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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成立50年左右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媒体才开始对这个奇特的组织感到好奇。当时一些学院哲学家抱怨说，这所学校引人注目地广告的哲学课程，现在报纸上和地铁里还有，其实是虚假广告，因为那些课程并不是一般哲学的入门课，只是某种特定的宗教哲学的入门课。1984年，两位《标准晚报》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揭露所谓的“秘密教派”，批评他们看到的这所学校邪教般的思维方式，学校的成员只相互交好，排斥那些离开的人。成员们无异议地服从其领导者也被记者认为是邪教的表现。还有该校的“哲学礼拜式”，学员们每周要在学校无偿地做许多个小时的杂务。“学校优先，其他一切都在是次要的”的态度也被认为很危险——因为“其他一切”甚至包括你的孩子。该校认为妇女是非理性的、过于情绪化的，需要男性的理性的指导，而其他人认为这种态度是一种倒退。该校甚至被指责努力渗透英国政治——经济科学学校的一位高级成员罗杰·平凯姆是自由党1979~1982年间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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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校长伊恩·梅森对我说，该校被误解了。他说：“我们的理念不是为了消除自我而消除自我，而是让你保持跟你的自我的联络，帮助你区分真实的和虚假的，去滋养和强大你的心灵。但早年间可能对该校领导者的态度太没有异议了，人们接受了麦克莱伦的说法，并且不动脑子地加以应用。”但公平地说，如果柏拉图今天建立他的学园，或者伊壁鸠鲁建立他的学园，他们也可能会被控为邪教。在我看来，哲学学校的模式有两种。一种学校提供一系列不同的哲学，供学生考虑和反思，并不要求学生真正要去信奉它们。这种自由主义的模式基本上就是多数学校的模式所教的。另一种是建立一个跟古代概念更接近的哲学学校，只教学生一种特殊的哲学、一种伦理生活方式。他们要信奉这种哲学，并努力彻底地改变他们的自我。今天最接近这种模式的便是经济科学学校，所以看看它的遭遇、它犯了什么错会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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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情愿的柏拉图式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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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在1975年为经济科学学校的成员建立了两所儿童学校。麦克莱伦建立这两所学校是受了《理想国》和柏拉图后期的著作《法律篇》中的例子的启发。柏拉图这两部著作都既是政治哲学著作，也是教育学专著。柏拉图好像认为，如果哲学家不能统治社会，退而求其次的便是建立学校，训练下一代领袖。哲学家萨满的高贵形象逐渐发展成了更加平凡的教师。麦克莱伦在伦敦中部建立了两所儿童学校：圣詹姆斯女校和圣维达斯特男校，两所学校都由经济科学学校的管理者和职员们管理。学生们的年龄在5~18岁之间，他们在这里学习该校的哲学。学生们要上冥想课、古希腊哲学、东方哲学、梵语、吠陀舞蹈、吠陀数学、莎士比亚、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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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孩子们就肩负着很高的期望，他们被期望成为未来的精神精英，受到完美训练的一代哲学家士兵，他们可以拯救西方文明。但是有些孩子不想成为哲学家士兵。他们憎恨被迫穿滑稽的制服，过不上其他伦敦孩子享受的正常生活。他们觉得被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有些老师很优秀（女演员艾米丽·沃森的妈妈是一位很受尊敬的老师），但是有些老师，自己绝对地服从学校的等级秩序，对孩子们的不服从坚决打压。他们不是职业的老师，许多老师刚刚接触他们要教的东西，也许会感到要教的东西不对头。也许，像哲学家柏拉图一样，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神，以至于他们丝毫也不怜悯俗世中不完美的人。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些老师把学生置于恐怖的统治之下。学生们被取笑、遭棒打、被拳头打脸和肚子，被扔出教室，被用板球砸或被用健身绳抽打。如果学生向他们的父母抱怨，他们通常都不会得到同情。父母们是属于同一个存在强烈的等级秩序的组织。2006年一份独立报告曝光了这些毒打，因为之前的学生在网上讲述了他们恐怖的遭遇。相关老师受到“正式警告”，不再在圣詹姆斯任职，虽然他们仍是经济科学学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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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詹姆斯学校现在显然被职业教师运作得好多了，吸引了一些布鲁克林格林有钱人家的孩子。今天，只有大约10%的孩子的父母跟经济科学学校有关，所以该校的精神哲学不可避免地被稀释了，慢慢地跟主流社会更加接近。但仍有许多人的生活被那10年间的无能和暴打给破坏了。该校过去的一些做法仍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如时而会把18岁以上的圣詹姆斯的女毕业生嫁给年龄更大的经济科学学校男子，甚至是嫁给该校的老师。比如，校长伊恩·梅森在圣詹姆斯教法律，就先后娶了两个圣詹姆斯以前的学生（第一次婚姻是麦克莱伦撮合的，未能长久，第二次婚姻好一些。梅森指出，他没教过这两位学生，她们嫁给他的时候都已经20多岁了）。经济科学学校目前的领导人唐纳德·兰姆也娶了该校以前的一位学生。甚至还有给18岁的女生和年纪更大的男性成员安排的两场舞会，一些人因此而成婚。梅森说：“舞会是响应一些年轻女性的要求，她们希望有机会遇到经济科学学校合适的青年男子，这都是很纯洁的活动。我要强调，没有发生过强迫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该校鼓励内部通婚，以保存其反文化的价值观：许多宗教组织都这么做。然而，正如梅森承认的那样，“这有些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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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经济科学学校并非“秘密邪教”。它已经失去了它魅力超凡、独裁的领导人，它的成员在减少。对我帮助很大、很坦诚的伊恩·梅森承认，他的两个十多岁的女儿“对冥想毫无兴趣，并抱怨说只能结识其他经济科学学校成员的家庭”。经济科学学校在我看来是一项有趣的实验，是把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哲学变成真正的团体和生活方式的有趣尝试。但是该校历史的一些方面也说明，这样的团体会因为献身于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而变得教条化，因此，在把自己的哲学强加给自己的孩子时要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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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堂课，我们将结识普鲁塔克。他是一位老师，有意识地从他的学生中培养伟大领袖，让他们毕业后作为哲学家英雄去改造他们的社会。让我们看看他的理念对我们的时代是否更加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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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11 平行人生：榜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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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费兰特在皇后区长大，他家附近“每一片区域、每一个部分”都被街头帮派覆盖了。他记得：“属于一个帮派是很正常的，不管是爱尔兰帮、意大利帮、黑人帮，还是西班牙人帮或亚洲人帮。”小时候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不喜欢上学，但擅长打架：“在那个年纪，谁都会迷失、困惑，找一个帮派参加进去。我认同街头帮派，因为那是发泄过于旺盛的精力的一个出口。我们都以为自己是硬汉。”13岁时，他参加了一个叫“山地男孩”的帮派，他们在皇后区山出没。他说：“我从使用拳头发展到使用棒球棍、刀子和枪。”他很快就开始了他在有组织犯罪领域的生涯。他说：“最初我们只是瞎逛，试图靠砸开信箱拿信用卡挣点儿钱。但是有几个人开始了更严重的犯罪，例如绑架和武装抢劫。”他开始在匪徒的圈子中进进出出，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他说：“我的第一次重大抢劫是劫持了一辆装有价值10万美元的工具和工具箱的卡车。这引起了那些自大狂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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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路易斯开始给纽约甘比诺家族的头目约翰·乔托干活。他说：“我帮约翰放高利贷，但我的主要工作是抢劫。我有一帮手下，我们干了很多次。比如，可能有个人欠匪徒15万美元，他说，‘别打断我的腿，我在一家大型运输公司工作，他们有一个保险箱，里面有30万美元，都拿走吧。’然后匪徒会给我打电话，我来办这件事。”路易斯很享受这种生活：“我们走进一家餐厅时，会得到最好的座位。这让我得意忘形——这么年轻就有了这样的地位。我觉得自己处于世界之巅。”这是乔托爱显摆的地方：“其他头目更加隐蔽，而他总是显摆他的钱。他喜欢他的豪车、华服。我18岁的时候，我开着一辆新奔驰停在他和他的手下面前，他们只是说这车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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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2岁的路易斯被捕，被控一系列武装抢劫和信用卡欺诈等罪行。他被判入狱12年半，被送往看管最严的宾夕法尼亚州刘易斯堡的监狱。“这个地方处于雅利安人和黑人穆斯林发生冲突的地带。我到那里第一天，就发生了两起杀人案。”但即使是在刘易斯堡，帮派分子也会受到特殊对待：额外的香烟、葡萄酒、舒服的床垫，以及自己做饭的炉灶。但对路易斯来说，这种生活的魅力在消退。“我慢慢地对自己做的事情想得越来越多。是什么让我有权利用枪指着别人的头？”他还开始感觉不喜欢狱中其他的匪徒，“我们都是在匪帮的规则熏陶下长大的，那里告诉你只能在别人危害到你的家人时才能杀他，因为那是背叛。所以如果有人消失了，你从来不会问怎么了。现在，在监狱中，我遇到了许多被控谋杀罪的匪徒。十次有九次都跟钱有关。可能只有7000美元。我想，天哪，这些人是禽兽，因为钱而杀人。我认为谁都不该因为哪怕是10亿美元而被杀死。我甚至不想靠近他们。”以前，当路易斯站在约翰·乔托跟前时，就像站在教皇面前。现在，在狱中跟他在一起，他看他就像看到一个普通人。他说：“就像看见没穿袍子的恺撒。乔托总是在抱怨。我想，这哥儿们是在开玩笑吗？他还敢抱怨？我意识到，我有罪，我那么干是错的。对此，大部分帮派分子都不理解。如果他们说他们很抱歉，那肯定是为了被轻判。那是他们的父母的错，或法官、FBI的错。我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情是认识到联邦探员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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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被投入“洞”中——孤独的禁闭牢房，食物通过门上的一个小孔传进去。“那里的卫兵叫我野兽。我想，我真的像一头野兽。我不能逛街，我吃的东西是通过门上的洞传进来的。”走出禁闭室后，他开始读书。他说：“以前，我从没读过书。我上学时一直作弊，骗过来的。”但现在他开始读人物传记：“我读了马丁·吉尔伯特的《丘吉尔传》，我很喜欢这本书。我爱上了阅读人物传记，读那些克服困难、越过一些障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物的故事。他们也是人。丘吉尔不过是一个人，跟我一样。你要明白，所有的因素可能都对你不利，但上帝像创造丘吉尔、牛顿、爱因斯坦一样创造了你。”他受到了纳尔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的鼓舞：“我服刑八年半（他的刑期被缩短了），曼德拉被囚禁了20多年，就是为了解放他的国家。他坐牢能坐3倍于我的时间，因为他有目标。他的经历让我明白，对实现你的目标来说，暴力是没有用的。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教训，因为我总是倾向于用拳头来达到目的。”他尤其喜欢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我喜欢他写的西塞罗等人物的故事，他们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为之牺牲。”他是如此喜欢这本书，以致他把这本书从图书馆偷了出来，放在他的抽屉里。“我躺在铺位上想，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感觉自己很卑劣，像是被一吨砖头砸到了。第二天，我把它还了回去，那是我最后一次犯罪。”他说。路易斯现在出狱了，出过一本书，在为文学而呐喊。他说：“阅读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它给了我道德指南，以及好好生活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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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你所模仿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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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可能没意识到，但他用的是一种叫模仿道德楷模的技巧，这是古代哲学治疗工具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技巧背后的力量既简单，又非常复杂。其基础是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许多道德行为源于观察和模仿他人。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称之为“学习榜样”。他写道：“人类的大部分行为是通过观察榜样而学到的。通过观察他人，人们知道了如何表现出新行为。在后来的机会中，这种知识成了行动指南。”班杜拉在20世纪60年代初用他著名的“博博玩偶”实验说明了这一点：把一个孩子留在摆满玩具的房间里玩耍，一个大人在房间里的另一个角落玩博博玩偶，并攻击这个玩偶，打它，用锤子砸它，等等。然后大人离开，让这个孩子自己在房间里玩玩具。看到大人凶狠地打玩偶的孩子更有可能也去攻击玩偶，因此看到同性的成年人凶狠地打玩偶的孩子尤其可能自己也去模仿那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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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实验后来被重复了许多次，比如播放成年人暴力视频，看这样会对孩子们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实验表明，我们是强烈的社会性动物，我们的道德观深深地受到周围的人的影响。因此许多情绪和行为问题，从肥胖到孤独，都被近来的研究证明是会传染的。当我们的朋友孤独时，我们更有可能感到孤独；我们的朋友抽烟，我们就更有可能抽烟；我们的朋友肥胖，我们就更有可能肥胖。我们是我们认识的人。不仅如此，我们是我们模仿的人。我们都把别人当作模仿的对象，或把他人当作标准来衡量自己。比如刘易斯，很自然地模仿他的生长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人，他们刚好是帮派分子——这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一过程不一定是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我们可以学会变得更有意识地选择我们要模仿的对象。古代人意识到了我们的行为源自对榜样的模仿，用榜样使人们走上正轨。他们记述圣哲和军事英雄的故事，使我们不仅听到他们的话，而且看到他们的人生，以便更好地模仿他们。这一技巧最著名的实践者是普鲁塔克，他是公元1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家、教士和历史学家，路易斯从监狱图书馆里偷的就是他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之后路易斯良心发现，又把它放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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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老师”普鲁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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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塔克大约公元46年出生于希腊皮奥夏地区喀罗尼亚镇的一个富裕家庭。20岁起，他在雅典学院学了3年哲学，然后周游了斯巴达、科林斯、埃及和罗马，并在罗马公开演讲柏拉图主义哲学。回到喀罗尼亚后，他被任命为德尔菲神庙的神职人员。他建立了他自己的学院，学生中包括他的侄子塞克斯塔斯，后来成为马可·奥勒留的哲学老师。有学者评论说，普鲁塔克“几百年来都是欧洲的老师”，这话说得很准确，因为他拥有教育家的天才。他深入思考过如何培养年轻人的性格，几百年来他的方法一直是西方教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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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塔克反对斯多葛派我们要努力彻底地根除我们身上的激情这一信条。他追随柏拉图，认为根除我们的激情“既不可能也没有好处”。相反，我们应该努力“使激情处于适当的范围内，把它们降低到有益的水平，引导它们服务于好的目标；由此产生美德……这个美德也包括听话的激情。”在教育方面，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向年轻人灌输好习惯而引导他们的激情“服务于好的目标”。他写道：“性格即长期坚持的习惯。”我们都是理性、激情和习惯的结合体——但幸亏我们大部分人都能用理性自由地改变习惯。对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年轻人容易受影响、可塑性强，这样的心灵仍很幼稚，更容易接受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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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最重要的部分是引导孩子们的激情去竞争，这意味着要有赶上甚至超越他人的雄心。如阿尔伯特·班杜拉的“博博玩偶”实验所示，孩子们会观看、模仿，不断地从环境中吸取教训。他们为自己树立榜样或标准，然后用这样的标准衡量自己，超越这些标准。这是一种天生的动物性激情，斯多葛派致力于消除它们，但是普鲁塔克说我们必须转而引导它们为好的目的服务。孩子们主要的模仿对象是他们的父母——对儿子来说，尤其是他们的父亲。因此，普鲁塔克说，父亲们应该“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孩子显而易见的榜样，尤其不能行为不端，该怎样就要怎样，因为孩子们把他们的父亲的人生当作一面镜子，这会防止他们说脏话、干坏事。”不幸的是，有时父亲会给他的儿子树立一个很坏的榜样，制造出一种通奸、饮酒、暴力、违法或夜不归宿的模式。今天，1/3的美国孩子没有亲生父亲的陪伴，1/4的孩子成长于单身母亲家庭。这给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情感负担。对孩子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产生情绪和行为问题，比如离家出走，最终入狱。他们得不到父亲的情感和财力支持——他们还得不到可以去模仿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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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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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或我们在成长中遇到的人，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模范。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从文学和历史中了解伟人，然后努力达到他们确立的标准。为此，普鲁塔克完成了一部巨著：《希腊罗马名人传》。他在书中描绘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46位伟大军事家和政治家，总是把一个希腊英雄和一个罗马英雄并列在一起，以便对他们进行对比，同时鼓励读者同样地按照以前的英雄来衡量自己。这部书生动地描绘了亚历山大大帝、西塞罗、布鲁图、伯里克利、庞培等人，并有着历史著作中最灿烂的片断，如刺杀恺撒、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之间的浪漫故事、小加图的自杀。他这部书启发了莎士比亚创作罗马题材戏剧，有着艺术家的宏大场景意识，以及记者揭示细节的眼光。但他的主要目标是道德方面的，他希望创造一些善的和恶的榜样供年轻人思考。他写道：“我们心灵的目光应该专注于凭借本身的魅力能将我们的心灵引向完善境界的事物。这样的事物存在于良好的德行之中，在研究它的人的心灵中，能够激发模仿它的极大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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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塔克在他传记中的人物身上看到了模仿的力量。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就沉迷于模仿阿喀琉斯，并跟他竞争。他把阿喀琉斯的箴言写在帐篷上——“永远做第一，远超其他人。”——还拜访了阿喀琉斯位于特洛伊的墓地。尤里乌斯·恺撒沉迷于模仿亚历山大的人生。恺撒在年轻时读亚历山大传时，哭了起来。他的朋友问怎么了，他回答说：“当我想到亚历山大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征服了那么多国家，我至今还没做过令人难忘的事，难道我不该哭吗？”马基雅维利深深地受到了普鲁塔克的影响，认为有意识地模仿古人是统治者教育的关键部分。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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