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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有位20来岁的医药代表，是那种极具魅力、女孩子梦寐以求的约会对象。他说出了他是如何说服一位本不情愿参加他推广的药品信息讲座的女医生参加的，他的方法就是答应陪这位女医生去学交际舞。这其实就是一种没有明说的交换关系：代表帮医生一个忙，医生拿他的免费药物样品并向病人推销该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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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还讲了另外一个惯用手法，就是给医生所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送饭（我想这也是当护士或接待员的好处吧）。甚至有的医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出，如果代表想见到医生，午饭就要轮换着送牛排和龙虾。令人震惊的是，医生有时候甚至把代表叫到检查室去（让他以“专家”的身份）直接向病人介绍某种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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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医疗器械的代表那里听来的故事更让人不安。我们了解到，推销医疗器械的代表在实施手术的手术室里卖仪器的情况也很常见，且不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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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珍妮特惊奇地发现，医药代表对经典的心理说服策略非常了解，而且能自然而然地、熟练地运用这些策略。其中有个策略是，他们会雇医生去给其他的医生作简短的讲座来推广自己的药物。现在，医药代表真正在意的不是听众从讲座中学到了什么，而是作这个讲座对演讲者有何影响。他们发现，演讲者对某种药物的好处进行讲解后，会开始相信自己说的话，此后也会按自己所说的给病人开药。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会很快地且很容易地相信自己说的话，就连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这么说都不重要了（在以上的例子中，医生这么说的原因是他们拿了别人的钱，受雇于人）。这是认知失调在起作用：医生也许会解释道，如果他们向别人推荐某种药物，那这种药物的疗效肯定不错，因此他们的信念就和自己的演讲口径一致了，开药时也会按自己演讲所说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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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说他们还会使用其他手法，即成为变色龙——按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口音、展现出不同性格和政治立场。他们以能把医生哄得舒服而感到骄傲。有时合作关系还能发展成社会关系，有些医药代表会和医生像朋友那样去深海钓鱼或打篮球。有了这样的经历，医生在开药时就会更高兴地用自己“铁哥们儿”的药。当然，医生在和医药代表钓鱼或投篮时并没有觉得自己在道德方面妥协了，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在和一个朋友放松度假，而这个朋友碰巧是个生意人。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可能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利用了，但毫无疑问，他们确实是被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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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的恩惠不容易识别，但多数情况下，利益冲突还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有时制药公司会给医生几千美元的咨询费，有时制药公司会给医学院研究部门捐一座大楼或直接捐款，希望以此影响该部门的看法。这种做法会引起很多利益冲突，医学院里尤其如此，因为在那里，教授对药物的偏见会影响学生和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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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的记者达夫·威尔逊给出了这种行为的一个例子。几年前，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注意到，他们的药理学教授重点介绍了一款降胆固醇药的好处，而对其副作用则轻描淡写。学生上网搜索后发现，在10家药品公司的工资单上都有这位教授的名字，其中，有5家公司都制造降胆固醇药。这样做的不止这位教授一人，威尔逊说：“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公开信息来看，在8 900位教授和讲师中，有大约1 600位曾向校长报告说，他们或其家属与某家制药企业有金钱交易关系，这些企业与其教学、研究或临床治疗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若这些教授公然把药物推荐充当学术知识，我们就要面临严重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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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诚实的诚实真相：我们如何欺骗了每一个人，还有我们自己？ 金融服务业中反复上映着监守自盗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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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医学界充满了利益冲突，那我告诉你，其实还有一种职业的利益冲突更为普遍。没错，我说的就是金融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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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现在是2007年，你刚在华尔街的一家银行里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只要你相信抵押证券（或其他新的金融工具）的前景不错，每年就可得到约500万美元的奖金。别人给你钱，就是要你维护扭曲的事实，但你也许并没有发觉，这笔钱已经影响到你对现实的看法了。你反而很快会相信，抵押证券的优势和你想象的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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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相信抵押证券是大势所趋，你就很难看到其中的很多风险。除此之外，人们都知道评估证券的真正价值是很难的。你需要从一大张复杂的、满是参数和方程的电子表格中找出这些证券的真正价值，只要把折价系数从0.934改成0.936，你马上就能看到证券价值大幅上涨。你继续和这些数字打交道，寻找最能代表“事实”的参数，但只用一只眼睛你也能看到你选择的系数会给未来的金融市场带来什么后果。但你不放弃，仍和数字打交道，直到确信这些数字是评估抵押证券的最好方式为止。你的心情很愉悦，因为你确信你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客观地评价这些证券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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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你不是在和真实的钞票打交道；你只是在处理数据，离真实的钱还很远。这些数据的抽象性使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更像一种游戏，你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真正影响到别人的家庭、生计或退休金。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只你一个。你意识到你旁边办公室里的那些聪明的金融工程师和你的做法差不多，而当你把自己的估值和他们的估值相比较后，你会发觉有几个同事的评估值比你给出的评估值更极端。你相信自己是理性的，也相信市场永远是对的，甚至更愿意接受自己目前的工作是经得起良心的考验的（我们会在第八章中更详细地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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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实谁做的都不对（记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吗？），但一想到自己会赚到一大笔钱，就会觉得捏造事实是可取的，是人都会这么做。你的行为很有问题，但你却看不出来。毕竟，你的利益冲突中不涉及真正的钱；金融工具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而你的所有同事又都在做同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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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部令人瞩目的（也令人非常悲伤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监守自盗》，详细地展示了金融服务业是如何使美国政府腐化，导致华尔街缺少监管，进而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的。这部片子也展示了金融服务业是如何付钱给学者（包括校长、系主任和大学教授），让他们为金融业和华尔街撰写专业文章的。看过这部片子，你就会对学术专家如此轻易地被人收买感到困惑，而且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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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你的道德标准前，先假设我（或你）成了捷安特银行的审计委员会成员，报酬颇丰。现在，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与银行的经营业绩息息相关了，我可能就不会再对银行的行为评头论足了。例如，当原因足够强烈时，我不会再说诸如投资应该明确透明这样的话了，也不会说银行应该努力地去克服其利益冲突。当然，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加入这样的委员会，我还是认为银行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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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诚实的诚实真相：我们如何欺骗了每一个人，还有我们自己？ 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有失公允的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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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无处不在，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识别这些冲突，想到这些，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本人也很容易受到它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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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有人会拜访我们这些学者，希望我们能运用专业知识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或成为专家鉴定人。在得到第一个学术职位后不久，我便应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邀请成为专家鉴定人。我还知道我有些更有建树的同事也以提供专家鉴定报告为副业，因为这份副业的收入不菲（尽管我的同事们都坚持说自己这样做不是为了钱）。出于好奇，我想看看同事们曾经鉴定过的案件。看了几份之后，我很惊奇地发现他们对研究结果的运用都是片面的，而且他们在报告中对代表另一方的专家鉴定观点和资格也大加贬损，要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另一方的专家鉴定人也都是德高望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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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样，我还是决定试一下这份兼职（当然不是为了钱），而我也因给出了专家意见[13]而得到了一大笔钱。 在该案件的早期我就意识到，和我共事的那位律师一直在向我灌输对此案件有利的思想。他们并没有强行这样做，也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方面是对委托人有利的。他们只是让我叙述所有与此案相关的研究。他们指出，那些对委托人不利的发现也许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而对委托人有利的研究都很重要，完成得也很出色。每次我用一种对他们有用的方式叙述一项研究时，他们就会说几句热情的恭维话。几周后，我发现自己情愿迅速采纳我的雇主的意见了。整个体验过程让我怀疑：人们在收完钱后给出的观点是否有可能是客观的（在此我坦诚地说，自己缺乏客观性，我确信没人会再让我当专家鉴定人了——但也许这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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