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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我们已经有了许多规范道德、克服“管他呢”效应的社会机制。这些社会机制涉及范围广泛，从天主教的忏悔到犹太人的赎罪日，从伊斯兰教的斋月到每周的安息日，为我们提供了整理思路、不再堕落、重获新生的机会。（无神论者在许新年愿望、生日愿望、换工作、结束一段感情时也获得了“重新规范”的机会。）最近，我们作了一些基本实验来研究这些“重新规范”方法的有效性（使用了类似天主教忏悔的方法，不过与宗教无关）。以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方法似乎可以成功地抑制“管他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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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宗教已发展出能抵消社会中潜在的消极倾向的功能，包括人们不诚实的倾向。宗教和宗教仪式以不同的方式，对人们应有的道德责任感进行提醒。例如第二章中，穿着带流苏背心的犹太人；另外，伊斯兰教每天都会一边拨动被他们称作太斯比哈或米斯巴哈的念珠，一边数真主的99个尊名；印度教也有每日祷告和忏悔祷告（“神父， 宽恕我，因为我有罪”）；还有其他很多宗教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人们进行警示，其作用就像我们实验中的《十诫》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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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样的方法有用，我们或许该考虑在商界和政界建立起相关的机制（即使是非宗教的）。也许，我们应该让公务员和商业人士用道德准则起誓，甚至偶尔进行忏悔。也许，这种长期重复的起誓和忏悔可能使潜在的骗子注意自己的言行，改过自新，其自身的道德感也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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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宗教举行的净身仪式，是“重新规范”仪式中更为有趣的一种。主业会就是其中一个有净身仪式的组织。主业会是天主教会中比较神秘的一支，其成员会用香蒲鞭打自己。我记不清我们是怎么开始谈到主业会的，但尤尔·殷芭（提尔堡大学教授）、戴维·皮萨罗和汤姆·季洛维奇 (他们俩都来自康奈尔大学)与我都很想知道，自我鞭笞及其他类似的行为是否真的能使人们产生想要净化自我的基本愿望。做错事的感觉，会因为自我惩罚而消失吗？加于自身的痛苦，能帮助我们获得宽恕并得到新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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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主业会以身体上的痛苦来赎罪的启发，我们选用了会造成轻微疼痛的电击进行实验。电击与自我鞭笞相类似，但却更为现代，也不像鞭笞那么血腥。参与者来到康奈尔大学的实验室后，我们会让他们写下会使自己感到内疚的经历；又让其他参与者写下会使自己感到悲伤（一种与内疚不相关的消极情绪）的经历；最后，让第三组参与者写下既不会使自己快乐，也不会使自己悲伤的经历。在参与者们思索这其中的某种经历时，我们又让他们参加“另一个”需要自行实施电击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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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将参与者的手腕与引发电击的机器相连。连接好后，又向参与者展示了应该如何调节电击的强度，以及按哪个按钮会引发电击。接着，我们将机器的电击强度调到了最小，让参与者自行增加电击的强度，然后一直按着按钮，直到自己无法承受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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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没有听起来那样残酷，但我们想要知道参与者能承受多大的痛苦，进而了解他们在自己所处的实验条件下加于自身的痛苦可到达何种程度。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知道参与者在联想能使自己内疚的经历后，是否会为了净化自己而寻求更多的痛苦。结果证明，在不悲不喜和悲伤这两种实验条件下，参与者加于自身的痛苦程度是相似的，也比较低。这说明消极情绪本身不会使人想要自我惩罚。然而，在内疚的实验条件下，参与者自行实施的电击强度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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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很难认同，但该实验说明了主业会自鞭的做法是有理可循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通过自我鞭笞的痛苦来净化自己的方法，也许能使我们找出消除内疚感的基本方法。或许，认识我们的错误，承认错误，并接受体罚会是一个请求宽恕、重启新生的好方法。我现在并不是建议我们要采纳这种方法，但我不介意将这种方法试用在一些政治家和商人身上，看看它是否真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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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某个会议上遇到了一位女士，她为我讲了一个关于“重新规范”的更为生活化（也更为讲究）的例子。这位女士的姐姐住在南美，某天，她的姐姐发现她的女佣隔几天就会从冰箱里偷点儿肉。姐姐并没有那么介意（除非做饭时肉不够用，她才会感到郁闷），但她显然需要做点什么。她先给冰箱上个锁，再告诉女佣，她怀疑有人不时地偷冰箱里的肉，所以只想让该女佣和她自己保管钥匙。此外，她还以增加了女佣的职责为由为她涨了一些工资。在增加新角色、新规则，并加强控制以后，偷盗的情况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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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有很多原因。首先，这个女佣养成偷盗习惯的方式很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欺骗行为。也许，她的偷盗只是起源于一个很小的行为（“我只在打扫的时候拿走一点儿肉”），但偷过一次之后，再继续这样做就变得更轻松了。这位女士通过锁上冰箱和让女佣承担额外的职责，为女佣提供了“重新规范”其诚实水平的方法。我还认为，让女佣保管钥匙也是使女佣不再偷肉，使家中形成诚实的社会规范的重要因素。最重要的是，现在，打开冰箱必须得用钥匙，因此，人在作出偷盗行为时必须深思熟虑，蓄意性更强，将这个行为合理化也就更难。这与我们迫使参与者将鼠标移到电脑屏幕的下方，才能看到答案（参见第六章）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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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越是发展和采纳这样的机制，就越能克服不诚实的行为。克服不诚实的行为向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我们有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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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改过自新在各个社会阶层均有可能发生。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例子。成立这个类似于法院的委员会的目的，是想要把几十年来一直压迫大多数南非人的种族隔离政府走向民主，走向新的开端。委员会的做法与其他消除消极行为的方法一样，先调停，再给予机会重新开始，其目的是和解，而不是惩罚。我确信，没有人会认为该委员会抹去了人们对种族隔离时期的所有记忆，或是抚平了种族隔离所带来的不可磨灭、难以痊愈的伤疤，但它能使我们明白，承认自己不好的行为并请求谅解是我们通往正确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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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所学到的关于不诚实的知识，看看这些知识对我们了解理性与不理性有什么帮助。我们能从不同的章节中看到，一些被认为会引发自己不诚实行为的理性动因并不是真正的原因。而一些被认为不会引起不诚实行为的非理性动因，才是真正导致人们不诚实的原因。我们缺乏识别哪种原因起作用，哪种原因毫不相关，在我们有关决策制定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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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诚实是我们变得不理性的先兆。它普遍存在，我们无法本能地懂得自己为何会不诚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看到自身的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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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们在面对人性弱点（包括不诚实）时，并非是无助的。一旦我们对造成自身不完美行为的真正原因有了更好的理解，我们就能发现控制自身行为以及使结果更好的方法。这就是社会科学真正的目标。我确信，探究人类行为的旅程会在未来几年内变得更加重要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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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理性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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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艾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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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诚实的诚实真相：我们如何欺骗了每一个人，还有我们自己？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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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撰写学术论文让我很有成就感，也很刺激，但我每天体验到的乐趣主要来自和我一起工作的研究员与朋友，他们都很棒，总能想出新办法，还会设计实验，找出什么在实验中起作用，什么不会起作用，他们还能分析出实验结果的意义。本书中描述的实验，主要是我的同事智慧和努力的结晶，我很荣幸能和他们一起探索不诚实的话题，这也让我对这个重要且有意思的话题有了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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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要感谢广大的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科，在社会科学的领域，新的想法层出不穷，有大量的实验数据作支撑，还会不断地修正理论（只是修正某些理论）。我每天都能从一起工作的研究员那里学到新的知识，这也让我体会到自己知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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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三本书，有人会说：现在我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吧，但事实上没有别人的帮助，我根本无法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最要感谢帮助我撰写的艾琳·阿林厄姆，帮我整理思路的布朗温·弗莱尔，指导整个过程的有魅力和幽默感（这种性格在编辑中很少见）的克莱尔·魏可丹，不断对我进行鼓励的伊丽莎白·佩雷拉和凯瑟琳·本特纳。莱文·格林伯格代理公司的小组也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我。还有埃兰·格吕奈森，他给我提出了很多建议，有些建议非常有见解，而有些建议却能把我逗乐。我也很感谢艾妮亚·杰克贝克、索菲亚·崔、卡西·金泽。特别的感谢要献给我的军师、左右手和密友：梅根·霍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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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苏米，没有她就没有我现在的成绩。成为和我一起生活的人并不容易，因为我的生活很不规律，工作起来又很疯狂。苏米，今晚我回家后，会把那几个箱子搬到阁楼上去。不过，我很可能会很晚回家，所以还是明天再搬吧。好吧，我保证，这个周末一定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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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的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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