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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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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枯燥的学术追求。对柏拉图来说，发现现实是整个人格必须经历的一场旅行。柏拉图对人类复杂的心理进行了非常细致深入的解释，它预见到了许多现代心理学理论。最重要的是，他提出，我们有不止一个自我，而是好几个自我。我们的心灵由几个相互竞争的系统组成，每个都有它自己的内容。他提出了一个三重结构——有理性、反思系统；活跃的、情绪化的系统；还有物质欲望的基本系统。你可以把它比作神经科学家保罗·麦克莱恩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大脑结构。麦克莱恩提出，人类有一个爬行动物的本能系统、一个哺乳动物的情绪系统，还有一个新哺乳动物的高级推理系统。柏拉图还是第一个提出我们有无意识的西方思想家，无意识在我们睡着时自由地表达其非法的欲望（比如跟父亲或母亲上床的欲望）。柏拉图认为，不同的政治制度会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不同的影响。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柏拉图所说的“民主个性”，在那里，心灵的不同部分没有秩序或等级。一会儿是情绪系统掌权，一会儿又是理性系统掌权，接着我们又被我们的物质欲望控制了。在这种社会中，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我们的消费文化鼓励我们满足我们的多个侧面。正如柏拉图所说，我们的个性就像处于内战中的社会，或者一艘没有船长的船，每个船员喊着朝向一个方向。这种心灵观把心灵看作相互竞争的冲动和不同系统之间的骚乱，现在它在神经科学王国非常流行——实际上，大卫·伊格曼写过一本书，叫《隐藏的自我》（Incognito），为柏拉图的观念辩护，认为我们的自我就像一个各个党派争夺控制权的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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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柏拉图坚持认为、神经科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们开始接受的是，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理性或新哺乳动物系统，使之凌驾于其他系统之上，去努力做出更加理性、智慧和长远的决定。简单来说，这就是要抵制抽烟或再吃一块布丁的冲动。柏拉图跟斯多葛派一样指出，每当我们用我们有意识的理性凌驾于我们的冲动之上，我们就强化了理性的规则。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在练习这种做法，我们慢慢地就能使相互竞争的系统融洽起来，就像和弦的音符（他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得到的这种观念）。然后，我们不会像木偶一样被相互竞争的冲动四下扯动，而是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变成了统一的自我，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嘈杂的多个自我。变成完整的人需要某种萨满式的训练，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训练，因为生理的冲动必须加以缓和与调整。像柏拉图经常说的那样，必须像驯服烈马一样驯服身体。生理欲望会遮蔽我们的理性，阻止理性追求真理。只有在我们训练好身体、净化掉它对我们的理性的影响之后，我们的心灵才能不受阻碍地上升到神那里。就像萨满在此岸世界死掉，然后飞升到精神王国一样，哲学家们的理性冲出身体的监狱之后，也将飞升至纯粹的真理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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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成为剧作家的柏拉图赋予了西方文化对灵魂上升非常漂亮的描述。他说，哲学家长出翅膀，从现象世界飞向与绝对狂喜的结合。哲学其实是一种疯狂的爱（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灵魂想起它的精神家园，希望再次看到它。因为相思病，灵魂在地球上徘徊，绝望地想看见它的爱人智慧的面容。我们会爱上这个女孩或那个男孩，因为他们很漂亮，多少会令我们想起了神。但接着我们意识到，他们只是某种更高、更普遍的东西特殊的表现。所以哲学家慢慢地从特殊上升到整体，直到最后看到了绝对美的面孔，陷入狂喜。或者，在另一著名的神话中，哲学家“醒来”后意识到，现象世界只是幻象之洞，被他们当作现实的只是被投射到洞中墙壁上的木偶的影子。哲学家努力把他自己从这种幻象中解放出来，从洞中走到阳光下。这时，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一样，这位哲学家决定回到洞里，努力唤醒其他人，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在看的是一场演出。但如果人们不想醒来怎么办？如果他们为哲学家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而恼怒该怎么办？如果他们愤怒地要求哲学家坐下，甚至开始嘲笑他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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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社会对哲学家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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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柏拉图面对过的一个问题。萨满有着界定得很清楚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他或她颇受尊敬，其权威在流传了上千年的集体神话和仪式中是固定的。但是哲学家，作为文化人物，只有大约一个世纪的历史（毕达哥拉斯是最早在公元前6世纪使用这个称呼的人），仍受到深深的怀疑。柏拉图努力创造新的神话，以巩固哲学家萨满这一新的角色。但是雅典人的民主社会恼人地不愿意接受哲学家的权威，在他的更高智慧前卑躬屈膝。实际上，哲学家经常遭到嘲笑而非尊敬。比如，苏格拉底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遭到嘲笑，苏格拉底的头飘在云中。跟今天很相像，哲学家因为其苍白、不谙世故、结结巴巴而受到嘲弄。他们喋喋不休地胡说八道，对政治事务一窍不通。更糟糕的是，有些人还认为哲学家会对人产生腐化作用。在大众的心目中，真正的哲学家萨满如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跟解构传统道德又不提供替代品的智者派哲学家毫无区别。这一混淆导致苏格拉底——被柏拉图称为“我认识的最好、最睿智的人”——在公元前5世纪末因为渎神而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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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乃至整个西方文化造成了创伤。以前萨满和首领在共生关系中同时存在，现在，哲学家萨满处于他的社会之外，鄙视它，不希望跟它有任何关系。苏格拉底在雅典的街头漫步，跟他的同胞作哲学对话，鼓励他们照料他们的灵魂。但在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好像失去了对民主和他的同胞们的信仰。他写道，哲学“在普通人中间是不可能的”。哲学家们认识到民主国家的腐败，应该“安静地生活，洁身自好……他们认为世界充满不道德的行为，满足于使自己不受现世的恶行的玷污，最后愉快、镇静、充满希望地离开这个世界”。哲学变成了个人的心灵实现之旅，个人宣布独立于现代社会腐败的价值观。它变成了个人神秘主义，或完善自我修养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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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一个哲学家统治的完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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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柏拉图忍不住地想：哲学家掌权会怎样？他们迫使公众听他们的话、服从他们的命令会怎样？这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对话录，可能也是西方哲学最著名的著作《理想国》中的想象。这本书宣称，“在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和统治者真正地成为哲学家之前，国家和人性的麻烦就不会终结。”接着柏拉图想象了一个哲学家统治的完美社会。《理想国》类比了个人和国家。它提出，任何社会都有三个主要的阶层，这对应着心灵的三个中心——知识分子，代表理性系统；士兵，代表激情或情绪系统；商人，代表生理欲望系统。就像在心灵中那样，每个阶层都有其主导动机：知识分子想得到真理，士兵想获得光荣，商人想要得到钱。就像个人的正义需要理性控制和调整心灵的其他系统，国家的正义需要知识分子或哲王控制和调整社会的其他阶层。每个阶层都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功能，或者如柏拉图所说，“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意味着只有哲王才能践行哲学，其他人都要服从命令，不得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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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想象的理想国中的哲学家和士兵从一出生，就要极端禁欲和接受严格的教育。柏拉图最重要的目标是社会精神方面的统一。他希望消灭士兵的自我意识，他们“我”和“我们”意识，以便使他们彻底认同整体。未来的士兵在大约5岁被政府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带走，并且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以便使他们对特定的成年人没有私人依恋关系。他们在政府开设的寄宿学校长大，在学校中，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校长控制着。柏拉图说，这是理想国最重要的立场。校长控制着学生吃什么、如何锻炼、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他们童年的各个方面都被国家控制着，因为他们遇到的一切都会在他们蜡一般柔软敏感的心灵上留下印痕。尤其要密切关注他们读的故事和听的音乐——柏拉图担心现代音乐和戏剧对雅典年轻人的毒害，以及雅典文化无休止的创新。他写道：“不发生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就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音乐和文学。”因此，国家必须小心地操控和管制艺术，以便引导人们的激情迈向真和美。实际上，艺术或理想国的其他方面不需要革新，只要哲王保持跟现实的神圣形式的密切交流。年轻的士兵长大后，要学习哲学，学习绝对深层的秘密。当他们该繁衍后代的时候，国家要巧妙地让最优秀的男兵娶到最优秀的女兵，以便提高自己的阶层遗传方面的纯洁性，且任何在精神和身体方面有残疾的后代都要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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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哲学家和士兵在获知了绝对的秘密之后，会在意地球上的生活？毕竟，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哲学家不关心世俗事务，不关心自我、家人或国家，甚至生命本身。他们只关心绝对、神、宇宙整体。所以，怎么能说服他们归回尘世，去关心交通政策、城市的管道系统这类事情？柏拉图认为，也许有必要诉诸善意的谎言。他认为，要从小就告诉理想国的所有成员，他们是从理想国的土地里冒出来的，所以他们都是兄弟姐妹，理想国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母亲。他希望，这一“高贵的谎言”能够说服哲学家勉强愿意跟政府机构打交道，虽然他们真的只想终日沉思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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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弄清《理想国》有多严肃。在这一章中我写的是“柏拉图说”，而其实，柏拉图本人在他的所有对话中什么都没说。他只是创造了一种木偶戏，在戏中各种角色表达各种不同的意见。他的主要木偶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没有提供一套融贯的哲学，在不同对话中经常改变立场。我们很难说清柏拉图什么时候是真诚的，什么时候是在开玩笑。有时他好像是在开玩笑，如苏格拉底声称他证明了哲学家比僭主快乐729倍。柏拉图的哲学中有大量有意识的巧办法，甚至玩笑。典型的做法是，苏格拉底描述某种来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版本，包括会飞的哲学家、纯粹日光构成的宫殿。接着他又说“这只是故事”，或者“也许这类东西是真的”。也许这是为了防止我们在理解他的著作时太过僵化。要我们自己去追溯真理，而不是相信柏拉图的话。还有可能柏拉图是在从政治上保护他自己，以便有人控告他阴谋发动革命时，他可以辩解说“但这一切都只是愚蠢的故事”。这种游戏态度还表现在柏拉图是一位很现代的作者：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为社会创作宗教神话，同时也指出神话的虚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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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现代学者把柏拉图的《理想国》当作真的，批评有些人把它视为极权主义的模板。就像在20世纪的极权国家一样，在理想国里，私人生活被消灭了。国家对公民的再教育是全方位的，涉及他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跟现代极权国家一样，我们会遇到把国家比作医生这一不幸的比喻，清洗政治身体的道德疾病，如果有必要的话，切除任何癌变部分。也许这种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类比、一个比喻。但是比喻是危险的东西，它们可以切入现实，造成破坏。这一比喻的危险之处在于，正义的社会跟正义的个人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个人或宗教团体也许会选择使他们自己去经受严厉的禁欲训练，以获得精神智慧，这是他们的选择。但是一个巨大的、多元文化的社会不太可能做出这一选择，因为人们对于幸福生活有着不同的观点，这意味着一些知识分子会把人民置于最严厉的控制之下，训练人民“为了他们的好处”而控制自己的意志。从这一角度来说，《理想国》让读者第一次看到了现代的革命知识分子有多么吓人，他们在塑造其完美社会时，对怜悯的乞求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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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式社区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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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为柏拉图的乌托邦计划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危险的。但也许可以有较小规模的柏拉图式社区，在那里，意见一致的成年人一起朝绝对努力。这是经济科学学校（SES）背后的理念。这所英国律师利昂·麦克莱伦1937年建立的学校，今天仍规模庞大。这所学校豪华的总部位于伦敦的邦德街旁边，是一个位于牛津郡的大型乡村庄园，叫沃特佩里庄园。这所学校在英国各地还有18个中心，在15个国家有附属学校。经济科学学校在全球估计有大约2万名成员，包括演员休·杰克曼。麦克莱伦在温布尔登公园的湖边一次顿悟之后，建立了这个学校，那时他意识到“存在着真理，存在着正义，它们是可以找到、可以教授的。”他想“按照古代的方式”建一所学校，尤其是苏格拉底式的（虽然苏格拉底没有建过学校）。学校晚上的课程将把好奇的心灵聚在一起，学习人、社会和宇宙背后的自然法——麦克莱伦相信柏拉图、《圣经》和莎士比亚戏剧中揭示了这些自然法。20世纪50年代，麦克莱伦遇到了印度大师萨拉斯沃蒂，深深地受到了他的启发，因此学校的课程融合了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和东方的吠陀哲学。既教冥想课，也有苏格拉底式的小组对话。但对话不像柏拉图最初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那样，完全是开放式的。从不会质疑真理，或者永恒的精神王国的存在。其信仰的一条是，萨拉斯沃蒂跟神圣王国有着密切的接触——实际上，他被认为是俗世中最接近神的人，因此值得绝对地尊敬、信任和服从。麦克莱伦被认为是神之梯的第二阶，同样值得完全地尊敬和服从。怀着绝对的服从，学生们能发现彻底的自由。他们抛弃自我之后，就会发现他们真正的自我。跟一位在世印度大师的关系是这所学校发展的关键，因为其成员们跟柏拉图一样，想创立一种信仰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依赖古代文本的权威，经济科学学校的成员们仍在翻译柏拉图和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的著作。但是很久以前就去世的哲学家的话不像在世的大师的话那样鼓舞人心，在世的大师能在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时指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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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成立50年左右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媒体才开始对这个奇特的组织感到好奇。当时一些学院哲学家抱怨说，这所学校引人注目地广告的哲学课程，现在报纸上和地铁里还有，其实是虚假广告，因为那些课程并不是一般哲学的入门课，只是某种特定的宗教哲学的入门课。1984年，两位《标准晚报》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揭露所谓的“秘密教派”，批评他们看到的这所学校邪教般的思维方式，学校的成员只相互交好，排斥那些离开的人。成员们无异议地服从其领导者也被记者认为是邪教的表现。还有该校的“哲学礼拜式”，学员们每周要在学校无偿地做许多个小时的杂务。“学校优先，其他一切都在是次要的”的态度也被认为很危险——因为“其他一切”甚至包括你的孩子。该校认为妇女是非理性的、过于情绪化的，需要男性的理性的指导，而其他人认为这种态度是一种倒退。该校甚至被指责努力渗透英国政治——经济科学学校的一位高级成员罗杰·平凯姆是自由党1979~1982年间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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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校长伊恩·梅森对我说，该校被误解了。他说：“我们的理念不是为了消除自我而消除自我，而是让你保持跟你的自我的联络，帮助你区分真实的和虚假的，去滋养和强大你的心灵。但早年间可能对该校领导者的态度太没有异议了，人们接受了麦克莱伦的说法，并且不动脑子地加以应用。”但公平地说，如果柏拉图今天建立他的学园，或者伊壁鸠鲁建立他的学园，他们也可能会被控为邪教。在我看来，哲学学校的模式有两种。一种学校提供一系列不同的哲学，供学生考虑和反思，并不要求学生真正要去信奉它们。这种自由主义的模式基本上就是多数学校的模式所教的。另一种是建立一个跟古代概念更接近的哲学学校，只教学生一种特殊的哲学、一种伦理生活方式。他们要信奉这种哲学，并努力彻底地改变他们的自我。今天最接近这种模式的便是经济科学学校，所以看看它的遭遇、它犯了什么错会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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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情愿的柏拉图式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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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在1975年为经济科学学校的成员建立了两所儿童学校。麦克莱伦建立这两所学校是受了《理想国》和柏拉图后期的著作《法律篇》中的例子的启发。柏拉图这两部著作都既是政治哲学著作，也是教育学专著。柏拉图好像认为，如果哲学家不能统治社会，退而求其次的便是建立学校，训练下一代领袖。哲学家萨满的高贵形象逐渐发展成了更加平凡的教师。麦克莱伦在伦敦中部建立了两所儿童学校：圣詹姆斯女校和圣维达斯特男校，两所学校都由经济科学学校的管理者和职员们管理。学生们的年龄在5~18岁之间，他们在这里学习该校的哲学。学生们要上冥想课、古希腊哲学、东方哲学、梵语、吠陀舞蹈、吠陀数学、莎士比亚、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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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孩子们就肩负着很高的期望，他们被期望成为未来的精神精英，受到完美训练的一代哲学家士兵，他们可以拯救西方文明。但是有些孩子不想成为哲学家士兵。他们憎恨被迫穿滑稽的制服，过不上其他伦敦孩子享受的正常生活。他们觉得被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有些老师很优秀（女演员艾米丽·沃森的妈妈是一位很受尊敬的老师），但是有些老师，自己绝对地服从学校的等级秩序，对孩子们的不服从坚决打压。他们不是职业的老师，许多老师刚刚接触他们要教的东西，也许会感到要教的东西不对头。也许，像哲学家柏拉图一样，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神，以至于他们丝毫也不怜悯俗世中不完美的人。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些老师把学生置于恐怖的统治之下。学生们被取笑、遭棒打、被拳头打脸和肚子，被扔出教室，被用板球砸或被用健身绳抽打。如果学生向他们的父母抱怨，他们通常都不会得到同情。父母们是属于同一个存在强烈的等级秩序的组织。2006年一份独立报告曝光了这些毒打，因为之前的学生在网上讲述了他们恐怖的遭遇。相关老师受到“正式警告”，不再在圣詹姆斯任职，虽然他们仍是经济科学学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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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詹姆斯学校现在显然被职业教师运作得好多了，吸引了一些布鲁克林格林有钱人家的孩子。今天，只有大约10%的孩子的父母跟经济科学学校有关，所以该校的精神哲学不可避免地被稀释了，慢慢地跟主流社会更加接近。但仍有许多人的生活被那10年间的无能和暴打给破坏了。该校过去的一些做法仍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如时而会把18岁以上的圣詹姆斯的女毕业生嫁给年龄更大的经济科学学校男子，甚至是嫁给该校的老师。比如，校长伊恩·梅森在圣詹姆斯教法律，就先后娶了两个圣詹姆斯以前的学生（第一次婚姻是麦克莱伦撮合的，未能长久，第二次婚姻好一些。梅森指出，他没教过这两位学生，她们嫁给他的时候都已经20多岁了）。经济科学学校目前的领导人唐纳德·兰姆也娶了该校以前的一位学生。甚至还有给18岁的女生和年纪更大的男性成员安排的两场舞会，一些人因此而成婚。梅森说：“舞会是响应一些年轻女性的要求，她们希望有机会遇到经济科学学校合适的青年男子，这都是很纯洁的活动。我要强调，没有发生过强迫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该校鼓励内部通婚，以保存其反文化的价值观：许多宗教组织都这么做。然而，正如梅森承认的那样，“这有些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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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经济科学学校并非“秘密邪教”。它已经失去了它魅力超凡、独裁的领导人，它的成员在减少。对我帮助很大、很坦诚的伊恩·梅森承认，他的两个十多岁的女儿“对冥想毫无兴趣，并抱怨说只能结识其他经济科学学校成员的家庭”。经济科学学校在我看来是一项有趣的实验，是把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哲学变成真正的团体和生活方式的有趣尝试。但是该校历史的一些方面也说明，这样的团体会因为献身于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而变得教条化，因此，在把自己的哲学强加给自己的孩子时要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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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堂课，我们将结识普鲁塔克。他是一位老师，有意识地从他的学生中培养伟大领袖，让他们毕业后作为哲学家英雄去改造他们的社会。让我们看看他的理念对我们的时代是否更加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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