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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重要。在这本关于我从老至死全过程的书中，这短短一章里真正具有启发性的是它揭示的一个假设。我的生命已到达了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痛风是最好的症状，痛风应当是我希望得的病。所以说，我第一次去医生诊室时，再一次认识到了人生的可怕性，就像我一定会认识到这一点似的。头一天你还为跑了20英里而高兴，第二天你却因为痛风而绞紧了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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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报名参加了荷兰国际集团主办的2011年迈阿密马拉松赛，进入了一个严格的训练营——这是我新策略的一部分，意在向我正在衰退的身体表明孰为其主。几个月后，就在我知道了我的小腿肌肉开始抗议前后，我得知了验血的结果。我的血尿酸水平正常。几乎可以肯定，我疼痛的大脚趾不是痛风。一件似乎远不可能成为病因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为使雨果高兴而陪着它跑。因此我显然是为了解决跑步造成的问题，加大了跑步的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加入马拉松跑就是对自己的深深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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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脚趾疼只是一种症状，是一种更普遍衰退的轻微表现。一些恐怖故事的确是真的。哪个年轻人不会被他们更年轻时的自我厌恶？他们的生活最初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起点，然后是短短几年的平安幸福，生命活力在其间迅猛发展，但并不持久，接着就是身体和智力一路下坡。有生必有死，这是人们通常的想法。死是生命的结束，所以不是生命的一部分。正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言，“死不是我生命中的事件”。我认为这个事实有些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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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并不认为生与死是两回事，而是更多地把生死看作一个从这个世界逐渐消失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生命就是一个删除的过程。最初我满怀希望，而二三十年以后，事实却证明，生命本质上是不真实的，我慢慢变得越来越不是原先的自己了。在这个过程中，死亡是公认的重点——它是我消失过程中一个后期的、不可逆转的阶段。但这个删除过程并未就此停止。这个过程并不满足于毁坏我，而仍在缓缓地继续，直到我可能留下的每一个痕迹、我来过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标志，都被抹得一干二净。因此我才不用大致的二分法，即生与死，去看这个问题，而喜欢用大致的三分法去看待它：衰退＋死亡＋删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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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以为死亡是未来能被安全地封锁起来的事件，这是个错误。死神没有耐心，在大幕落下之前，一直都在微露其容。它们就像一些小宝石，其出现频度和透明度都在渐渐增加。匈牙利现象学家阿雷尔·柯尔奈（Aurel Kolnai，他是杰出的，也许正因为杰出才被遗忘）[5]指出：一切厌恶的基础就是生命中的死亡。我们的衰老，其实就是死亡在以各种方式偷袭我们，让我们大致预览一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我假性痛风的大脚趾就像一个肿胀、腐烂的死肢。我二十多岁时的结实身体渐渐变得绵软松弛了，就像盐罐中浸泡过久的橘子。毛发从我身体的各个部位长了出来，而我本该想到，我身体的某些部位根本不该长毛。这些都是真菌伺机致病的领地，它们把这个熟透的橘子当成自己的家。我的死亡很喜欢以这三种方式和其他一些方式，在剧终之前很早就把自己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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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宝石对我的影响，也许至多就是个苦笑。我会告诉自己：死神没有幽默感。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6]讲过一个故事：一个退伍老兵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去见他以前的统帅恺撒，请恺撒准许他结束自己的生命。恺撒问道：“是什么使你认为你的现状就是人生？”恺撒也有幽默感，但不是好的幽默感。他无疑有几分残忍，有几分草率。但我们现在都知道，一个绝望者在其生物学生命结束之前是什么状况。这是我反复感到的一种恐惧。我见过不少人在生命最后几年的状况，所以知道他们表现出的恐惧和困惑之甚。走向死亡，就是渐渐地、持续地变得无家可归。当年，我濒死的祖母在她住的养老院里对我说过：“我现在只想回家。”因此我想，日后我也会告诉某个陌生人说：“我现在只想回家。”可是，这未来却没有家。用不了多久，我甚至会想不起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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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跑这次马拉松也许是因为一些恐怖的故事是真的。我的一部分身体喜欢这个解释。它伴随着一种给人安慰的熟悉感，甚至是乡愁。际遇使我在英国以外度过了成年的大部分时光，但我仍是英国人，认同一个古老的传统：从事一种别人也从事的活动，再想办法贬低它——最好是诋毁从事该活动的人的动机或性格。我因这个传统的文化形式而欣赏它，哪怕我这个人的动机或性格会因此遭到诋毁。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跑这次马拉松了。老兄，这是中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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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这种业余爱好却远非绝无仅有。我是一种迅速增长的文化现象的一部分，那就是：40多岁的人迷恋于检验他（或她）的耐力极限。我在这方面的努力少得令自己尴尬。忘掉马拉松吧，到处都涌现出超长距离跑——50英里、100英里或更长距离的赛跑。最难跑的也许是恶水超级马拉松了。它是135英里赛跑，包括了加利福尼亚州大部分地区：从位于海平面以下282英尺的死谷起跑，结束于惠特尼山入口，比起点高8642英尺——惠特尼山径，加利福尼亚州最高的山。在赛跑的最初几个阶段，气温会达到130华氏度（54~55℃）。你若在那个温度下吸气，似乎就会被烤干。柏油路面热极了，你的鞋会融化，因此你不得不在路边的白线上跑——这会凉快一点儿，因为白线能反射热气。还有撒哈拉马拉松，撒哈拉沙漠中的赛跑，为时6天，全程151英里。赛跑者必须带上抗蛇毒血清注射针头，因为一路都遍布着大量的蛇。或者，你若讨厌酷热，还有硬岩马拉松比赛——海拔14000英尺的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上的100英里赛跑——这个比赛缓慢而困难，要跑上和跑下陡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山坡，其间最主要的医疗问题包括高纬度脑水肿。许多人用40多个小时跑完了比赛，而这意味着——除了要在黎明前起跑——他们在比赛过程中会见到三次日出。还有莱德维尔马拉松——海拔14000英尺的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上的另一项100英里赛跑，环绕美国海拔最高的城市——其完成率低于硬岩马拉松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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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我一直热衷于那些比赛。它们都是可怕的怪物，我可能永远征服不了。但是，我的小腿肌肉若康复了，下半年我一定会觊觎一些比较容易完成的50英里赛跑。我们这种反常的耐力，是否来自中年危机呢？是否常常是为了（就像漫画里画的那样，至少是对男人而言）年轻得不像话的女人和跑车，如今才有了恶水超级马拉松和撒哈拉马拉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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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个解释若是对的，我们就必须扩大“中年危机”这个概念，使它更专门化，更不分性别。这种“危机”远非男性专有，因为许多女人也像男人一样热衷这种耐力考验。她们把长跑比赛当做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业余爱好，能和男人一起完成距离大致相等的长跑比赛。显然，没有一个女人会对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7]构成竞争威胁。但赛跑的距离越长，男女之间的差距就越小。安·泰森（Ann Trason）[8]赢得了100英里极限跑步比赛总冠军，至少她曾经如此。我希望女人也有中年危机。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假定“中年危机”这个标签真的能解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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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某个事物贴上标签，这往往往是为了在本应努力思考它的时候不思考它。我们必须深入挖掘。什么是“中年危机”？其本质是什么？具体地说，参加硬岩马拉松比赛或撒哈拉马拉松算不算一种中年危机？它与典型的、却已成了老生常谈的“更年轻的女子/跑车”的中年危机有无共同之处？这两种所谓的危机里也许有某种东西，使它们有了共同点。但我若不能准确认定“中年危机”究竟指什么，这个标签就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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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思考中年危机的思路，是把它和“成绩”的观念紧连在一起。中年危机，产生于你知道了你的能力正在衰退，因此由于一种永远在增加、也许最终令人尴尬的差距[9]，你从此注定不能实现你的目标。“更年轻的女子/跑车”的反应是一种尝试，意在重申青年时期实现目标的权威。这就是全部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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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只能说我自己。但“重申实现目标的权威”这个假定，即跑步完全是为了获得成绩的想法，恰恰不能让我信服。我认为，我从跑步中很快懂得的道理之一就是成绩毫无用处。我一生中的跑步大多与成绩无关——据我所知，的确如此。跑步只是我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去做的事。我认为，我参加这场比赛不会引进“成绩”这个因素。但即使在这个时候，这里所说的成绩也是一种五花八门、能削弱自我的东西。我为参加这次马拉松开始训练时，在迈阿密夏末的高温里跑六英里差不多会要了我的命。我慢慢增加跑步的距离。在参加长跑的前一晚，我几乎不能入睡。我急切地跑到公路上，看看我能不能再多跑几英里。但我一这么做，不安感马上代替了满足感。12英里，好吧——但我下周要跑13英里。练长跑，完全在于确定每周的合理目标——你靠努力能达到的目标——再去实现它。这好像是在说“努力工作就会取得成绩”，它是美国梦的一部分。但至少对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工作—成绩”的循环圈。它向人们揭示了一点：一切“工作—成绩”的循环圈都是徒劳的。长跑这种基于目标的成绩，表明了基于目标的成绩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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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你是个男孩，站在糖果店外，一文不名，盯着你买不起的所有糖果。上帝出现在你身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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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孩子，总有一天你会买得起这个店里所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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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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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你知道吗，到你真正买得起的时候，你就不想要什么东西了。孩子，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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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任何值得争取的成绩都会以某种方改变你，直到使你不再重视你的成绩。我若靠着某种奇迹，真的完成了这次马拉松比赛，我就要去迈阿密南滩吃一顿早午餐——喝掉满满一桶“莫吉托”鸡尾酒[10]，以示庆祝。但我敢向你保证：到了吃晚餐的时候，我最初的满足冲动就会被烦躁取代。我的第一个想法可能是：哦，我毕竟跑完了它，而且是在被大大缩减了的训练计划之后——我是说，那种训练会有多难呢？接着我想到了“吉斯100英里赛”[11]，从基拉高岛出发，到基维斯特岛[12]，时间在5月份。我又想到了拟在2011年下半年或2012年举办的一些极具挑战性的赛事。但其目标不是做成事情。那个想法会使你误解一切。我不需要一大堆长跑赛奖状，好让我把它们挂在起居室的墙上；我也不需要奖章或皮带扣，好让那些东西告诉人们：我跑过这个比赛，我跑过那个比赛。那么，知道自己跑完了某个比赛后产生的满足感呢？我甚至也不需要它。至少对我来说，获取成绩就是一个使我的所获不再重要的过程。我跑步不为了任何事情——不是为了获得什么——而是为了让获取成绩的过程改变我。当然，我必须取得成绩，才能让获取成绩的过程改变我。但获得某种东西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跑步是因为我想被改变。这当然引出了一个问题：怎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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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年危机的另一种思路，是把它看作一种找回青年时期自由的尝试。我认为这个观点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至少错在了一个关键方面。长跑与自由有关——我对此深信不疑——但不是青年期的那种自由。传统的中年危机，以耐力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危机，都以各自的方式与自由有关。但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它们的确有一处关键性的不同——是它们对自由的理解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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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参加的快速体育运动中，如橄榄球、板球、拳击和网球，身心的区别最小。那些耐力运动中，投掷物、别人的双手或整个身体都会袭击我，或是故意的，或是恶作剧，身心之间没有区别。在那些日子里，在那些运动中，我就是我那个有生命的躯体。有时，我甚至在做完某个动作之后才知道做了什么。我还记得我打得最好的一场板球赛。我面对的是布里斯托尔[13]兰斯当板球俱乐部的一个快速投球手。他像是把球发到了背面区。我双脚并拢，想把那个球打回背后外野，但那是个长球，最后出界了。该我开球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向前迈了一步，还是后退了一步，但是我很准确地把球打了出去。球像子弹一样落在了背前野线上。我想，那是我唯一一次成功地打出了完美的斜后方击球，那是板球教科书上最难打的球。那多少有些偶然。一直到做完了那个动作，我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那一刻，我本身和我所做的事情之间毫无区别：我用我的动作体现了我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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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认为：自由就是行动与必然相一致。同理，道家也把自由界定为“无为”：以不行动为行动。在快速体育运动中，你“全神贯注”时，就是在以不行动为行动。你所做的完全符合情势的要求。你的行动与必然相一致，你做了必须做的。这几乎就是我15岁时无意中做过的事，那时我在板球场上最自由。斯宾诺莎的观点若是正确的，那么，那一刻我也许是再自由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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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中年危机与自由有关，但那是一种特殊的自由，涉及如何逃避成年人生活的种种忧虑，那种生活会慢慢把你碾作尘埃。但这种形式的逃避却想复制青年期的自由。这种自由完全与青春相关，其形式就是更年轻的女子和由跑车体现的速度。这种自由涉及逃避老年期：它涉及复制青年期快速运动的自由。这是一种生命的自由，恶作剧般地朝你袭来。这就是斯宾诺莎的自由，来自行动与必然相一致的自由。长跑体现的自由大为不同，它不是斯宾诺莎的自由，也不是青年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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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的自由打破了身与心之别。其实，斯宾诺莎只把心灵和身体看作了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在长跑的自由中，身心之别往往被增加，而不是被抹掉。至少对我来说，身心对话总是以同一种方式开始。我为参加这次比赛训练时，长跑的前半期常常是从老文化路开始，从西南152街跑到西南104街。我跑向120街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只要跑到104街就行，然后你可以走一会儿。”但是，这个“我”是谁？是什么？这个“你”又是谁？是什么？谁允许谁这么做？受苦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心灵。心灵常会提出一些鼓励，提供一些鼓舞士气的话，但从根本上说，能使我跑到104街的正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心灵。看上去一定像是我的心灵允许我的身体去跑——我的身心若无区别，又怎能如此呢？这个直觉，促使17世纪哲学家、数学家、现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开始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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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认为，身体（他有意地让身体包括大脑）是一种物体，仅仅在组织细节上有别于其他物体。但头脑，或曰心灵、精神或自我（笛卡尔放心地认为，这些叫法可以互换）却大不相同。头脑是非物质的东西，由不同的物质构成，那些物质遵循的运作规律和原理与物质对象遵循的不同。作为其结论的观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的混合体：一个是物质的身体，一个是非物质的头脑。笛卡尔关于头脑的观点很可能不正确。尽管如此，长跑最明显的自由却还是笛卡尔设想的自由，而不是斯宾诺莎设想的自由。脆弱的正是肉体。在长跑中逐渐增加距离，这是头脑的一种能力，即向身体撒谎，并使身体信服。我跑到104街时，必须继续跑。我必须保证我的身体仍然能以我确定的稳定速度，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成功的跑步精神有时必定是一种不诚实的精神。耐力的核心是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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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的自由所包含的内容，还有很多。某人对自己的身体撒谎，并似乎由此表明了（但也许是错误地表明了）身心之别，笛卡尔所说的这个表现，还只是自由的第一种表现，第一个方面。有待揭示的，还有一种肯定更加有趣的表现：我的一位老友（我们今天将要见面）认为我的那种表现已经够久了。但是，即使不愿支持笛卡尔关于身心关系的总体观点，说青年期的自由抹掉了身心之别，长跑的自由强调了身心之别，这似乎仍然是正确的。斯宾诺莎的自由是青年期的自由。对笛卡尔的自由，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怎样表述它的特点呢？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说过，做哲学家就是学习如何去死。西塞罗是二元论者，其理论与笛卡尔的二元论大致相同。头脑（或曰精神）是一种非物质实体，肉体死后，它依然活着。西塞罗认为，哲学家知道如何去死，知道怎样跟头脑一起消度时光——西塞罗认为头脑在人体死后仍然活着。长跑者知道怎样跟头脑一起消度时光——无论头脑是否能战胜死亡。长跑不是逃离老年期，而是跑向老年期。长跑远不是危机感的一种表现，而是承认一个人生命中已经达到的那个点。因此，长跑的自由便似乎是年龄的自由。长跑的自由远不是找回青年期的自由，而是宣示一种截然不同的自由，也许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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