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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长跑比赛若超过了一定的距离，我就会把它们与日常的跑步区分开。我不在乎短跑，这多半是因为我那时短跑还算不错。我那时是中学田径队的队员。“田径队”这个叫法也不大对：它也来自大西洋彼岸，似乎已不知不觉地渗入了我的思维模式。20世纪70年代，东南威尔士还没有“田径队”这个叫法。那时，学校若要在周末开运动会，某位体育老师就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罗兰兹，你跑得挺快。周六到体育场参加百米短跑赛吧。”我不喜欢周末在体育场外溜达，等着参赛，便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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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帕克西怎么样？他跑得比我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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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个周末不在，你必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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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兰有个体育场——鉴于整个库布兰的体育设备都很差，应当说，这个体育场的设备好得与整体状况很不谐调。因此威尔士的体育赛事大多都在这个体育场举办。所以我每年都要用两三个周末去这个体育场，但并不热心。我好像记得，我有一次拿到了威尔士15岁以下少年百米短跑决赛的季军——尽管我想，很多大卫·帕克斯[7]都没参加那天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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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大愿意承认百米跑是我的专长，而这只是因为没有比它距离更短的赛跑了。必要时我能一次跑两个100米赛，但从不跑400米赛——我认为，400米赛是专为最纠结的受虐狂们设置的。你必须尽量以最快的速度跑完400米！一个人怎么会享受这样的赛跑，我真弄不明白。其实，对我来说，就连100米跑都嫌太长。我是个“快缩先生”，坚持不了多久。起跑后最初5米左右我的状态最好，之后我就会全身像散了架一样。奥林匹克运动会若有一项“冲出起跑线”的比赛，我坚信那会对我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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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海因里希（Bernd Heinrich）属于一小批数量越来越少的人，他们力图把世界级的生物学家与世界级的长跑运动员结合起来。在其《我们为什么奔跑》（Why We Run）一书中，他概述了适于从事长跑者的总体解剖特点：“长跑者有一个共同特征——优秀的长跑者都很瘦。长跑者必须完全沿着地面飘，有时要连飘好几个小时。理想的长跑者是：骨骼轻而细，腿部肌肉细长，像小鸟一样。”若说这就是长跑者，我就是个反长跑者了。我飘不起来。我跑起来脚步很重（我的步子很沉，这显然是个问题，也是我几年来多次受伤的根源）。我远远不像小鸟。我腿短，骨头大，身体粗壮。我往往愿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有矮小粗壮倾向的运动型体质者。但更符合实际的是，我也许是一个有运动型体质倾向的矮小粗壮者——假定这两者有区别。在我最好的状态下，我只要刻苦训练，便能练就短跑选手那种厚厚的大块肌肉；在我最坏的状态下，我会是个胖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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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纤维有两个基本类型：慢缩型和快缩型。成功的长跑运动员的腿部肌肉，包含着79%~95%的慢缩肌肉纤维。一般人腿部的肌肉中，慢缩纤维和快缩纤维各占50%。短跑运动精英腿部的比例是：慢缩纤维占25%，快缩纤维占75%。慢缩纤维燃烧脂肪，只能靠不断供氧才能运作。快缩纤维燃烧葡萄糖，不用供氧即可运作。换句话说，它们是无氧运作。你快跑时，腿部的乳酸会燃烧，这就是快缩纤维无氧运作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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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你的锻炼方式对快缩和慢缩肌肉纤维比例的影响很小。格尔尼克（Philip D.Gollnick）[8]及其同事在1972年的一项经典研究表明：剧烈的有氧锻炼至多能将4%的快缩纤维转化为慢缩纤维。他让受试者在踏车上跑步，以他们85%~90%的最大有氧运动能力，每天跑1小时，每周跑4天，持续4~5个月。（这涉及受试者领取的实验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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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人们发现快缩纤维分为两类：FTa（a类快缩纤维）和FTb（b类快缩纤维）。FTa纤维具有慢缩纤维的某些特征。作为快缩纤维，它们靠燃烧葡萄糖进行无氧运作，但它们也靠燃烧氧气运作，像慢缩纤维那样。这两种快缩纤维在普通人体内所占的比例差不多，大致各占一半。与把快缩纤维转化为慢缩纤维相比，艰苦、持续的锻炼能更有效地把FTb纤维转化为FTa纤维。马拉松长跑精英体内的FTb肌肉纤维最终会变为零。我完全可以肯定，这是我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何况，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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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我作为长跑者一个最重要、最明显的事实就是：我不大善于长跑。我对长跑几乎毫无天资。我认为，我的生物学构造特征决定了我缺少这种天资。我不知道那天在“石山”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不能（一辈子都不能）理解我的双腿为什么要停下它们正在做的事——为什么不能一直像这样整日整夜地跑动。但无论我多么愿意，无论我为此做了多少努力、进行了多少训练，我都不能复制我那天在石山上获得的自由感和力量感。我当时正处在从男孩变为男人过程的某个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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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必然性的铁链把我们锁在了一起，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但是我们年轻时，我们风华正茂时，几乎容纳不下在我们内心歌唱的那种力量，束缚我们的锁链似乎轻得多。那天我跑步时感到了年轻人的自由，一种想不出停止的理由的自由，而确实也没有停下来的理由。青年期的自由是恣肆洋溢的生命，是肉体容器难以容纳的力量。你变老时，心中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少。你渐渐懂得了有很多很多停下来的理由：这些理由吵吵嚷嚷，自动冲了出来——你越疲劳，这些理由就越引人注意。但你若走运，若非常走运，那么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些理由无论叫嚷得多凶，都不能主宰你。这是年龄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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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体的构造，即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指出的身体的“真实处境”为借口，但它仅仅是个借口吗？我毕竟没有接受过肌肉活组织检查。我若知道我具备世界级长跑运动员的肌肉结构，其中80%是慢缩纤维，而且根本没有FTb，也许会大吃一惊。但我对此怀疑。与我不具备生物学天资相关的，还有一个特征：那天的长跑成了我日后长跑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它全无计划。我那天早晨睡醒后，想跟布茨一起到外面去，仅此而已。我并没计划跑到山上去。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朝山上跑。我完全是不知不觉地跑到了那里。我有时说我不喜欢跑步，但有时又相信跑步。但我想这个说法不够准确。我长期以来一直在跑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所以我想我一定是喜欢跑步。但我很不愿想到跑步。至少直到最近——如今事情变了，这么做自有理由——我若要去跑步，仍然必须保证自己不去想我要跑步。我不得不偷偷地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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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阅读跑步的杂志，它们有时会提供一些建议，告诉你：你不想跑步时，怎样激发自己去跑。例如，给商人的建议是：把跑步纳入日程，就像把会议纳入日程，事后要感到骄傲，就像很好地完成了一项工作。对我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一个办法能促使我去跑步，那就是让我自己相信我不是在跑步。20世纪60年代有一部英国影片，叫“遭诅咒的村庄”（Village of the Damned），根据约翰·温德汉姆（John Wyndham）[9]的小说《米德维奇布谷鸟》（The Midwich Cuckoos）改编。它讲的是一些外星人变成了儿童。他们掌握某种十分歹毒的心灵感应术，似乎打算占领地球——这是很常见的外星人题材。影片结尾，主人公（他埋下了炸弹）正被那些外星人儿童用心灵感应术探测。后者怀疑他在策划，但并不知道具体策划什么。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去想那颗炸弹。这就是我对待自己跑步的常用方式。不，我今天绝不跑步。不，先生，我根本不想跑。我只想坐在这儿写字。接着，我突然站了起来，匆匆穿过房间，换上短裤，穿好跑鞋，冲出了门外，就像被好几只狗拖走了一样。我的身体不等弄清出了什么事，就像往常一样提出了反对意见，还设置了障碍——它的常见策略是让你觉得自己疲乏透了，累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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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想到跑步的这种厌恶——不跑步，以及想到跑步——贯穿了我的整个20岁和30岁期间，也许还延续到了我40多岁的时候。如今我大不相同了。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到屋外的公路上跑步。这也许是因为我如今有了两个儿子，一定要相信我的话，与跟他们在一起几个小时（别误会，我很喜欢如此）相比，跑20英里就是一种能让我放松的暂时休息。这也许是因为我开始懂得：在将近半个世纪[10]以来的全部伤害、麻烦和一直持续不断的低潮痛苦中，我的跑步生活并不一定通向不确定的未来。我有“最迟销售日期”，它十分清楚地印在我靠不住的膝盖上，印在我很不灵活的跟腱上，印在我很有问题的脊背上，印在我故障频出的小腿肌肉上。按照这个思路，我渐渐明白了：跑步不只是我做的一件事。它甚至不是我有权去做的事。它是一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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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狗一起跑，不和人一起跑。这是我会在后面反复提到的另一个特点。人们一起跑是为了相伴，为了互相鼓励，为了交谈，为了吹牛。一句话，为了凑在一起。这些理由全都可以理解，全都值得尊重。但它们却不是我跑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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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用时间、距离等评判他们的跑步，也用一些较复杂的术语评判它：AI——他们在已跑完的距离中插入的有氧运动的次数、时长和强度；TUT——上坡的总时间；如此等等。但对我来说，AI和TUT这些都完全是或然的、偶然的。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每次跑步都有每次的心律。跑步的心律是跑步的本质，是跑步的实质。在这里，在一个夏日早晨的这座石山上，我的心律是和缓的。我的双脚轻缓地沉入草丛和石楠丛里。轻微的山风在扭曲盘错的树枝间飒飒作响。几只云雀在微风中轻舞。最重要的是我身边还有布茨，它轻声地喘气，拴在它脖子上的小铃铛也轻轻地发出叮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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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下半生，人们有时会问我跑步时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很合理——鉴于我将做出的坦言，这个问题尤其合理。但是，它虽说合理，却是错的。这个问题暴露了一点：提问者根本不懂跑步是什么。我能做出的任何回答都会相当恼人。“上帝啊，这伤害了我”就是一个越来越常见的口头禅。概括地说，我所想的会反映我跑步之前的生活经历。我若快乐，便会产生快乐的思想；我若悲伤，便会产生悲伤的思想。我在跑步中携带了太多的思想，我太多地想到了生活中的恶臭、焦虑和必须关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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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步时只要说了话，那就表明跑步出了错，至少表明还没有跑对——跑步还没有使我全神贯注于跑步。我还没有合上跑步的心律，跑步的节奏还没有发挥催眠般的作用。每一次正确的长跑都会出现一个点，思考在那个点上停止，思想在那个点上开始出现。这些思想有时毫无价值，有时不是。跑步是个开放的空间，其中变换着种种思想。我跑步不是为了思考，但我跑步时会产生各种思想。这些思想并不是与跑步毫无关系，而是跑步的额外奖励或报偿。它们是跑步真正实质的一部分。我的身体奔跑时，我的思想也在奔跑，其方式与我的设计或选择几乎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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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跑步对大脑（至少是对我的大脑）的影响的研究。这些影响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不久以前还没人知道成年人的神经生成——成年人的大脑新细胞甚至有可能增加。但事实似乎就是如此。跑步就是可能促使这种神经生成的事情之一，至少在白鼠身上是这样。若允许实验室的白鼠自由地接近踏车，其大脑的海马体就会生成数十万个新细胞。海马体是大脑中与记忆相关的部分。此外还有BDNF，即源自大脑的神经生成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它是一种蛋白质，其作用是促进新的脑细胞成形，也帮助保护现有细胞并生成大量细胞。以后可能出现这样的时刻：我会对大脑受到的这些影响感到十分愉悦，但目前它们尚未影响到我。我更感兴趣的是我跑步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跑步之后发生了什么。不过，一直要到FMRI（功能性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技术发展得比目前更便于操作，否则我就不可能发现那些影响，至少不能直接地发现。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对大脑其他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运动节奏与信息处理之间关联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做出一些合理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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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一个有待解释的现象说起：跑步时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描述为“思考转变为思想”，并指出一点：这种转变的根源是（运动）节奏的催眠作用。这个现象若只是我一个人独有，它就很可能是无趣的（当然不包括对我自己）。但是，其他一些人也描述过基本类似的体验。例如，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曾写道：“跑步！我想不出有什么活动比跑步更快乐、更令人愉快、更能滋养想象力了。跑步时，头脑与身体一同飞逸，语言神秘的开花期仿佛伴随着大脑中的律动，伴随着双脚的节奏，伴随着双臂的摆动。”村上春树也做过类似的描述，只是重点略有不同：“我跑步时，我的头脑自动清空了。我跑步时所想的一切都服从于这个过程。我跑步时，各种思想会自动袭来，如同吹来一阵阵轻风——它们似乎突如其来，然后消失，什么都没改变。”奥茨和村上春树指出了这种体验两个重要而不同的方面。奥茨强调了节奏：思想的飞逸和律动，与双臂的摆动和双脚的运动一致；村上春树强调了头脑的清空，把思想比作穿过这个空虚之处的阵阵轻风。我在这方面与村上春树不同：他认为这些思想什么都没改变。我认为这个说法有时是对的，但它们偶尔（只是偶尔）也能改变一切。此时，它们便不是吹拂在我脸颊上的轻风，而更像是猛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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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只有准备好方能出现。它们不能被逼迫，不能被催促——它们不能被指望。它们应其时而来，而不会迎合我们的时间。我那天去了石山以后，迄今已过了很多年，我已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想解决一个问题了。那是个很难解决的抽象概念的问题，但它突然自行解决了。若不是这样，那就可以说：我跑步时，它在我眼前解决了。对这个现象的一部分解释，几乎一定是来自“节奏”这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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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轻轻敲出有规则的节奏时，大脑的左额叶皮层、左顶叶皮层、右小脑这几个区域便会被激活。与这个活动的定位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活动的频率。这个频率在伽马波段，为25~100Hz，但最常见的是40Hz。很多人认为，伽马振荡是大脑信息优化过程的关键，是注意过程的基础，也许还是有意识体验过程的基础。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伽马振荡在将各种活动整合成整体活动方面的作用。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1]和克里斯托夫·柯赫（Christof Koch）[12]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40Hz左右的伽马振荡的作用是整合信息，使之能被视觉感知到，因此是视觉体验必不可少的。尽管对这个观点人们尚有争议，但是“有效认知运作中包含着伽马振荡”这个观念，如今还是被大部分人接受了。事实上，光遗传学已相当明确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光遗传学是斯坦福大学卡尔·戴瑟罗斯（Karl Deisseroth）[13]研究小组创立的。在光遗传学研究中，研究者用针对一种能产生细小白蛋白（细小白蛋白是一种蛋白质，能调节大脑中伽马波的振荡频率）的神经元的光脉冲，去控制大脑的节奏。运用这种技术，戴瑟罗斯证明了：正确的伽马振荡频率能“增强大脑额叶皮层细胞间的信息流动”。额叶皮层是大脑中联系高级认知功能（例如思想）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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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只要简单地用手指轻轻敲出一个节奏，就能产生伽马振荡的最佳频率——40Hz。因此我们不用太费力即可假定：人的身体按照适当的节奏运动，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你的确会怀疑：轻扣手指会产生伽马振荡的恰当频率，全身运动有可能使这种效果更强。所以跑步涉及的身体节奏与出现涉及高级认知功能的大脑活动，这两者存在着关联，这个推断就并不那么难以置信了。不过，节奏仍然不是全部。以40Hz的频率轻扣手指几小时，至多只会使手指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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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Wolfgang Ketterle）[14]也注意到：跑步有益于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用“放松”的概念描述了这种影响：“一些解决办法十分明显，但只有你放松得足以发现它们，它们才是明显的。”但我认为这并不完全正确，至少我自己的经历并非如此。放松有多种方式，先说说显而易见的。我的确格外善于放松，尤其是附近有一台电视机、一张舒服的沙发，外加一瓶还算不错的酒的时候。遗憾的是，我这么做时，那些解决概念难题的办法似乎并未自动地宣布它们存在。我跑步时，它们更不大可能出现，因此我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至少精力衰竭（而不是放松）一定也发挥了某种作用。存在某个点，思想在那个点上死亡，而一旦达到了这个点，跑步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疲劳，于是更有可能出现一种解决办法。但只有首先建立了节奏，这个办法才会有效。那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节制跑步半年后，又开始跑，跑了两英里，归途中发现自己快要累死了，便盼着这些有价值的想法全都凭空出现，仿佛无中生有，解决我数月以来一直努力解决的所有问题。事情若是这样，那就容易多了，但事情并非如此。那样的跑步中，我从没摆脱过思考——通常是很不像样的思考：思想根本不肯跟我联系。我想，这是因为我的头脑没有清空。为了清空头脑，我需要节奏；为了获得节奏，我需要保持良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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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至少对我来说，有两个关键因素：节奏和衰竭。它们都不单独运作。由于可以作为依据的经验性研究较少，论及衰竭对高级认知功能的影响时，我就不得不做出更多推测。首先，大脑的运作方式可能涉及某些一般原理。大脑是一种恪守习惯的造物。它一次次走过同样的道路，一次次造访同样的死胡同和绝径。这是因为大脑在本质上是一台联想机器。活动通过联想分布在大脑里。若是大脑一个区域的活动以前造成过另一区域的活动，这两者就建立了联系。而这就意味着：未来在另一场合若发生第一类活动，第二类活动也很可能发生。人类一次又一次地犯下同样的思想错误（或个人犯错，或集体犯错），甚至只要草草地瞥一眼思想史，我们便会看到：本质上相同、最常见的是不成功的思想往往反复出现，只是其形式略有不同——这个倾向就是大脑的联想本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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