说的“荒谬的人体细胞论证”。但是这是一个严肃的担忧，因为快乐越来越容易通过人工设计实现。在一个化学情绪增强剂的世界，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想象的“快乐机器”不再是科幻小说。所以，我们需要严肃地考虑，我们是不是想接受这种物质主义和机械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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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虑我们的生活是否具有任何真正的像宇宙一样广阔的意义，我们需要思考宇宙，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现在，我们已经吃完了午餐，坐下来，放倒你的座椅，抬头，你会看到教室的屋顶往后退，再现出一片夜晚的天空。左边移动的红光是阿波罗14号宇宙飞船，在那里，宇航员埃德加·米歇尔将拥有不同寻常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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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神秘主义者与怀疑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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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们为何身处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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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米歇尔在从月亮返回的路上时，沉浸在狂喜之中。米歇尔是阿波罗14号飞船上执行任务的三个人中的一个，他们于1971年1月31日离开地球，五天后在月球上着陆。他负责登月舱，在月球表面待了九个小时。他是第六个在月球上漫步的人。在回程中，完成了登月任务后，米歇尔比跟他同行的宇航员有“更多时间往窗外看”。他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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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垂直于黄道运行——黄道上有地球、月球和太阳——我们使飞船旋转以保持热平衡。每两分钟，地球、月亮和太阳的照片、360度的太空全景图就出现在飞船的窗户中。从我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接受的训练来判断，我意识到宇宙中的物质是在恒星系统中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体内的分子、飞船的分子和我的同伴体内的分子，都是以古代的某一代恒星为原型，或者在它们那里产生的。我认识到，我们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体的。现在，在现代量子物理中，人们称之为互相联系。它引发了这种让人发出惊叹声的体验，这些是我的星星，我的身体跟那些星星是连在一起的。同时还会深深地体验到狂喜，每次我看向窗外都有这种感受，一路上都是如此。这是一种全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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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没有跟他的同伴谈起他的狂喜体验——“这相当私密”——但是当飞船回到地球上后，他努力探询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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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挖掘科学文献，但我什么也没找到，我就去问航天中心附近的莱斯大学的一些人类学家，请求他们帮我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久后，他们来找我，向我点明了梵语中的一个词，三昧，指的是看到相互分离的事物，但是感觉它们是一个整体，伴有狂喜之情。我说，没错，那正是我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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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米歇尔继续研究，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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