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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非常深刻：一方面，这世界上有很多必然性，这些必然性包括环境，包括制度，包括角色要求等，每个人的行为都离不开这些必然性的制约；另一方面，一个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有反思的能力，在反思中知道自己的限制，并通过努力来试图摆脱这些限制，那么在这个摆脱的过程中，他就有了自由，这个自由就是跟必然性斗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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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窃听风暴》这部电影里的特工戈德·维斯勒（GerdWiesler），他身为秘密警察，负责监视剧作家德莱曼（Dreyman）。他的角色要求的职责是，必须冷酷，比如跟所有对政权有威胁的人斗争。但在监听的过程中，他良心发现，开始通过篡改监听记录等方法帮助德莱曼逃脱迫害。最终，他被上司降职，到地下室做拆信员。在柏林墙被推倒后，他仍旧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一个投递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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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结局非常温暖，剧作家德莱曼知晓了背后保护自己的特工，于是写了一本书——《一个好人的鸣奏曲》，专门献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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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工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他有很多理由，比如在监听的过程中开始良知觉醒，看到高管们的肮脏腐败而产生厌恶感，对德莱曼太太的爱慕……但不管基于何种理由，他开始跟自己的秘密警察身份所赋予的“必然性”对抗。虽然最终他也成了牺牲品，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了自由的快乐。这份自由就是我可以选择的方式，而不是这个角色赋予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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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墓志铭里写道：“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历久弥新，一个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这段话里的星空代表了事物或者规律的必然性，但我们依然可以让道德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跟星空来一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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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展开这场斗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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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找到了三个原则。一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基于良知的呼唤，要符合普遍性。也就是我当下做的事情，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经得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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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要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我们帮人就是帮人，并不是通过帮人要达到什么目的。眼前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就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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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做任何事情听从理性，而非欲望。在欲望和冲动到来的时候，提醒自己冷静一下，分析一下，而不只是被欲望所带来的情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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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暴》里的特工获得了自由，是因为他找到了良知，把剧作家夫妇当作帮助的目的，摆脱了秘密警察的身份，冷静地去分析眼前发生的事情。那么，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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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个城管，面对需要营生的人，职责赋予你的是去驱逐他们。那么，在跑的时候，是否可以慢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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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交警，在面对怀抱孩子的人时，是否可以首先顾忌孩子的安全，而后再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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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易怒的人，当你觉得自己忍无可忍的时候，是否可以摆脱情绪所导致的必然爆发，改成一种理性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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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当你觉得自己的生活逐渐开始进入必然的时候，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该生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考虑买房子……你是否可以说：不，我不接受这种所谓必然性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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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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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颇多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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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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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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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看似无可选择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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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为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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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永远拥有一个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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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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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所谓无可选择这件事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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