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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说，奥林匹斯山众神不但摆脱了“世人脸颊上因辛苦劳作而生出的皱纹”，而且摆脱了“空洞面孔上的轻浮笑容”。席勒认为，辛苦与快乐深深相连。快乐在一个人的生活里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从令世人脸颊起皱的辛苦的转移。因此快乐虽然远远不是它的反题（辛苦），但其价值却在本质上依赖于辛苦。例如，你可以决定走到家里的酒柜前，以此作为你离开艰辛的工作、回到家中的标志——这就是做了能减轻压力的事。另外，你也可以坐下来观看一部制作精良的情景喜剧。这两件事情都可能是快乐之源。但它们引出的快乐，却是不再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目标、责任或忧虑而实现转移的能力的一种功能。它是那种能消除呆滞面容的快乐。它只能轻抚心灵的表面，不会留下任何持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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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快乐”和“转移”密切相关的“乐趣”（fun）的词源里，有一条线索能用于追溯快乐和转移的关联。我们做事情是“为取乐”（for fun）。“乐趣”表示“娱乐”，但也有“转移”的含义。17世纪初以前，fun最初并不用作名词，而是用作动词，表示欺骗或愚弄，可能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语单词fonnen，意为“愚弄”。因此，与它相应的名词形式便表示“欺骗”或“愚弄”。快乐是一种愚弄或哄骗，因为快乐的功能是使我们离开受制于工具性价值的人生状态（即“转移”）。因此，我们赋予快乐的价值，就反映了我们的人生在多大程度上变成我们工作的战场——反映了我们只为其他事情而进行了多少活动。在缺少固有价值的人生中，快乐是最重要的。在现代，快乐就是一大欺骗（或愚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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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某种思考幸福的方式。通常认为，幸福是快乐的一种形式，或者至少与快乐类似并同等重要。幸福和快乐都被概念化为感觉：某些温馨、愉悦、可人的感觉。幸福和快乐之间也许存在着细微差别，例如，幸福感比快乐稳定，不像快乐那么易逝。也许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很难确定两者中哪个“更深刻”或“更有意义”。但这两者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是两种不同种类或性质的感觉的差别。这就是所谓“快乐主义”幸福观，对立于早期提倡的对幸福的实现论表述[11]。古希腊人根本不认为幸福是一种感觉。对他们来说，幸福就是“安康”，就是让生活符合美德——道德的、智能的、体育运动的美德——它们是人性的特征。他们认为，幸福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种感觉。快乐主义幸福观得到了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n）的拥护，他是所谓“功利主义”道德论之父，其学说后来一直支配着我们关于幸福的种种假定。对怎样产生幸福、怎样增加社会的幸福总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如今人们大多都不怀疑“幸福是某种快乐的感觉”的说法。理查德·雷雅德（Richard Layard）[12]是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退休教授，是不止一届英国政府有影响的社会政策顾问。他告诉我们，幸福是“感觉良好，愉快的生活，并想让这种感觉继续下去”。哈佛大学教授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13]宣布：幸福就是“对快乐和意义的综合体验”。这两人表达的都是完全正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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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幸福若是当今时代的一大欺骗，快乐和幸福的区别若（至多）是微乎其微，我就似乎应当以同样的观点谈论幸福。但是，下这个结论却显得为时过早。快乐主义幸福观的问题并不在于它误解了幸福，而在于它只说对了一半。快乐主义幸福观把幸福当成了一种事物，当成了某种感觉，但幸福概念的本质并不明确。幸福不是一种事物，它是两种事物，这些事物大不相同。若认为幸福类似于快乐，幸福显然也会像快乐一样，被指控为欺骗或哄骗。但这并不是理解幸福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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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幸福本身就有价值——它是我们为了它本身，不为了其他事物而需要的东西。更常见的是，“幸福本身就有价值”的说法获得了近于普遍的承认，至少在哲学家当中如此。乍看上去，这个说法似乎有理。我们也许需要金钱，因为我们认为金钱能买到幸福。但是，我们认为幸福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需要幸福，只是因为我们想要快乐——别无其他理由。这就是那些观点或目标止步的地方。因此，幸福必定具备固有的价值。但我认为，我们若把幸福看作了快乐，那也许就根本没有幸福这种东西了。把幸福理解为快乐，我们就是为了幸福之外的某种事物而需要幸福。我们想要幸福，是因为想摆脱工作对我们人生的控制（即从工作转移）——完全为了别的目的而无休止工作的工具性循环。作为快乐，幸福会自动地出现在意义和目的的停止之处。但事实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幸福若被理解为快乐，幸福就成了人类心灵的情景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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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理解这一点，尽管他可能不熟悉“情景喜剧”的这个概念。宙斯一直在做游戏，即使游戏的结果是种种快感的延迟或偶尔缺位。我们若愿意，完全可以把幸福视为快乐，但我们若这样做，便也应当愿意承认幸福也许并不特别重要，幸福不是能使人生成为“值得的麻烦”的东西。只要怀着任何一种信念去玩游戏，并且思考其中包含了什么（哪怕只思考一秒钟），任何人便都会懂得：游戏与快乐无关（并且永远无关）。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刚跑完的26.2英里与快乐毫不相干。事实上，我可以肯定地说，它使我深感不快，尤其是在跑第二个13.1英里的时候。跑完后，我也丝毫没有感到满足的补偿性兴奋，而它通常伴随着完成得很好的工作，也能将不快一扫而光。但我记得我产生了一种模糊的、难以言喻的赛后困惑感，一种“好了，现在该怎么办？”的感觉，而从经验的角度说，它确实是困惑感。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同样自信地说，我跑步时和比赛结束后都不快乐。相反，我认为我也许深深地、过度地，甚至令人讨厌地感到了快乐。这种情况若是真的，我似乎就不得不得出结论：并非一切幸福都是快乐。有的时候，幸福甚至与快乐并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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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赛中，我第一次理解了理由和行动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也理解了世上一切理由都不能支配我，这时我便受到了诱惑，那是一种我最终无法拒绝的诱惑：我禁不住说，我跑步时感到了欢乐。施利克也把快乐从他不肯说的“欢乐”中区分出来。但是，给事物贴上标签却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益处，除非我们能说清标签的意思。即使快乐与欢乐之间存在起码的区别，那个区别也已被当今时代变得几乎不可见了。某个人谈论“享受”某件事情，他的意思仅仅是他发现那件事情能使人快乐——有“乐趣”。当今是崇尚感觉的时代。它必须如此。感觉是一些消遣，能使人们离开由工作主宰的生活。因此我们会问：除了作为特别增强的快乐感——加深的、强化的快乐感——欢乐还能是什么？但是，我所说的“我的欢乐”却和我感到的不快乐的一种相当残忍的形式[14]有关。那么，在哪种意义上，根据什么正当理由，我才能把这种体验称为“欢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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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是另一种形式的幸福，它是幸福的变体，不能理解为快乐。作为快乐的幸福是根据其感觉界定的，但并非作为欢乐的幸福。我说：“我在理由与行动之间的差距中奔跑时感到的是欢乐。”而萨特却把同样的体验描述为“痛苦”。这些具有如此不同的经验性内涵的术语，可以用于描述同一种经验，这就表明：这种欢乐不能用对它的感觉来描述。欢乐能造成很多感觉。各种感觉都可能与欢乐相伴，但它们不能界定欢乐，不能使欢乐成为欢乐。我怀着从“无”而来的思想跑步时感到的欢乐（或者说与跑步相伴的感觉），与另一种欢乐大不相同，后者是我今天跑步时感到的欢乐，因为我当时理解了一点：我的一切理由，或者说我可能有的一切理由，都不能主宰我。尽管如此，这些仍然都是欢乐所能采取的形式。从本质上说，欢乐不是一种感觉，甚至不是多种感觉的汇合。欢乐是认同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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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生越是被工具性主宰，我们就越是看重快乐。欢乐的功能却截然不同。欢乐能表现为许多经验性形式。有全神贯注的欢乐，即体验到完全沉浸在正在做的事情当中。有奉献的欢乐，即体验到正在全心致力于行为而不是结果。有坚持到底的欢乐，即体验到一心投入游戏，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交给游戏，竭尽全力，无论这会使你付出什么代价。有挑战的欢乐，狂热而暴烈：不，你打败不了我，不是这里，不是今天。在跑步的心跳中能发现欢乐，无论它表现为哪种形式。但说到底，所有这些欢乐都归结于同一个事物。欢乐是对人生中固有价值的体验（或者说认同）。欢乐是对人生中本身就有价值的事物的认同。那些事物因其自身而有价值：它们都是人生中值得热爱的事物。快乐使我们不注意不具固有价值的事物。欢乐使我们认同具有固有价值的事物。快乐是一种感觉方式，而欢乐则是一种观察方式。欢乐不是快乐所是的东西，永远都不是。欢乐是对人生中一个位置的认同，一切意义和目的都在那个位置上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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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都将以进入人生的方式告别人生：战战兢兢，不知所措，孑然一身。但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时，却遇到了关爱的臂膀和慰藉的话语。在离开人生的路上，我们将一无所遇。每一种生物的生命都遵循着这些总体轮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生命是悲惨的，是极为不幸的。但人类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我常常担心自己未来的命运，换言之，我认为自己的命运会相当不济。但我知道，这也会是我孩子们的命运，而那就更糟。有的时候，正如维特根斯坦曾说的，生活中最难看清的事就是最明显的事，而它们之所以是生活中最难准确看清的事，是因为它们都是最明显的事。对我来说，有一点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我不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去保护我的孩子们不受生活的伤害，不受我把他们带入的这个地方（现实世界）的伤害。说实话，他们的生命正常展开时，他们成长时，他们见到其人生中的固有价值最狡黠地聚在一起时，我可以给他们些许帮助。但当他们在道路上步履维艰，我却会离开他们，就像最懒惰的父亲那样。用不了短短的几十年——这是假定我还能再活短短几十年——我就会离他们而去，让他们单独面对他们的渐渐消亡。但是，我能活在他们的记忆中，为他们提供一个有力的例证，说明怎样活在这个充满恶意之地，怎样面对他们渐渐的消亡吗？也许能吧，但遗憾的是，我们年轻时的记忆都是些有病的孩子。我的儿子们现在还根本不需要记忆——他们为什么需要记忆呢？到了他们需要记忆的时候，我很可能已经不在他们的记忆里了。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说：我们在被忘记之前被变成了媚己之作（kitsch[15]）。留在记忆中的我，将会成为一些滑稽的、模糊的暗示或一个人曾经是的一些主题。对我们人类来说，理解自己的命运就是我们命运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们所爱之人的命运也就成了我们命运的一部分。换言之，我们的人生不只是悲惨的或不幸的：人生都是悲剧性的。悲剧诞生于不幸与理解相遇之际：一个人不但受苦和死亡，而且同时又理解到了这种受苦和死亡是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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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若是有意义，那个意义便会是对今生的补偿。它会像加缪所说，使人生成为“值得的麻烦”。尼采比这更进一步，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必须不但能让我们忍耐生活，而且能让我们爱生活：“我衡量一个人的伟大的标准是热爱命运[16]：一个人不想改变任何事情，不求超前，不求落后，不求永生。不但忍受必然，而且不隐瞒必然——面对必然之事，除了爱它，一切理想主义都是谎言。”[17]“热爱命运”，这个要求太过分了。我有时几乎能够应付落后。我在自己的人生中一直很幸运。但即使如此，我也很难不懊悔，为我往日至少几个白痴行为或轻率之举懊悔。一些人对我说，他们不愿改变某件事情。就我个人而言，我想我也许愿意改变某件事情。但你若把落后与超前相较，落后便会失色，化作无意义。我想，热爱自己的命运或许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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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还是在生活中的一些瞬间几乎接近了这个任务。用于追求重要之事的人生，与沉浸于重要之事、被它们包围的人生，这两者有本质的不同。这两种人生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有些人为了追求另外某个事物而跑步。有些人只是为跑步而跑步。若想找到今生的某种意义，除了一个办法之外，我不知还有什么其他办法，那个办法是：不要追求，只是去跑。被工具性价值主宰的人生，都用在了为另外某种东西的追求上，穷追不舍，直至到手。与之相反的是发现生活中的善，热爱生活中的善，让自己被善包围，竭尽全力地守住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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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和群体（狗群和人群），这些永远是我人生固有价值——善的理念的一对支柱。我跑步时，我沉浸在善的理念里。我和我的狗群（虽说狗群会有变更）同跑时，我沉浸在善的理念里。我们并不总是能以群为伴——有时各种环境会共谋，会以这种方式跟我们作对。但我们仍有可能发现善的理念。为此，只要做到一点即可：穿上跑鞋，一直跑下去，直到你发现自己进入了跑步的核心。你只要不断地跑，最终一定能进入跑步的核心。在我沉浸于善的理念、被它包围的这些瞬间，我即使做不到热爱命运，也起码能与命运和解。我与命运和解，是因为我的烦恼不足以使我想改变命运。与命运和解与热爱命运，这两者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与命运和解却是一种迁就，那是我最佳的选择。这些瞬间之前，未发生任何使它们出现的事情，它们也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但这都无关紧要。我不想要一个不同的过去，也不想要一个不同的未来，这就像我和狗群同跑时，我不会要求一只晒太阳的蜥蜴从一块岩石爬到另一块岩石上。在这些瞬间里，我的命运根本不能主宰我。我不能热爱自己的命运，但我至少能像那只蜥蜴躺着的那块岩石一样被动。在这些瞬间里，人生中一切意义和目的都停止了，追逐结束了，跑步真正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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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跑步跳动的心中，我听见了以前的我和我昔日所知的回声。当跑步的心跳包围了我，紧紧抓住了我，我就回到了堕落之前的那个我。当跑步的节奏紧紧抓住了我，我就跑在了欢乐的原野上。我被它包围，被它由外而内地温暖。在这些瞬间，跑步对我低语：它那些低语是来而复去的思想，自碧空而来，又化为乌有。它轻声对我说出了一个我曾经知道却又忘了的真理，就像一个曾经出现又慢慢消失的梦，一个无法追忆的梦。这些低语讲的是欢乐，是对自由的感受，是如此的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如此的人生控制着赤裸的、濒死的我们。它轻声对我讲着我在伊甸园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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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为Gestell，德语，又译作“框架”“集置”。海德格尔在其论文《关于技术的问题》（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1949）中用于论述现代技术本质的概念。他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就是“装框”活动，因此现代技术就是一个“座架”；技术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不是达到某些目的手段；出现在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先被“装框”（即采取一种存在方式），才能被人们看到和理解。据此，他还认为世界也被“装框”，作为“储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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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文为dasein，德语，其字面意义为“存在于彼”或“在场”。亦可按照下文的解释，将这个术语理解为“人的存在”。它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指人类独有的对存在的体验，即意识到人格和死亡，意识到一个人的两难处境：与其他人共同生存在世界上，但在本质上又是孤独的。此段引文涉及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限于篇幅，不能在此详解，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著或其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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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King Lear）第四幕第一场。此处的“葛罗斯特伯爵”的原文“Duke of Gloucester”有误，它在原著中是“Earl of Glouc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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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自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15封信，译者根据本书引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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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据古希腊神话，宙斯化身为公牛，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劫夺到了爱琴海的克里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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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国哲学家、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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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文为eidos，来自希腊语动词idein（看见），被译为idea（理念）。柏拉图所说的“形式”指的就是理念。他认为理念世界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朱光潜先生将idea一词译为“理式”，以区别于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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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长跑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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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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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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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指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可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中对幸福的表述。他用希腊语单词eudaimonia表示的“幸福”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符合美德的生活方式，即人的自我实现，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实现论”（或完善论）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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