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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说，古代的斯多葛派对待自杀的态度很宽容，他们显然认为只要我们觉得生活不可忍受，或者只是感到不快，选择自杀都是可以的。塞内加写道：“如果你喜欢，你就活着；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可以回到你来的地方。”但是我们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如果有的话，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死亡不就是拒斥上帝给我们的生活条件，因此是一种斯多葛派所认为的罪孽吗？这就是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的立场。他说人类是“神的财产”，因此我们不能取走自己的生命，“一个人应该等待，直到神召唤他时取走他的生命，就像他现在在召唤我一样。”苏格拉底认为他的死不是自杀：他被雅典人命令喝下毒酒，所以他就喝了。这是被处死。但当然，苏格拉底在某种意义上是选择了死亡，选择不接受他的朋友们的劝告逃离雅典。他说他听从了神的召唤去死亡。斯多葛派也为神召唤我们去死时的自杀辩护。马可·奥勒留说，我们应该等待，“就像一个士兵等待从生命的战场退出的信号”。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神召唤了我们？一个狂躁的抑郁者可能会以为神一天召唤他六次。连摔断脚趾都可以被认为是神的召唤，谁还能活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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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派对自杀的辩护对罗马的法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罗马的法律宣称，一个人选择告别人世的方式是个人的权利，剥夺人的这一权利比杀死他还要坏。基督教诞生之初的几百年间，延续了对自杀的接受。毕竟，《圣经》没有明确地谴责自杀。虽然《圣经》中的七次自杀大部分是坏人的自杀（最坏的是犹大），但并非全都是坏人，比如参孙仍被犹太教和基督教奉为英雄，虽然他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时，才有人试着制定法律反对自杀。基督教对自杀的禁止始于公元4世纪的圣奥古斯丁，他回到苏格拉底最初的观点，认为我们是神的财产，因此我们不能了结自己的生命。在6世纪，天主教会已经开始立法反对自杀，禁止教士给自杀的人做弥撒，禁止把他们葬在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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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世纪，中世纪神学家们经常重提自杀问题，解释它为何是罪孽。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跟斯多葛派做斗争。实际上，源于拉丁语新词的“自杀”（suicide）一词最早就是12世纪反对塞内加赞同自杀立场的宗教小册子造的词。斯多葛派和基督教对待自杀的矛盾态度在文艺复兴时期再次登场，那时塞内加又流行起来。英语文学中最著名的演说，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其实讨论的是在死亡权问题上斯多葛派和基督教到底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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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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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基督教作为文化力量在欧洲衰落了，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开始减弱，哲学家和作家们大胆地表达他们对自杀权利的支持，如果生活变得无法忍受的话，人们是可以选择自杀的。比如大卫·休谟，他1755年在《论自杀》一文中写道：“交还人们天生的自由……按照古代哲学家们的观点，自杀也许是从所有关于罪恶和责备的诋毁中解放出来。”休谟说，“这是我们对死亡自然的恐惧，当生命值得保留时，从未有人丢掉过它。”但是休谟在世时没敢发表他对自杀的辩护，他这篇论文在1783年他死后才出版。在我们的时代争论仍在继续，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英国的一个委员会刚刚建议政府使安乐死合法化。争论依旧分为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对选择死亡权利的辩护，以及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坚持认为的生命的神圣性。也许斯多葛派正在获胜，因为婴儿潮一代赞同死亡是最终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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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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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灵魂会飞向纯粹光亮的宫殿，接受判决并被指派一个新的身体吗？还是我们的意识消失、身体解体、归于尘土？还是会发生别的事情——某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想象的事情？现代哲学家倾向于认为，死亡是终结。我认识的哲学家中很少有严肃地为死后的生命辩护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威廉·詹姆斯确实努力这样做过。他在担任心理学研究学会主席时，花了许多时间研究灵媒和濒死体验。学者们普遍认为他这方面的研究是一种古怪的癖好，不能跟他更加严肃的学术成果混为一谈。但是我认为威廉·詹姆斯之所以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就是因为他对各种人类体验敞开胸怀。他没有摒弃任何体验，认为它们不值得注意、不值得研究，而是坚持认为哲学和心理学应该考虑一切可以获取的数据——客观的和主观的。人们有一些奇怪的体验。他们有灵魂出窍的体验、濒死体验、前认知和心灵感应体验、神秘的幻觉、灵感的闪烁、预示性的梦、对前世的记忆（这些体验也许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它们好像对那些体验它们的人来说很重要）。连清醒的学者都有这类体验，虽然他们很少会在公开场合上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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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开头，我说过，我借助认知行为治疗和古代哲学，成功克服了在我青少年时期困扰我的情绪障碍。这是真的，但并非全部真相。实际上，最初帮助我看透我的问题的是你可以称之为幻觉或濒死体验的东西。2001年，我前往挪威，我的一些家人来自那里，我去那里的山区滑雪。到的第一天早上，我从一个危险的斜坡的栅栏处跌落，摔了大约30英尺远，摔断了左腿和三处椎骨，陷入了昏迷。醒来后，我看到了一束明亮的白光，感到充满狂喜。在那之前，我已经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好几年了，我担心我会受到永久性伤害，余生都将带着心理上的伤痛。但那时，在山上躺在我自己的血泊里，我确信我们身上都有一种不会被损害的东西，一种总是伴随我们的无价的、不会受到伤害的东西。我们忘记了我们身上的精神财富，结果我们去乞求别人的赞同和外界对我们自我价值的确认。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去乞求。别人的赞同或不赞同都不能增添或拿走我们内在的财富。我只需要相信它，放松下来，不需要再焦虑地从外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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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我感觉很好。我住在医院里，伤口包扎着，非常虚弱，但是在心理上，我感到康复了，感觉自己很强壮，充满爱意（哪怕在我没注射吗啡的时候）。在我摔倒后的几周里，我得知古代哲学，尤其是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描述过这种体验，他们说要信任自身的灵魂，而不是向外界获取。蒙田说：“我们都比自己以为的更富有；但是我们被教导去借，去乞求……但是我们不需要什么教条。苏格拉底教导我们说，它就在我们身上，找到它并学会使用它。”但几个月后，这种体验从我的记忆中消退了。我又被生活困扰了，我感到过去的一些恐惧、焦虑和抑郁的念头又回来了。我认识到最初的顿悟还不够，我需要更系统地把这些洞察变成新的不假思索的习惯。所以我就尝试了认知行为治疗的课程，发现这些课程从古代哲学学习了很多东西。就这样，我开始写这本书：这全都是因为我滑雪时没能顺利地从山上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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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那天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我能想出几种世俗的解释：也许这一意外最后给了我一个机会让别人照顾我，以前我一直克制着，没跟我的朋友和家人说过我的抑郁症。也许这次意外冲击了我的大脑，激发了它天生的再生能力。我还想到了灵性的解释：上帝帮助了我，或者我的守护神，或者当地的山神帮助了我。我真的不知是怎么回事。但是有那么一刻，我确信我们身上有一种东西永远都不会死，它是纯粹意识和爱。我希望我能再次感觉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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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课外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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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改进自我的动力来自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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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篇附录中，我想回到第一章，进一步挑战一下苏格拉底和他的后继者在评价人类的理性时过于乐观的问题。苏格拉底提出，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我们能够改变自己，能够通过每天练习哲学而变得更聪明、更幸福。这是古代哲学和认知行为治疗最核心的理念。但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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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在过去20年间遭受了接连不断的批评。丹尼尔·卡尼曼、约翰·巴奇和丹·艾瑞里等心理学家认为，虽然人类确实拥有意识、自我反思和理性选择能力，但这些能力很有限、很弱小。这些心理学家提出，人类拥有两套思考系统：有意识的、理性的、缓慢的系统，以及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快速的系统。我们用自觉-反思系统完成更高级的任务，如数学、为将来制订计划、谈判和情绪控制。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使用自动-情绪系统，因为它更快，消耗的能量更少。卡尼曼、巴奇、艾瑞里等人已经证明，我们的思考有很多是自动的。许多情况下，我们以为我们在做有意识的、理性的决定时，我们其实是在听从自动无意识的暗示或偏见。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我们的意识系统以为它在掌管，但其实不然。它不是我们的灵魂的舵手，更像是一个无助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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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完全赞同。古希腊人也会赞同。他们当然认为人类并不是天生拥有完美的理性、自主的动物。柏拉图坚持认为，我们的心灵中有理性和非理性的系统，非理性系统通常处于统治地位。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认为，他提出，我们的心灵非理性的部分“打击和抵制”理性的部分，以致当我们的理性想往这一边走时，我们非理性的心灵把我们拉向另一边。爱比克泰德认为，人类的大部分行为都完全是非理性的。他对学生说：“我们是随机的、轻率的……某种印象涌上我的心头，我就立刻按照它行动了。”苏格拉底虽然比他的后继者更加乐观，但仍然坚持认为大部分人终生都是在梦游，从未停下来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古希腊人对未经训练的人性非常悲观，但是他们表达了谨慎的乐观，认为人类在做出反应时可以被训练得更理性、更清醒、更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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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说过，这涉及心灵两套系统的双层运作。首先，你可以用苏格拉底式的询问和记日记等技巧，把你无意识的信念和反应带进意识。然后你用记忆、重复、榜样等技巧，把你新的理性的洞见变成无意识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所以哲学跟意识—反思系统和自动—情绪系统一起工作。它使有意识的变成无意识的，使无意识的变成有意识的。它还会使用文化——大部分希腊哲学都认为，我们应该建立哲学团体甚至哲学社会，把观念变成集体的社会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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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计划？我认为不是。它是认知行为治疗的基础，认知行为治疗对后来的认知心理学家如卡尼曼、巴奇和艾瑞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巴奇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对无意识自我交谈的研究，提出了后来的心理学家仰赖的自动心灵的概念。认知行为治疗已经证明，人们可以学习如何意识到他们不假思索的信念，并学习如何理性地挑战这些不假思索的信念，然后养成新的不假思索的信念和习惯。通过这一过程，他们能够学会以另一种方式思考世界，以另一种方式对世界做出反应，由此克服抑郁和社交焦虑等情绪障碍。对此，我有亲身体会。我在采访时向卡尼曼、巴奇和艾瑞里阐述了这种谨慎的乐观主义。他们好像都同意我的看法。卡尼曼说：“说到认知行为治疗，没错，显然人们是可以被训练的，系统（自动—情绪系统）能被改进。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学习、在适应。认知行为治疗是一种让情绪反应改变的方法。这确实是可以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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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人们能够通过认知行为治疗克服导致抑郁和焦虑的认知偏见，却不能克服卡尼曼和艾瑞里在实验室实验中发现的经济学上的偏见呢？我认为，这取决于这样的偏见会让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卡尼曼、巴奇和艾瑞里考察的是在实验室中做出的决定，受试者被问的是数学问题，或者假说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一次次地犯同样的认知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使他们在个人成长方面付出任何代价，不像那些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焦虑、愤怒、酗酒的认知偏见。如果你的认知偏见会令你的脾气变得很差，继而破坏你的人际关系，那么这种偏见真的会令你在个人成长方面付出代价。类似地，如果你习惯性地误解你爱人的行为，使它们符合嫉妒“叙事”，因此不停地疏远你的配偶，这种认知偏见在让你付出代价，你就会有强烈的去改变它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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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我认为人类确实有能力去纠正他们的习惯性认知谬误，如果这些谬误既是错的，又破坏了他们的个人成长。但这很困难，需要大量的精力、努力和谦卑（没人愿意承认他们是错的）。所以只有在真的必要时，人们才会这样做，当他们当前无意识的自发反应明显在伤害他们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错误。这说明情绪对哲学修炼来说很关键。我们只有在有动机、有改变自己的情绪推动力时，才会动手去改变自己，这种情绪推动力可能源于人生中的危机和我们的人际关系，源于我们的理性告知我们说我们目前的人生轨迹错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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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附录二 有趣有用的苏格拉底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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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一种“有限普遍主义”，认为苏格拉底及其继任者提出的情绪认知理论（苏格拉底传统的步骤一、二和三）符合人类本性的生物学事实，不管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特殊。但是，我还一直努力说明，这一传统到了第四步，关于幸福生活的定义时，就走上了不同的方向，如果认为所有的幸福生活理论都是客观真实的，应该强加给整个社会——这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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