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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机械工业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经济学的进展，促进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的深化，并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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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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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丛书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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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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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是经济学家人才辈出的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其成立300周年的时候设立，并于1969年首次颁奖。这一奖项被视为经济学的最高奖。截至2014年，共有75名经济学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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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诺贝尔奖论英雄。有些经济学家英年早逝，未能等到获奖的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授予一个领域的代表人物的，但有些领域热门，有些领域冷门，博弈论是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领域，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有很多高手，可惜不能都登上领奖台。有时候，诺贝尔奖的授奖决定会引起争议，比如1974年同时授给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比如2013年同时授予观点相左的法玛和席勒。尽管同是得奖，得奖者的水平以及学术重要性仍存在较大的方差。但是，总体来看，可以说，这75位经济学家代表了20世纪经济学取得的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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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经济学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从基本的假设出发，采用严密的逻辑，推导出清晰的结论。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会发现和同行的学术交流变得非常方便、高效，大家很快就能够知道观点的分歧在哪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分工细密、门类齐全的体系。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是经济学的旗舰，后面跟着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主力，以及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新兴或交叉学科；经济学提供了一套规范而标准化的训练，不管是在波士顿还是上海，是在巴黎还是莫斯科，甚至是在伊朗，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使用的大体上是同样的教材，做的是同样的习题。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经济学训练拾级而上，由易入难，由博转精；经济学还值得骄傲的是，它吸收了最优秀的人才，一流大学的经济系往往国际化程度最高，学生的素质也最高；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有重大的影响，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里有经济学家，大众媒体上经常见到活跃的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经常会到经济学的殿堂里接受培训，然后回到自己的阵地传播经济学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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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瓶颈”，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经济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有很多人指责经济学滥用数学，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击中要害。经济学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数学，即极值方法。消费者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他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效用的最大化。企业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资源的约束下寻找利润的最大化。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经济学的进步，无非是将极值方法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单个个体的最大化发展到同时考虑多个个体的最大化（博弈论），从确定条件下的极值发展到不确定下的极值，等等。其他学科，比如物理学、生物学也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但它们所用的数学工具多种多样，变化极快，唯独经济学使用的数学方法仍然停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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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经济学家原本也是各执一词，争吵激烈，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要“和平共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统一”了，思想上也要“统一”，经济学界对异端思想表现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很可能会被边缘化，被发配到海角天涯，根本无法在经济学的“部落”里生存。这种力求“统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经济学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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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常常被批评为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者”，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常会渗透到其他学科，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流并非双向而平等的，别的学科向经济学学习的多，而经济学向其他学科学习的少。经济学变得日益封闭和自满，讨论的问题“玄学”色彩越来越浓厚，往往是其他学科，甚至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的学者都不知道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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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挑战。20世纪中叶经济学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战后重建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引起了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们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前景不明，金融风险四处蛰伏，收入分配日益恶化，这些复杂的问题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或将进入一个反思、变革的新阶段，有可能迎来一次新的“范式革命”，年轻一代学者将在锐意创新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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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来自继承，也来自批判。机械工业出版社拟推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出版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各类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奥的基础理论，又有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有一些是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成长道路的回忆。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有一些是过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经淡忘的。这将是国内最为齐全的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系列丛书，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的经济学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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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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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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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曾获得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奖项，本以为在颁奖仪式的提问环节中会被问及我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结果主持人却问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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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我能想到的是两个各有侧重的答案。其一，政治经济学是与政策紧密相关的经济学，其中政策比经济学更受关注，但绝不能与经济学截然分开，核能源、国际援助和军事行动都是典型的例子。其二，政治经济学所致力的是经济学家仅能够提供一些洞见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的问题域，即使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问题本身不属于经济学，经济学家的洞见仍有助于人们直面问题或找寻化解之道。近来，跨学科委员会很少会遇到不需要经济学家介入的问题，当然也离不开律师、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之所以邀请经济学家，是因为人们直觉认为，不管某个问题会涉及其他什么因素，总能与经济学扯上点关系。虽然大多数时候，经济学家会发现“其他因素”要比经济学更贴近主题，但从经济学角度的切入使其能更好地观察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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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做过吸烟与健康的研究，其中吸引人的不是关于烟草种植业和烟草税的经济学问题。我也参加过关于医疗伦理的研讨会，在关于“死亡的权利”的讨论中，引起我注意的不是持续上涨的医疗费。我还曾帮助进行诸如选择后代性别的生物医学技术研究，其中的魅力也不在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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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聘用是通过难以时时看透的各种关系网完成的。一般来说，我能想清楚为什么会有人请我参加关于核恐怖主义研究，虽然历史发展的顺序往往都是布朗运动式的，但仍然有迹可循。我也能猜到生命科学和社会政策委员会为何邀请我参与体外受精研究，但是，我一直也想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人选我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药物滥用与习惯性行为研究？为什么选我参与碳排放与气候变化研究？在希腊语中，“行星”这个词是“漫游者”的意思，与之类似，可能有的经济学家因涉猎广泛而闻名，而且十分精于此道。我倒不是抱怨，但是当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亚瑟J.罗森纳尔社长要我选出15篇左右的论文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就知道，要给这本书加个标题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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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与其说行星是四处漫游，还不如说行星处处闪现。与此类似，我的研究领域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广泛。196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冲突策略》一书，那是一本由十几篇关于讨价还价、冲突和策略的论文组成的论文集。虽然该书的理论主要应用在外交、威慑、武力控制和国际援助等国际领域，但是，我的理论灵感却来自交通阻塞、跟孩子沟通、面对处罚、提起诉讼和设计会议日程等人们的日常行为。尽管我多年来主要致力于研究国家安全，可当我发现类似的规则在其他领域中起作用时，我仍然难以抵制其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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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15篇论文组成。1966年，我应邀帮助总统犯罪委员会设计防止所得税逃税行为的规则，其间我在有组织犯罪工作组工作，成果形成的两篇论文已收录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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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冲突策略》的时候，我认为以胁迫、哄骗、强制等手段控制他人行为与限制或控制自身行为有相似之处（武器上防止他人惊慌走火的装置和防止自己惊慌走火的装置完全没有差别）。在研究药物滥用与习惯性行为期间，我与同事进行了几年的争论，终于顶住质疑把自己的想法写成论文，最终形成的两篇论文在本书中也有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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