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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和英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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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普鲁塔克的英雄崇拜在西方文明世界很有影响，早期的基督徒谴责他表现出了异教徒的骄傲和自负。但他们虽然谴责他，照样援引普鲁塔克的心理学，创造他们自己的榜样，即圣人的人生。他们还用故事、木雕、挂毯和彩色玻璃窗把圣人的故事传遍了他们的文化。中世纪文化中充满了对英勇的骑士艺术化、文学化的描绘，牧师们努力用骑士的浪漫故事教化年轻的统治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沉迷于古典世界的英雄，努力在他们的年代重建古典的英雄理想。比如，乔尔乔·瓦萨里写了《艺苑名人传》，以鼓励意大利艺术家去模仿，还设计了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供游人接受古典艺术的熏陶。浪漫主义时期也出现了英雄崇拜的复兴，这体现在爱默生、卡莱尔、尼采等的著作上，以及拜伦、拿破仑等人物身上。尤其是卡莱尔，认为当时英雄崇拜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基督教，把现代社会黏合到一起。但是在“二战”后的现代文化中，英雄崇拜开始消退。今天，我们几乎把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冒险家视为战争罪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观念也似乎像是法西斯主义。那么，普鲁塔克的英雄观在现代生活和现代政治中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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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采访了罗里·斯图尔特，现代政治中有意识地以普鲁塔克的思想指导自己的人生的人已经很少了，他是其中之一，38岁的他已经取得了《纽约时报》所说的“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人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是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业余老师；后来他在东帝汶和蒙特内格罗的外事办公室工作；25岁时，他创下了穿越亚洲6000公里的纪录，其中最后一段是穿越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区；28岁时，他成了伊拉克两个被占领省的副省长。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两部畅销书，电影的改编权已经被布拉德·皮特买下。之后，他回到阿富汗，创办了艺术学校，2009年回到英国，成了议员。我给他发电子邮件，问能不能采访他，谈谈普鲁塔克——他一定是唯一一个答应这种奇怪要求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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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一个下雨的上午，我们在罗里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办公室见面，我一开始问他，他第一次为古代军事英雄的故事而着迷是什么时候。他说“应该是非常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军情六处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我5岁时，努力教我古希腊的故事，花了许多时间在婴儿室的地板上用塑料士兵模型摆出古代的战场。”6岁时，罗里用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给他的玩具马命名。普鲁塔克在写到亚历山大时说，亚历山大好像因为“要跟死去的人竞争而感到烦恼”，对小罗里来说好像也是这样。他说：“我总是对过去的人取得成就时的年龄很感兴趣。我经常把书往回翻到开头，提醒自己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比如，如果我发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1岁时已经写了两部书，我也11岁，我就会很焦虑。所以存在着跟死去的人的竞争。”对古代英雄和现代英雄们的模仿（他尤其受到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鼓舞）激发他去做伟大的事情，干出徒步穿越阿富汗，或年纪轻轻地就当上伊拉克两个省的副省长那样的事情。但他越来越意识到，在现代世界，普鲁塔克式的英雄有些无政府主义，甚至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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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的伟人需要一帮受众，认为他们很伟大。没有这样的受众，他们就很荒谬。所有古代世界的英雄踏在伟大和荒谬之间非常非常细的线上。古代的英雄从本性上说是幻想狂、好自夸，总是会夸大自己。他们努力像神那样行事，并且相信他们真的拥有神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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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最后一批这样不被视为荒谬甚至病态的人，是T·E·劳伦斯、丘吉尔、萨克里顿和司各特那一代人，换言之，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代英雄。大英帝国给了那一代人一个展现普鲁塔克式自我理想的园地。罗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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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18世纪晚期向前，英国的印度殖民地成了一个年轻人逃离工业革命、实现穿着金光闪闪的铠甲的骑士梦想的地方，但这些人回到英国后发现很难适应。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会为这样的人感到兴奋，会为他们立传，给他们画像。但却是他们回国后，总是会不被信任，受到当局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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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英帝国衰落之后，已经没有这种宏大的自我观的舞台了。罗里对迈克尔·富特和伊诺克·鲍威尔的生平着迷，这两位战后的政治家都有“一种宏大的古典自我概念”，很把自己当回事。但是罗里对我说，这两个人“最终在现代世界显得很荒唐”。在一个没有帝国的世界，我们不再尊敬军事价值和战斗英雄，我们甚至怀疑那些像恺撒和亚历山大一样“有意准备当英雄”的人。罗里指出，我们更喜欢偶然产生的英雄。古老的普鲁塔克式英雄理想仍然存在着，但却是“以一种简单化的形式，大部分被赶出了日常生活，被赶上了大屏幕”。因此，当《角斗士》中的英雄马克西默斯宣称“我们此生的行为会永远回响着”时，当代美国人也许会感到兴奋。但这样的人只存在于小说中，在电影屏幕上被扩大到了极为荒谬的程度。罗里痛心地说：“你可能会在想象中把自己跟古代的英雄比较，但你们怎能跟银河间的超级英雄如绿巨人一决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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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里无疑意识到了现代对自我夸大的古代英雄的批评直接指向了他，有些人在想，他能不能成功地融入乏味的威斯敏斯特政治中。当我问他回国后感觉如何时，他沉默了很久。但是他坚持认为，他最终已经把他自己从普鲁塔克式的英雄崇拜的诱惑中“解放”了出来。他说，当他穿越阿富汗时，这种崇拜已经被他摆脱了。他在伊拉克当副省长的经历也改变了他。“我有着如此惊人的权力，相当高的预算权力，听命于我的军事力量……但我一无所成。那种权力是很空洞的。你发布命令，但是你离现实太远了，以致什么都没发生，或即使发生了也不是因为你。”相比之下，他说他一生中最令他感到满足的经历是在阿富汗建立艺术学校，“那是一个很小的项目，只覆盖了喀布尔的两三个街区，但是我在现场，我可以发挥影响，我可以建立关系，可以看到事情在进展。那具体多了。但显然，建立一个艺术学校并不符合古代的英雄模版。”也许他只是成熟了，过了英雄崇拜的阶段。他说：“亚历山大33岁就死了，这并非偶然，雪莱和拜伦也都30来岁就死了。浪漫主义的自我概念可以说是推迟的青春期。它在现实世界不可能无限地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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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现代人眼中，古代伟大的战斗英雄跟战争罪犯差不多。20世纪的历史学家证明，没有所谓“伟大的历史人物”，只有在经济力量和运气支撑下产生的虚荣的傀儡。最近，情境心理学家如菲利普·津巴多让我们相信，没有所谓好人和坏人，因为我们的行为依赖于我们所处的环境。1971年，津巴多用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说明了这一点。他招了24个正常、健康的男性志愿者，让其中12个做警卫，另外12个做犯人，给他们穿上制服，然后把他们关在斯坦福大学乔丹会堂地下室的模拟监狱。他和他的同事们努力把这一实验做得尽可能地逼真，看志愿者如何在情境中做出反应。实验本来计划开展两周，但几天后就被迫终止，因为扮演警卫的人变成了虐待狂，以致有几个犯人情绪崩溃了。他们在环境中迷失了自己，哪怕是在斯坦福校园的中心。这一实验好像颠覆了普鲁塔克的品格观，显示出我们是什么人依赖于我们所处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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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趣的是，津巴多近来好像更接近普鲁塔克的思想了：我们的品格可以通过阅读和模仿伟人的生活而得到加强。2010年，津巴多启动了一个新的冒险计划，叫“英雄主义想象计划”，努力给年轻人灌输英雄主义的行为习惯，包括用捍卫正义的平凡英雄的故事渗透他们的思想。也许我们可以说，有些历史人物是真正的英雄，纳尔逊·曼德拉很英勇，还有欧内斯特·萨克里顿和昂山素季。阅读这些人的传记是有价值的，因为哪怕我们永远都不能像萨克里顿那样勇敢，像丘吉尔那样有远见卓识，像曼德拉那样坚忍，我们仍然可以强烈地希望变得更像这样英雄。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就会沉迷于琐碎的事情，沉迷于追名逐利（如现代普鲁塔克皮尔斯·摩根著名的节目《人生故事》呈现的都是凯蒂·普莱斯、彼得·安德烈之类的英雄人物）。我们看到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人类必然是社会性动物，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模仿和试图超越我们身边的人。但是这一过程不一定就完全是无意识的、不由自主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我们模仿的榜样，努力做到最好，而不是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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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12 在共同的生活中实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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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即将完成时，我决定要我从书桌前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5月的一个早上，我出发了，沿着圣迭戈之路行走，这是古老的中世纪朝圣路线，人们最常走的路线法兰西之路从西班牙北部延伸至圣迭戈-德孔波斯特拉，全程780公里。朝圣以前是基督教合一的表现：通过朝圣欧洲信众确立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在圣迭戈找到了共同目标。如今，欧盟把这条路转变为欧洲文化、经济和财政统一的象征——虽然在我穿越西班牙时，欧元区好像即将崩溃。今天，没几个朝圣者像中世纪的人相信的那样认为走朝圣之路能代表他们经历了炼狱，但是对有些人来说，走朝圣之路仍是一种严肃的宗教献身活动。我遇到了一位热情的英国年轻人亚瑟，他刚刚皈依了天主教，他的眼中燃烧着惊人的热情。他把他自己描述为一个职业朝圣者。有一天，他在累垮并在野外入睡之前走了80公里。我问他抵达圣迭戈后他会干什么，他说：“我想踏上另一次朝圣之旅，一次真正的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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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朝圣者是受了保罗·科埃略《朝圣》一书的启发。他们以模糊的“新时代”的观念认为，当他们踏上正确的道路时，宇宙会给他们发出启示。一位朝圣者对我说：“我差点儿错过了我的航班，但是当我改了航班后，我的背包是第一个出现在行李传送带上的。那时我知道我选择来这里是对的。其他人踏上这条路的原因没有这么带有宗教性质。来自威尔士的白人女子詹妮靠出售性用品为生，她来这里是为了跟她的男朋友一起找乐子。他们不停地离开道路跑进丛林做爱。还有人希望走一个月，思考一下他们的人生，例如德国女士安娜，她在决定是否要维持她的婚姻（她决定不这样做）。还有像胖乎乎的厄瓜多尔人阿尔贝塔，她母亲送他来这条路上找一个媳妇。我不是在寻找救赎或一个妻子，但在行走中间，我爱上了得克萨斯经济学家克劳迪娅，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朝圣，我们一起行走。虽然朝圣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年龄各异、职业和信仰各异，但一个月来，我们因为共同的生活方式而团结了起来。每天早上，朝圣者在6点醒来，吃早饭，背上背包，开始往西走。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走路，分享故事，忍受对方的呼噜声。我们也许丢失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共同的价值观或共同的美好的人生目标，但是一个月间，我们拥有共同的地理上的目标，路边的树木和房屋上画的黄色箭头指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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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朝圣时，我很像一个斯多葛派，头几天一边大步前进一边听我的iPad，看我一天能走多少公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我的脚走不动了，我感到孤独，与世隔绝，开始想我为什么要让自己经受这种孤独的折磨。到朝圣结束时，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因为我得到了其他朝圣者的许多帮助（也许还因为我恋爱了）。朝圣会令你容易受伤，令你容易受到他人的摆布。你学会了接受别人的帮助，接受你自己的依赖性。我意识到在古希腊哲学中经常提到的自立对幸福生活来说是不够的。我们不是，也不应该努力成为不可战胜的斯多葛派超人，安全孤独地待在我们的孤单城堡中。我们相互需要。我们要承认这种需求，并拥抱这种需求。在现代自由社会，我们几百年来一直在努力把个人跟教会、国家和社群的干涉隔开，我们赢得了我们的个体自由和隐私，但付出的代价是可怕的孤独。我们高度强调自由、私有、自律的个人。如果我们受伤了，我们的伤不为他人所知。朝圣通过显而易见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打破了这种自由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哪些人遭受痛苦和需要帮助是显而易见的：往往是较年轻的朝圣者，那些你以为身体很强壮的人，最后需要60来岁的朝圣者去帮助他们。我们必须相互照顾，分享感冒药，交流对付肌腱炎的秘诀，相互照料伤口，尤其是听对方的故事，由此来相互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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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与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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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我一直伴随着亚里士多德。或者说，我带着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这是他写给他儿子尼各马可的一本书。我一直以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无趣的百科全书编纂者、一个分类者、街头哲学的敌人。但是在路上，我才意识到这种观点有多么错误，原来亚里士多德能提供那么多东西。他公元前384年出生于希腊北部沿海的斯塔伊拉，他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的私人医生。18岁时，他被送往雅典，在柏拉图的学园学习。亚里士多德后来成为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以及柏拉图最主要的批评者。他在学园学习了20年，在柏拉图去世后离开了雅典，接着游遍了希腊和小亚细亚，然后在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下，成了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鼓励亚历山大军事远征，建议他做“希腊人的领袖和野蛮人的暴君”（种族主义是亚里士多德最不吸引人的地方，他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还认为妇女和孩子理解不了哲学）。最后他离开马其顿，回到雅典，在那里建立了他自己的学园吕克昂学园（Lyceum），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建在一个献给阿波罗的果园里的。亚里士多德在那里教了12年书，在亚历山大去世时再次离开雅典，于公元前32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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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站在学校中央，柏拉图指向天空，亚里士多德指向大地。这被解释为表示这两位伟大哲学家不同的思维方式：柏拉图对人世或物质的东西不感兴趣，但对神圣和抽象的东西感兴趣。相反，亚里士多德更像一位科学家，迷恋地球上的事物如何运行。根据皇家学院教授阿曼德·洛里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希腊闲逛的时候，寻找章鱼或乌贼加以研究。据说他让亚历山大大帝把他在全球各地行军途中遇到的有趣的物种的样品送给他。亚里士多德惊人地博学多闻，在生物学、逻辑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都写过最权威的著作。柏拉图是一位更优秀的作家，但也许除了莎士比亚之外，再也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智识如此广博的人了。他创造了一套囊括了整个宇宙万物的哲学体系，从生物学到心理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天体物理学无所不包。几百年来，通过天主教会，这套哲学成了中世纪天主教世界的基础。只有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有如此广的范围和历史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也是“总体哲学”，但是包含的主题内容要窄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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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权威观点。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伦理学放在关于人性的生物学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我们的心理既有理性成分，也有非理性成分，它还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幸福的生活是满足这一本性并引导它走向幸福和充分实现其目的的生活。他的观点是目的论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设计的，实现了其设计目的就是善。当人类实现了其本性的设计目标时就实现了幸福生活。跟斯多葛派不同，亚里士多德不认为人类应该使用他们的理性去完全征服他们非理性的心灵，把他们自己从激情中解放出来，他更接近他的老师柏拉图——他认为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理性把我们的情绪引向良好的方向。但是跟柏拉图不同的是，他不认为我们应该在某种绝对、永恒、不变的形式中寻找美德，应该是我们用自己的辨别力，在不停变化的环境下辨别怎样做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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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普鲁塔克所说的英雄一样，我们需要弄清怎样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引入了这样一个概念：有一些关键的美德——勇敢、节制、幽默、友好、耐心等——它们存在于两种极端之间的“黄金分割点”。比如，勇敢是过度鲁莽和过度怯懦之间的黄金分割点，幽默是过于严肃和过于滑稽之间的黄金分割点，知道如何撞到两个极端之间恰当的分割点是需要练习的。我们获得这些美德的唯一方法是在真实生活的情境中练习它们，直到它们变成自动反应。他把美德比作演奏里拉琴，就像里拉琴的演奏者通过练习能变得更优秀一样，我们人类也能通过练习提高我们的品德，直到最后，经过漫长的训练，我们的习惯臻于完美，能在恰当的时间自动做恰当的事情。如果有人伤害了我们，我们会感到适当的耻辱，用适当的力量做出反应；如果我们处于政治漩涡中，能恰当地平衡、审慎和大胆；如果我们在一个宴会上，能以适当的轻松开玩笑，我们就成了幸福生活的行家。我们实现了幸福，它是对我们道德上的自我实现的额外奖励。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真正的幸福不只是像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的那样，是愉悦的感觉，或者没有痛苦。不是，真正的幸福是eudaimonia，我们最高、最好的本性的实现带来的快乐。他写道：“幸福是灵魂与美德一致的活动。”我们甚至能在为崇高的事业，如我们的国家和上帝牺牲自己的生命时发现幸福。当然，伊壁鸠鲁派会认为那样做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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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与美好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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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幸福生活具有难以摆脱的社会和政治维度。斯多葛派不需要其他人即可追求幸福生活，无论他们身在何处，甚至在流亡中或在监狱里也可以去追求。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许多美德都是社会性的，如幽默、友善和耐心。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和他人在一起才能实现幸福生活。我们天生是社会性和政治性动物，所以当我们为共同计划而工作、跟他人友好合作时会感到满足。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友谊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讨论友谊。伊壁鸠鲁学派也强调友谊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所说的友谊是跟政治生活分离的友谊，是私人友谊。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高形式的友谊具有政治或公民维度。我们爱我们的朋友不只是因为我们相互喜欢，或者相互有用，而是因为分享同样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并且一起来推进这些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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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良好的社会就是使它的成员能够实现人性的社会。当人类本性的最高动力，如求知的动力、掌握技巧和美德的动力、跟他人联系共同奋斗的动力得到实现时，人类就会快乐。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在1970年得到了证实，当时两位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和理查德·瑞恩发现，人类不是自由主义心理学认为的受利益激励的动物。实际上，他们做的一系列实验表明，人类如果发现一项事业是有意义的、有挑战性的、有趣好玩的，即使钱更少，哪怕不给钱，他们也会更努力地工作。所以人类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写博客和维基百科词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挣钱。我们不是在消磨时间，我们是在创造。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我们在想办法实现我们本性中更高的冲动追求的意义、优越、充实、超越和乐趣。一个良好的社会会为它的公民创造机会，去实现这些冲动追求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追求幸福生活来说，最好的体制是民主制，因为民主社会能让人们聚在一起，组建团体、协会、关系网和朋友圈，让他们在一起练习哲学和推理，走向共同善。民主社会想出的解决方法会优于专制制度下想出的方法，在专制制度下只有一小撮人忙活，而在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在思考，每个人都在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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