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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怀疑主义被用作一个小的学派和团体的基础，但是现代怀疑论者——我在拉斯维加斯奇异会议上遇到的一伙无信仰者呢？这群怀疑论者和多元化一个群体真的能成为一个团体吗？根据我在拉斯维加斯出席奇异会议几天的观察，以及全球怀疑论者运动的规模来看，答案是肯定的。现代怀疑主义已经证明，创建一个有共同思想团体，你不需要相信上帝。第一次出席奇异会议的莎瑞亚说：“我成长于一个摩门教家庭，但我离开了那个家。也许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新家。”是的，她找到了一个新家。但我问她，你和这一团体的联系有多深？你真的会信任那些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陌生人吗？她想了一会儿说：“我想我会的。我遇到了一些真的很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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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主义作为群众运动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怀疑论者跟天主教教会一样，知道如何上演一个优秀的演出。怀疑论者运动中有许多魔术师、幻术师、喜剧演员和超自然调查者。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团体，其他人的蠢行也提供了许多笑料。但是现代怀疑主义能成为大众运动主要原因是，跟古代怀疑主义不同，它有积极的价值观和信念，它相信科学。《怀疑论者》杂志的创办人迈克尔·舍默对我说：“怀疑主义真的就是科学——它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从怀疑开始，然后寻找可验证的证据，用它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每一个积极的东西都有消极的一面：在怀疑论者的心灵中，科学的崇高力量在忙着跟宗教非理性和破坏性的力量开展“零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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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怀疑论者运动，跟基督教一样，因为感到它有不共戴天的敌人而需要组织起来保护其价值观而充满了活力。播客《怀疑论者宇宙指南》的主持人史蒂文·诺维拉对奇异会议的听众说，他因为支持疫苗而被天主教激进主义者给妖魔化了。他对听众说：“你们要了解这些人的思维模式。他们是非理性的，他们视我们为实施秘密计划以占领世界的邪恶的阴谋集团。”但是，在内华达沙漠中跟怀疑论者相处了几天后，我在想，现代怀疑主义本身是不是保留了这种我们对抗他们的思维方式。发言人之一、心理学家卡萝尔·塔夫里斯告诉听众：“我们人很少，他们人很多。所以我们需要容忍运动内部的分歧，把注意力放在科学思想真正的敌人上面。”怀疑论者有时把自己描绘为跟他们的文化中非理性的恶魔搏斗的英勇的圣徒：大桌子上出售的T恤上画着兰迪跟一个恶魔般的女性搏斗，上面写着“第一轮：戳穿！”兰迪在会上说：“我可以保证，你们在沙漠中开了几天会，回到家之后，能够更好地挫败你每天遇到的胡言乱语。”就像奇异会议是一种沙漠中的萨满培训。这里是一个理查德·道金斯所说的“清晰思考的绿洲”。在那里，就在几米之外，是一个充满胡扯、废话、无病呻吟的世界，必须反复谴责这些废话，就像路德在天主教堂朝猥亵的东西吐痰，必须揪出胡言乱语，从这片土地根除出去，就像圣帕特里克从爱尔兰把蛇赶走。像古代的怀疑论者那样，只安静地悬置信念，同时忍耐其他人的非理性是不够的，如果现代怀疑主义想成为真正的社会运动，那么它就需要一个使命，需要运动和战役，尤其需要敌人。这是现代怀疑主义的一个悖论：它拥护宽容，但又忙着跟宗教展开零和战争。世俗联盟的执行总监肖恩·菲尔克劳斯吼道：“今天国会里的神政主义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我们需要传播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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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靠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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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宗教之间善与恶的较量会导致一些非常缺乏判断力的陈述，比如“我相信科学”或者“科学是善的”，这两种说法我在奇异会议上都听到过，它还会造成对理查德·道金斯等科学家近乎宗教狂热般的尊敬。更加有趣的怀疑论者不满于仅仅取笑宗教激进主义或新时代的骗术（这样做很容易），而且批判性地省察我们的文化对科学的崇拜。比如，我们已经抛弃了旧的对预言家的力量非理性的信仰，代之以同样非理性地相信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世界的解释和对未来的预测。怀疑论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中指出，对社会科学的过度信任会跟宗教狂热一样有害。信贷紧缩不是宗教右派造成的，而是由于银行对经济学风险模型的信任、投资者对格林斯潘的信任，以及格林斯潘对市场完美理性的信任。我们的文化过度信任科学的另一个例子是精神分析造成的有害影响。我们的文化特别相信精神分析，许多心理学家对它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有一种宗教般的尊敬。弗洛伊德主义的信条是，所有的神经机能疾病都是童年时的性创伤（真实或想象的）引起的，这一信条不仅是错误的，还造成了大量的损害，尤其是精神病医师成功地在病人身上植入了虚假的性侵害记忆。怀疑论者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巧妙地说明了这一点。更加有趣的怀疑主义者认识到，导致非理性主义狂热兴起的，不只是宗教。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倾向，去过度相信权威和信仰体系，去攻击批评这些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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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明智的怀疑论者会赞同“科学方法”并非必定是“善”的——这种方法既能用于做好事，也能用于干坏事，全看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实际上，最善良的科学家们发明了原子弹，还需要你去决定如何使用它，所以越来越多的政府和研究机构成立生物伦理委员会，所以单纯地说“科学是善的”是不够的。有些现代怀疑论者还十分教条地确信上帝不存在，宇宙没有目的。量子物理学要我们去相信一些奇怪的事情——时间可以倒流、观察会改变物质、存在着多重宇宙、在其中一切皆会发生——以至于认为宇宙通过某种有意识的智慧相连，就像斯多葛派所理解的神。但是在其他领域，现代怀疑主义好像并不十分教条、武断。为什么这一运动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保持沉默？为什么它不攻击所有糟糕的科学，有意地忽略这一重大问题？为什么怀疑论者用那么多精力攻击狄巴克·乔布拉、詹姆斯·范·普拉，却很少攻击埃克森石油公司、雪佛兰以及他们在华盛顿的游说者？我想，答案是该运动本来是自由主义的，要求通过全球立法来控制和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将违反其自由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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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显然怀疑主义的兴起对我们的文化起了很大的帮助。你只要想想现在有的国家的巫医还会在祈求丰收的仪式中用孩子献祭，就会欣赏西方理性主义者的科学的胜利。新时代运动也许会哀悼巫术和万物有灵论的年代的消逝，但我很感激我们再也不会在挥舞着刀的祭祀面前颤抖。我可以肯定，如果我生活在美国，周围都是虚伪的福音派传教士、激进主义的议员和兜售恐惧的煽情快嘴，我也会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怀疑论者。但是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住在英国，我们的社会已经深深地世俗化了，去教堂的次数很早以前就在降低。从英国人的视角来看，道金斯和他的同类好像是古怪的历史人物，在重演他们早就获胜的战役。在我看来，他们打的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战役，比如气候变化或资本主义的道德危机。在他们讨伐有宗教信仰者时，怀疑论者好像蓄意忽略了我们从宗教传统中得到的益处——包括现在西方科学使用的许多治疗技巧，比如认知行为治疗和冥想。宗教是一个关于情感与改造我们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欣赏这些东西，同时批判宗教更极端、更有破坏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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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该上最后一课了，我们将深入探索哲学家如何跟社会打交道、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在下一堂课，我们将遇到犬儒学派。对于社会的病症，他们有一套非常激进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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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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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纷繁社会中的简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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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保罗教堂庄严的柱子前，冒出了零星的彩色蘑菇一样的帐篷。匆忙赶往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商务人士对佩特诺斯特广场上的标语视而不见：“开始即将到来”、“对高利贷说不”、“杀死你脑子中的警察”、“我们是幻象”。有一个穿着中世纪装束的人，戴着盖伊·福克斯面具，在帐篷周围叮叮当当地走来走去。还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巨大的塑料面具，还有一条标语，上面写着：“在资本主义的坟墓上跳舞。”有几个人打扮成僵尸（正值万圣节），突然把亡灵拖走。有供应食物的帐篷，有“静心中心”，一个临时电影院，一个教授冥想、幸福经济学等各种课程的“帐篷城市大学”。这，就是“占领伦敦”的营地了，在推特上的用户名是#occupylsx。它跟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占领活动一样，就像是2011年年底全球资本主义的脸上突然长出的疖子。主流媒体的评论员轻蔑地看着它们，之后是惊奇，接着是真正的困惑：“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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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占领者不要求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在展览。他们在纽约、伦敦、布里斯托、柏林、奥克兰等城市的街道上活动，展示出了另类的社会观。营地是理想家展出的无政府主义版本。他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团体的生活方式：努力废除独裁主义，提高参与度。伦敦一条标语写道：“来看看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每隔几个小时，占领者就在圣保罗教堂的台阶上召开一次大会，有人拿着话筒演讲，然后大会分成小组，讨论那个演讲，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反馈回去。占领者通过一种共同的手语表达他们的情绪——爵士手势代表同意，T手势的意思是你有一个技术方面的观点，交叉手腕表示你阻止投票。占领者在展示一种以分享和礼物而非财产和资本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他们在展示一种以想象、讽刺和幽默的喜剧方式来生活，而非坐在桌前看着钟表的生活方式。他们努力说明，要想快乐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一段人行道、一顶帐篷、一个睡袋，还有一些朋友。这是朴素的生活方式的典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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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勒的故事：简单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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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运动始于2011年9月17日，当时，温哥华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广告克星，号召用帐篷占领华尔街，仿效那年早些时候占领开罗解放广场的运动。《广告克星》是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杂志，也是一个致力于反文化干扰的抗议运动。其创办人和精神领袖是卡勒·拉森，70岁的他在努力推翻资本主义的行动中毫无倦态。卡勒对我说：“我们都处于一场文化革命的起点。我们现在的制度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在心理上是有侵蚀性的。它毁坏我们的地球，毁坏我们的心灵。公司控制了媒体，用消费主义的广告轰炸我们。至少75%的人陷入了消费的恍惚状态。他们完全被洗脑了。终有一天，人们在道琼斯下跌7000点时会突然醒悟，问到底怎么了，他们的生活将崩溃。他们将不得不重整旗鼓，学习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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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卡勒一开始就是做广告的。他的父母是移民到爱沙尼亚的苏联人。他在德国一个被驱逐出境者的营地长大，后移居澳大利亚，然后又到了日本，在那里他在20世纪60年代繁荣的广告业工作。他说：“那是一个很繁荣的年代，适合经商。我明白了广告业是干什么的。我发现广告是一个道德中立的行业，从业者不关心他们卖的是烟是酒还是可乐。对他们来说，广告只是一场有意思的游戏，社会反响跟他们无关。”他接着又移居到加拿大，在那里他参加了刚刚开始的环保运动。到1990年，卡勒跟一个环保分子组织在一起，发起反对伐木的运动。这个组织希望购买电视时段，播一段广告。“他们说不卖给我们。60亿美元的伐木业可以买，但是我们买不到。从那以后，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源于那次的怒火，因为意识到一方能上电视，而另一方不能。我们希望有表达的机会。只有人人都有发言权，民主才能真正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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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卡勒和他的朋友们在温哥华创办了《广告克星》。该杂志的全球发行量很快就达到12万册，刊登马特·泰比、比尔·麦吉本，以及卡勒和其他广告业的难民们设计的有趣的讽刺广告。在一则广告上，骆驼香烟20世纪90年代的代言人骆驼乔躺在病床上接受化疗。另一个广告上有一个松弛的伏特加瓶子，配的文字是“绝对阳痿”。还有一则，一个男模俯视着他的CK短裤，文字是“让男人痴迷”。卡勒说：“我们每天接触那么多吸引我们去消费的信息——上千，甚至上万条。我们努力在做的是，发出几条表达相反观点的信息。”卡勒说，戏仿广告运动的创意源自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情境画家运动，他们用街头艺术、海报和反文化涂鸦努力丑化工业资本主义的货币。卡勒说：“情境主义者谈论的一件大事是détournement，这是一个法语单词，意思是拿来一个现有的情境，然后巧妙地、柔道般地创造一个相反的情境，从而毁掉现有的情境。如果你是一个文化干扰机，你面对着耐克，它是一个跟各种权力一伙的大公司，但由于你跑得快，非常灵活，你抓住它们，用优美、漂亮、富有智慧的绝招把它们摔倒在垫子上，在某种程度上，你智取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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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广告克星发起了“无购物日”，在这一天参与者自愿停止消费24个小时。卡勒说：“许多人决定经受一下俯冲的痛苦——对一些人来说，这跟戒烟一样困难，抵制买一杯咖啡或一根巧克力棒的冲动是很困难的。人们经受了突然停止使用毒品一样的痛苦，他们浑身流汗，意识到购物的冲动就像是毒瘾。”广告克星运动的希望是，人们戒掉消费习惯，接受一种简单、自由、努力创造的生活。卡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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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生活运动的参与者都被消费文化伤害过。他们要么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要么有些情感障碍，或者失去了工作——他们真的因为活在相互残杀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遭受了痛苦。他们说，‘你知道，我不需要汽车，我不需要每个房间都有电视机的大房子，我不需要每个圣诞节都刷爆我的信用卡。我要放慢节奏，我要过更简单的生活，手里的钱就够我生活的了，我要做我喜欢做的工作，而不是报酬高的工作。’这些人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个人和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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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上去很平凡，但是卡勒明白，只有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放弃消费主义的意愿，所以他认为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斗争也许应该变得暴力一些。他写道：“美国需要把它从自己手中解放出来……我们将毁掉这个世界。”他对我说：“天知道革命之后会怎样。我们要自下而上地建立新的制度，我不知道这样的制度会是什么样子。”当问及他是否担心革命会带来一个更加独裁的制度，就像法国革命和俄国的革命那样，一小撮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哲学强加给大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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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这种危险。我这辈子一直都在学习革命，每一场革命都面临这样的危险。在早期阶段，全都是具有理想主义、追求真理、诚挚可信的人。但一旦他们获胜，就可能走向反面，就像在俄国那样。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的起点。我确信，多年之后，当我们获胜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将会变成恶魔。人类的精神就是这样运行的。但我仍然相信，获胜很重要，也担心我们以后会变坏。但眼下我们需要把当前的恶魔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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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像狗一样生活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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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的疗法通常都有政治维度。情绪紊乱通常源于我们的信念，而我们的信念可能源于我们的社会，源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及其价值观。所以哲学家要决定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斯多葛派的反应是安静地使内心独立于社会有毒的价值观。伊壁鸠鲁主义者的反应是离开社会，建立朋友组成的团体。这两种反应都不关心政治——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主义者都认为哲学家无力去改革社会，所以他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自己的自我实现。但是还有其他更乐观的观点，关于哲学家如何可以变革社会，从而不仅把他们自己解放出来，还要把整个社会从对文明的不满中解放出来。我们将在晚课检视这几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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