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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生存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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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当全世界的政府努力但未能达成气候变化协议时，我访问了气候营地，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伦敦南部成立的一个组织。气候营地位于布莱克西斯草地的中央，是一个半径150米的圆，里面搭满了帐篷，周围有铁篱笆。你要穿过一道铁门，门上挂着一条标语，上面写着“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中”。脏皮士们坐在标语下的草袋子上，像印度神庙外的驴子一样看着来客。脏皮士们在看门，确保警察进不来。我进来时拿到的气候营地的行动手册上说：“不管你能提供什么，素食蛋糕还是三角桌，请至防御中心，为我们的组织在未来能摆脱独裁统治尽一份力量。”我走进左侧的接待帐篷，一位中年女士给我做了简短的介绍。她告诉新加入的人各种参与方式：可以承担做饭的责任、洗餐具的责任、安全责任（“巡视、检查帐篷的安全情况”）、拆除责任（遗憾的是，是拆除帐篷，不是拆除政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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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一个犬儒主义的记者一样问：“你们想实现什么？”她回答说：“哦，不是你们，希望是我们。我们在伦敦，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因为我们反对这一体系。我们认为它糟透了。我们不想去改革它，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辩论这一问题，我们就将陷入论辩，而这会伤害我们的大脑。”她轻轻敲了一下她的头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我们希望当前的体系……崩溃……消失。”她是一位指挥行动的老手。她曾经参与搭建和拆除金斯北帐篷，那次是抗议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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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营地对政府没能达成气候协议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它看上去是一个有趣的生存实验。毕竟，在伦敦郊外偏远的布莱克西斯草地运作一个“摆脱独裁的团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试想一下，运作一个没有边境和警察、人人都有发言权、公民身份不停变化的就在伦敦市中心的团体，而且周围都是噪音、车辆、污染、游客、醉汉、游手好闲之徒，还有大教堂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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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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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气候营地的组织者发起了“占领伦敦”运动。一天下午，在参观占领运动的营地时，我目睹了大会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前一天晚上，一位抗议者因为袭击另一位抗议者而被交给了警察。营地吸引了许多流浪汉，其中一些有精神、行为或吸毒问题，维持秩序很困难。占领者辩论该不该授权安全中心（负责维持营地成员安全的组织）把任何威胁其他成员身体或精神健康的人逐出营地。在辩论过程中，安全中心一位成员反对这一提议：“不要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力，我们不想要这样的权力，那应该是团体的集体责任。”虽然他很担心，但提议通过了，大家一起做了爵士手势。一位抗议者说：“我是同性恋少数群体，我们需要感到安全。”一个平头男喊道：“我反对这一提议！”支持者说：“你不能反对，我们已经进入了程序。”反对者说：“我能！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里没有警察，所以我反对。”疲惫的支持者恶声恶气地说：“已经通过了，让我们继续。”所以，通过投票，占领运动的团体无形中从无政府主义变成了不那么无政府主义。我瞥到了未来，一旦占领者夺过了英格兰的控制权，我们就会害怕半夜听到有人砸门以及喊叫声：“开门！我们是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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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地帐篷里的城市大学，我被一个关于“承认你的情绪”的两小时培训课程给迷住了。授课人说：“我希望你们结成对，分享你们的感受。”这让我想起地标论坛。BBC的纪录片制作人亚当·柯蒂斯指责地标的源头，即7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扼杀了60年代的革命，因为它把60年代愤怒的抗议者变成了70年代平和的励志狂。然而，在占领运动的培训课上，我意识到，这两股潮流合二为一了：1968年的无政府主义，以及7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占领者上冥想课、幸福经济学、形体艺术和即兴表演课，个人跟政治联系在了一起。但也许占领运动太乌托邦了，以致政治被排在了不着边际的感情之后。一位占领者跟我分享说：“我叫维纳斯，我发起了一个爱的全球运动。”说完她就哭了。她在营地里待了两个半星期，跟其他许多抗议者一样，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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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一直是激动人心的事件。柏拉图最早在《理想国》中使用了“私有化”一词，他用这个词来描述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民主社会，人们的感情也被“私有化”了——我们不再会感受到集体情绪，除了在观看苏珊大妈在英国达人秀上演唱《我曾有梦》的时候。但柏拉图说，在革命之后，我们将像一个人一样思考和感受。他说得对：在革命期间，人们会获得短暂、令人陶醉的集体情绪体验的时刻——所有的人，像一个人一样思考和感受。华兹华斯在反思他年轻时游览革命时期的法国的经历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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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多么令人高兴的希望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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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我们旁边的同道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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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心充满强烈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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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拂晓，活着感到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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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犹如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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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官僚政治回归到更加原始的共同体情感。但在那之后，你的热情冷却，然后就回家了。或者你获得了权力……之后你要建立新的官僚机构、新的体制、新的规则去统治国家，但激情退去之后，不信任和憎恨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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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逃离社会，将一切抛诸脑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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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不需要拆除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它好像正在很好地击败它自己。我们只需要支起帐篷，煮点儿茶，为必然的垮台做好准备。准备得最充分的人是尼尔·安塞尔。他在威尔士山上的一个农舍里住了5年，其间几乎不见其他人。他说：“我觉得我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了。”尼尔在伦敦的西蒙社区住了几年后，决定住到山上去。西蒙社区按照严格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为无家可归者运行。志愿者和无家可归者每周都只有7英镑的生活费，所有人一起吃饭，一起在地板上睡觉。尼尔说：“那是一位天主教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吸引了各种奇怪的人。这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旁边的人曾经是僧人。大部分人在这里住几个月的时间——我待了3年，最后负责那里的运营，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有50~100个无家可归者住在那里。”他说，跟浪漫的想象相反，流浪汉的生活并不逍遥。“大部分无家可归者过得都非常不开心。他们跟残酷的现实做斗争，通过吸毒来逃避现实。有一年，有20多个我认识的人死于海洛因。这种生活不安全——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欠人5英镑而被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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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尼尔四处旅行，5年中游览了50个国家。他搭便车、露宿街头、帮人干农活。最后他回到伦敦，跟二三十个人住在海格特墓地旁边的一个有十五间卧室的空房子里。“那里很混乱。你没法控制谁可以住进来，所以住进来的有吸毒的、酗酒的、反社会的。”住在那儿时，尼尔收到一位在西蒙社区里他曾帮助过的女性的来信。她刚刚嫁给了一个人，那个人在威尔士的庄园里有一个山间小屋，她把这个小屋送给尼尔住。“我觉得我需要安静地待一段时间，体验在一个地方住是什么样子。过去10年间，我一天也没独处过，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做到。”尼尔并没有真的放弃文明，因为他“总是游走在文明的边缘”。但是他在威尔士隐居时确实过着简单的生活。他偶尔会有访客，但是大部分时间就他一个。他感到孤独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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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孤单跟孤独相反。我从没感到无聊，因为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用了好几年时间才把一切处理好、理顺，但我变得非常自足，自己种菜，采浆果和蘑菇，自己酿接骨木花酒。不干活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想，几乎就像冥想的状态。内心的唠叨消退了，我沉浸在周围的环境中。在那里的时候我记日记，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从日记中消失，变成了自然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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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居岁月结束时，尼尔因为甲状腺感染而生了重病，他的生活几乎无法自理。“这让我反思我对自己的自足能力的自信。我意识到，这取决于健康和有没有家人等情况。”5年后，尼尔离开木屋，结识了一个女孩，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孩子把他带回了文明世界，一家人搬到了布莱顿。他承认：“在山上养活一家人非常困难——冬天非常冷，身体受不了。”尼尔在《大志》杂志找了一份工作，成了一位卧底记者，揭露腐败问题。他说：“这份工作全靠勇气，一定要有胆量，我能做。在荒野中生活让我的注意力很集中，给了我内心的宁静，以及冒险的力量。”他的女儿现在一个14岁，一个9岁，尼尔全身心地照顾她们。“这是我在城里住的最长的一段时间。现在我为了其他两个人活着，这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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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的方式也许太极端了，极难付诸实践。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有家庭，我们需要政府保护孩子、病人、老人和少数族裔。无政府不是一个实际的选择，虽然犬儒主义者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文明的舒适是天经地义的，要训练自己为可能的崩溃做好准备。我们的下一位老师，柏拉图，对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案。他想知道，政府是不是必然是无法修补的，有没有可能对它加以改革和补救，如果哲学家掌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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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10 我们能建立一个完美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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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是一位34岁的柏拉图主义者，住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年轻时，亚历山大广泛地求索，努力寻找资本主义之外的信仰。他认为对他最有意义的是伊斯兰教，尤其是苏菲派。他听说也门有一所学校教阿拉伯语课，所以20多岁的时候，他辞掉工作，去了也门哈德拉毛山谷中的塔里木，入读了达尔·阿尔穆斯塔法（Dar al-Mustafa）宗教学校。这所学校在类似修道院的环境中教阿拉伯语以及伊斯兰教哲学。500名学生，包括许多外国学生，在宿舍中一起住，一起吃，每天一起祈祷5次，一起学习伊斯兰教。亚历山大说：“这成了每天的固定日程，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如果你错过了一次祈祷，你就会觉得不对劲。”塔里木是也门的宗教中心，但要比达拉斯穷，比达拉斯小。但亚历山大喜欢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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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没有铺砌过，房子是用泥和砖盖的，都紧挨着。那里非常简朴，显得很有灵修气氛。它不像美国的城市，如拉斯维加斯，大楼之间竞相争夺注意力、显得独特。整个环境很静穆，连塔里木不属于宗教团体的人都知道那里的人有着崇高的理想，在努力建立跟上帝更紧密的联系。他们努力获得一种精神体验，去创造接近神的狂喜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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