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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死后，犬儒主义分成了两股：文学犬儒主义和实践犬儒主义。在雅典和罗马，第欧根尼的一些学生不接受他激进的反社会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仍然继承了他的思想，努力通过讽刺去涂脏社会习俗的规则。毕竟，讽刺能撕掉文明的面具，揭露面具下面咧嘴笑着的羊。犬儒主义的讽刺作家，如梅尼普斯和卢西安，辛辣地讽刺同时代人的虚伪，这一传统在近代被乔纳森·斯威夫特等人继承了下来，斯威夫特说他讽刺英国社会的《一只桶的故事》是向第欧根尼的桶致敬。这种类型的犬儒主义今天仍在继续，如讽刺杂志《私家侦探》（Private Eye），打着灯笼在现代政治中寻找诚实的人（如此说来，美国最大的私家侦探公司之一叫第欧根尼是很合适的）。这种犬儒主义者行使着重要的社会职能，揭露着文明外表之下的腐败。想想安然公司，曾努力让全世界相信它是一家完美的公司，直到其谎言被基金公司Kynikos Associates揭穿（该公司的希腊创办人吉姆·查诺斯说，公司的名字是受了第欧根尼的启发）。Kynikos Associates“涂脏了安然公司完美的面具”。我们越来越需要这样的犬儒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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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活方式的犬儒主义也幸存了好几百年，以致在2世纪时卢西安曾抱怨说“街上爬满这些害虫”。有些学者认为，犬儒主义影响了早期基督教，可能也影响了耶稣本人。圣保罗的生活和著作也带有犬儒主义色彩，他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或者像后来的犬儒主义者《搏击俱乐部》中的泰勒·德登所说的那样，“我们成了世界上不停唱歌跳舞的玩偶”。）你可以看到犬儒主义者的苦行对基督教使徒的影响，他们跟第欧根尼不一样，真正离开了城市。还有后来的阿西尼的圣弗朗西斯等反对资本主义的人，放弃他们的财富，脱掉华服行乞。在启蒙运动时期，让-雅克·卢梭被称为一个发疯的“像狗一样的第欧根尼的后裔”，他用非常犬儒主义的话语斥责他的时代（他还喜欢向巴黎的路人暴露自己，这也很犬儒）。他宣称，文明使我们成了公众意见可怜的奴隶。文明人“活在自己之外，只活在他人的目光之中”。为了把自己从这种疏离中解放出来，卢梭离开巴黎，住在乡下。但是这种犬儒主义的实验不太管用：后来他烦恼地过着神经质的孤单生活，写了他的《忏悔录》，向公众做冗长、偏执的自我辩解。跟第欧根尼一样，卢梭越是宣称他独立于公众的意见，他好像越是渴望公众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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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亨利·戴维·梭罗宣布，他独立于美国社会，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了两年。他这样做是在有意模仿“古代哲学家”，并且是出于对现代学院哲学的鄙视。他写道：“如今有哲学教授，但是没有哲学家……做一个哲学家不仅是要有微妙的思想，甚至也不是要创建一个学派，而是如此热爱智慧，以致要按照它的指示生活，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容、信任的生活。”梭罗成功地证明了，一个人只需要做很少的工作、花很少的钱就能养活自己。但他对文明的拒斥并没有使他深入荒野——他最远只到了他的朋友爱默生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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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的再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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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朴素的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马列主义的出现而黯然失色，但是随着对苏联模式的幻灭，犬儒主义又回归了。你可以在情境主义者的哲学、1968年巴黎的抗议运动上看到它的影响，1968年抗议运动的目标不是用共产主义国家取代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通过海报艺术和反讽涂鸦的运动宣扬其彻底废除政府的理念。你还可以在60和70年代的“雅皮士”（或者“青年国际党”）身上看到犬儒主义的影响，他们因“格鲁乔·马克思”的花招而声名狼藉，像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朝地板上扔一卷卷的假钱引起混乱。你还可以在90年代的反资本主义活动中看到犬儒主义的反应，像“收回街道”，用恶作剧、胡言乱语、狂欢和街头演讲打破资本主义的梦想。艺术家班克斯是第欧根尼的现代后裔，他用街头艺术涂污消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班克斯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引用了第欧根尼的话，他还真的涂污货币，把戴安娜王妃的头像涂在10英镑纸币上。这类反资本主义的骚动在1999年西雅图抗议世界贸易组织时达到了顶点，反全球化运动在21世纪初逐渐平息，但过去几年里又强势回归了，这是受到了当前的金融和政治制度失灵的刺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当前的制度受到了不正当的操控：私有银行留下他们的利润，同时希望纳税人偿付他们的损失。为了让私有银行免于破产，政府预算被大幅度削减，债务飞涨。世界上的所有政府好像都希望气候变化问题简单地消失。面对这样的制度，住在帐篷中好像并不是很荒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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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生存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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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当全世界的政府努力但未能达成气候变化协议时，我访问了气候营地，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伦敦南部成立的一个组织。气候营地位于布莱克西斯草地的中央，是一个半径150米的圆，里面搭满了帐篷，周围有铁篱笆。你要穿过一道铁门，门上挂着一条标语，上面写着“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中”。脏皮士们坐在标语下的草袋子上，像印度神庙外的驴子一样看着来客。脏皮士们在看门，确保警察进不来。我进来时拿到的气候营地的行动手册上说：“不管你能提供什么，素食蛋糕还是三角桌，请至防御中心，为我们的组织在未来能摆脱独裁统治尽一份力量。”我走进左侧的接待帐篷，一位中年女士给我做了简短的介绍。她告诉新加入的人各种参与方式：可以承担做饭的责任、洗餐具的责任、安全责任（“巡视、检查帐篷的安全情况”）、拆除责任（遗憾的是，是拆除帐篷，不是拆除政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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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一个犬儒主义的记者一样问：“你们想实现什么？”她回答说：“哦，不是你们，希望是我们。我们在伦敦，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因为我们反对这一体系。我们认为它糟透了。我们不想去改革它，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辩论这一问题，我们就将陷入论辩，而这会伤害我们的大脑。”她轻轻敲了一下她的头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我们希望当前的体系……崩溃……消失。”她是一位指挥行动的老手。她曾经参与搭建和拆除金斯北帐篷，那次是抗议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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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营地对政府没能达成气候协议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它看上去是一个有趣的生存实验。毕竟，在伦敦郊外偏远的布莱克西斯草地运作一个“摆脱独裁的团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试想一下，运作一个没有边境和警察、人人都有发言权、公民身份不停变化的就在伦敦市中心的团体，而且周围都是噪音、车辆、污染、游客、醉汉、游手好闲之徒，还有大教堂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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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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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气候营地的组织者发起了“占领伦敦”运动。一天下午，在参观占领运动的营地时，我目睹了大会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前一天晚上，一位抗议者因为袭击另一位抗议者而被交给了警察。营地吸引了许多流浪汉，其中一些有精神、行为或吸毒问题，维持秩序很困难。占领者辩论该不该授权安全中心（负责维持营地成员安全的组织）把任何威胁其他成员身体或精神健康的人逐出营地。在辩论过程中，安全中心一位成员反对这一提议：“不要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力，我们不想要这样的权力，那应该是团体的集体责任。”虽然他很担心，但提议通过了，大家一起做了爵士手势。一位抗议者说：“我是同性恋少数群体，我们需要感到安全。”一个平头男喊道：“我反对这一提议！”支持者说：“你不能反对，我们已经进入了程序。”反对者说：“我能！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里没有警察，所以我反对。”疲惫的支持者恶声恶气地说：“已经通过了，让我们继续。”所以，通过投票，占领运动的团体无形中从无政府主义变成了不那么无政府主义。我瞥到了未来，一旦占领者夺过了英格兰的控制权，我们就会害怕半夜听到有人砸门以及喊叫声：“开门！我们是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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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地帐篷里的城市大学，我被一个关于“承认你的情绪”的两小时培训课程给迷住了。授课人说：“我希望你们结成对，分享你们的感受。”这让我想起地标论坛。BBC的纪录片制作人亚当·柯蒂斯指责地标的源头，即7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扼杀了60年代的革命，因为它把60年代愤怒的抗议者变成了70年代平和的励志狂。然而，在占领运动的培训课上，我意识到，这两股潮流合二为一了：1968年的无政府主义，以及7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占领者上冥想课、幸福经济学、形体艺术和即兴表演课，个人跟政治联系在了一起。但也许占领运动太乌托邦了，以致政治被排在了不着边际的感情之后。一位占领者跟我分享说：“我叫维纳斯，我发起了一个爱的全球运动。”说完她就哭了。她在营地里待了两个半星期，跟其他许多抗议者一样，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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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一直是激动人心的事件。柏拉图最早在《理想国》中使用了“私有化”一词，他用这个词来描述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民主社会，人们的感情也被“私有化”了——我们不再会感受到集体情绪，除了在观看苏珊大妈在英国达人秀上演唱《我曾有梦》的时候。但柏拉图说，在革命之后，我们将像一个人一样思考和感受。他说得对：在革命期间，人们会获得短暂、令人陶醉的集体情绪体验的时刻——所有的人，像一个人一样思考和感受。华兹华斯在反思他年轻时游览革命时期的法国的经历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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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多么令人高兴的希望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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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我们旁边的同道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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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心充满强烈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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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拂晓，活着感到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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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犹如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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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官僚政治回归到更加原始的共同体情感。但在那之后，你的热情冷却，然后就回家了。或者你获得了权力……之后你要建立新的官僚机构、新的体制、新的规则去统治国家，但激情退去之后，不信任和憎恨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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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逃离社会，将一切抛诸脑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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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不需要拆除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它好像正在很好地击败它自己。我们只需要支起帐篷，煮点儿茶，为必然的垮台做好准备。准备得最充分的人是尼尔·安塞尔。他在威尔士山上的一个农舍里住了5年，其间几乎不见其他人。他说：“我觉得我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了。”尼尔在伦敦的西蒙社区住了几年后，决定住到山上去。西蒙社区按照严格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为无家可归者运行。志愿者和无家可归者每周都只有7英镑的生活费，所有人一起吃饭，一起在地板上睡觉。尼尔说：“那是一位天主教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吸引了各种奇怪的人。这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旁边的人曾经是僧人。大部分人在这里住几个月的时间——我待了3年，最后负责那里的运营，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有50~100个无家可归者住在那里。”他说，跟浪漫的想象相反，流浪汉的生活并不逍遥。“大部分无家可归者过得都非常不开心。他们跟残酷的现实做斗争，通过吸毒来逃避现实。有一年，有20多个我认识的人死于海洛因。这种生活不安全——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欠人5英镑而被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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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尼尔四处旅行，5年中游览了50个国家。他搭便车、露宿街头、帮人干农活。最后他回到伦敦，跟二三十个人住在海格特墓地旁边的一个有十五间卧室的空房子里。“那里很混乱。你没法控制谁可以住进来，所以住进来的有吸毒的、酗酒的、反社会的。”住在那儿时，尼尔收到一位在西蒙社区里他曾帮助过的女性的来信。她刚刚嫁给了一个人，那个人在威尔士的庄园里有一个山间小屋，她把这个小屋送给尼尔住。“我觉得我需要安静地待一段时间，体验在一个地方住是什么样子。过去10年间，我一天也没独处过，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做到。”尼尔并没有真的放弃文明，因为他“总是游走在文明的边缘”。但是他在威尔士隐居时确实过着简单的生活。他偶尔会有访客，但是大部分时间就他一个。他感到孤独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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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孤单跟孤独相反。我从没感到无聊，因为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用了好几年时间才把一切处理好、理顺，但我变得非常自足，自己种菜，采浆果和蘑菇，自己酿接骨木花酒。不干活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想，几乎就像冥想的状态。内心的唠叨消退了，我沉浸在周围的环境中。在那里的时候我记日记，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从日记中消失，变成了自然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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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居岁月结束时，尼尔因为甲状腺感染而生了重病，他的生活几乎无法自理。“这让我反思我对自己的自足能力的自信。我意识到，这取决于健康和有没有家人等情况。”5年后，尼尔离开木屋，结识了一个女孩，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孩子把他带回了文明世界，一家人搬到了布莱顿。他承认：“在山上养活一家人非常困难——冬天非常冷，身体受不了。”尼尔在《大志》杂志找了一份工作，成了一位卧底记者，揭露腐败问题。他说：“这份工作全靠勇气，一定要有胆量，我能做。在荒野中生活让我的注意力很集中，给了我内心的宁静，以及冒险的力量。”他的女儿现在一个14岁，一个9岁，尼尔全身心地照顾她们。“这是我在城里住的最长的一段时间。现在我为了其他两个人活着，这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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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的方式也许太极端了，极难付诸实践。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有家庭，我们需要政府保护孩子、病人、老人和少数族裔。无政府不是一个实际的选择，虽然犬儒主义者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文明的舒适是天经地义的，要训练自己为可能的崩溃做好准备。我们的下一位老师，柏拉图，对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案。他想知道，政府是不是必然是无法修补的，有没有可能对它加以改革和补救，如果哲学家掌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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