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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经济学家原本也是各执一词，争吵激烈，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要“和平共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统一”了，思想上也要“统一”，经济学界对异端思想表现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很可能会被边缘化，被发配到海角天涯，根本无法在经济学的“部落”里生存。这种力求“统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经济学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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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常常被批评为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者”，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常会渗透到其他学科，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流并非双向而平等的，别的学科向经济学学习的多，而经济学向其他学科学习的少。经济学变得日益封闭和自满，讨论的问题“玄学”色彩越来越浓厚，往往是其他学科，甚至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的学者都不知道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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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挑战。20世纪中叶经济学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战后重建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引起了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们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前景不明，金融风险四处蛰伏，收入分配日益恶化，这些复杂的问题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或将进入一个反思、变革的新阶段，有可能迎来一次新的“范式革命”，年轻一代学者将在锐意创新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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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来自继承，也来自批判。机械工业出版社拟推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出版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各类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奥的基础理论，又有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有一些是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成长道路的回忆。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有一些是过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经淡忘的。这将是国内最为齐全的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系列丛书，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的经济学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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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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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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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曾获得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奖项，本以为在颁奖仪式的提问环节中会被问及我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结果主持人却问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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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我能想到的是两个各有侧重的答案。其一，政治经济学是与政策紧密相关的经济学，其中政策比经济学更受关注，但绝不能与经济学截然分开，核能源、国际援助和军事行动都是典型的例子。其二，政治经济学所致力的是经济学家仅能够提供一些洞见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的问题域，即使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问题本身不属于经济学，经济学家的洞见仍有助于人们直面问题或找寻化解之道。近来，跨学科委员会很少会遇到不需要经济学家介入的问题，当然也离不开律师、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之所以邀请经济学家，是因为人们直觉认为，不管某个问题会涉及其他什么因素，总能与经济学扯上点关系。虽然大多数时候，经济学家会发现“其他因素”要比经济学更贴近主题，但从经济学角度的切入使其能更好地观察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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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做过吸烟与健康的研究，其中吸引人的不是关于烟草种植业和烟草税的经济学问题。我也参加过关于医疗伦理的研讨会，在关于“死亡的权利”的讨论中，引起我注意的不是持续上涨的医疗费。我还曾帮助进行诸如选择后代性别的生物医学技术研究，其中的魅力也不在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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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聘用是通过难以时时看透的各种关系网完成的。一般来说，我能想清楚为什么会有人请我参加关于核恐怖主义研究，虽然历史发展的顺序往往都是布朗运动式的，但仍然有迹可循。我也能猜到生命科学和社会政策委员会为何邀请我参与体外受精研究，但是，我一直也想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人选我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药物滥用与习惯性行为研究？为什么选我参与碳排放与气候变化研究？在希腊语中，“行星”这个词是“漫游者”的意思，与之类似，可能有的经济学家因涉猎广泛而闻名，而且十分精于此道。我倒不是抱怨，但是当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亚瑟J.罗森纳尔社长要我选出15篇左右的论文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就知道，要给这本书加个标题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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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与其说行星是四处漫游，还不如说行星处处闪现。与此类似，我的研究领域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广泛。196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冲突策略》一书，那是一本由十几篇关于讨价还价、冲突和策略的论文组成的论文集。虽然该书的理论主要应用在外交、威慑、武力控制和国际援助等国际领域，但是，我的理论灵感却来自交通阻塞、跟孩子沟通、面对处罚、提起诉讼和设计会议日程等人们的日常行为。尽管我多年来主要致力于研究国家安全，可当我发现类似的规则在其他领域中起作用时，我仍然难以抵制其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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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15篇论文组成。1966年，我应邀帮助总统犯罪委员会设计防止所得税逃税行为的规则，其间我在有组织犯罪工作组工作，成果形成的两篇论文已收录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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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冲突策略》的时候，我认为以胁迫、哄骗、强制等手段控制他人行为与限制或控制自身行为有相似之处（武器上防止他人惊慌走火的装置和防止自己惊慌走火的装置完全没有差别）。在研究药物滥用与习惯性行为期间，我与同事进行了几年的争论，终于顶住质疑把自己的想法写成论文，最终形成的两篇论文在本书中也有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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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与病人之间涉及沟通、隐瞒信息、权威诊断需求和小群体内利益冲突等问题，尤其当涉及晚期患者或感到无望的病人时更为突出。我对直面死亡情况下的利益问题的思考都在本书收录的两篇论文中反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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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就惩罚、安乐死、救助或治疗瘾君子等问题作理性分析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突然出现的伦理性问题，不论是真实的问题还是所谓的问题，都要选取适当的策略。第一种策略是置之不理，承认其存在，但将其搁置起来不做考虑。第二种策略是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并寻求能够同时令研究者和受众满意的解决方案。第三种策略是尝试去识别、厘清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处理这些伦理问题，同时相信有时自己确实能提供帮助，应该做好确实能做之事，有时会尝试剥离经济学因素并说明伦理问题被错置或者误识了，尤其是当这些伦理因素被包裹在经济学外衣之下的时候。这种策略也是我喜欢的策略。尝试往往不会让我走得很远。本书的前两篇论文是应黑斯廷中心社会伦理与生命科学研究所以及布鲁金斯学会之邀所做，是对政策策略中伦理观问题的证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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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我们试图理解的现象时会遵循以下原则：人们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他们了解自己的价值并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机会、所置身的环境和有限的选择，并能及时根据目标调整行为。这就是有时经济学中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假设。这种假设需要把诸如孩子、老人、有幻觉或者处于恐慌状态下的人、醉酒和脑部受损的人都排除在外，仍有相当多的人能够适用。虽然这一假设不能普遍适用，甚至有时得出的结论很不靠谱，但它仍是一种强大而有力的分析工具，使我在本书中所称作的“换位解决问题法”模型得以存在。我们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分析人们可能的行为，设身处地了解局中人的环境和偏好，并推测他们“应该做出的决策”，即根据局中人自己的目标、价值以及可替换方案所应该做出的决策。和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对这一模型（起码是一种基准）很感兴趣，因为当它起作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它以最小的投入取得大量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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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不能很好地适用这一模型的例证，我也很感兴趣。在关于自我控制的论文和另一篇关于垂死情况下选择与后果的论文分析中，“换位解决问题法”这一模型没能发挥好解释力。关注这些有趣的特殊案例并不意味着我不像同龄经济学家们那样忠于经济学，而是说不寻常的例证更能吸引我。在最后一篇论文中，我做了一个好玩的尝试，试图说明大脑不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设备，而且是我们多数消费行为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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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论文的写作时间跨度超过15年，在选取论文时，我听从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迈克尔·艾伦森的意见，还有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德尼G.温特也提供了一些起决定性作用的意见。温特教授指出两篇论文互为表里的形式更为精彩，但我在写作大多数论文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考虑。写作时间最近的第15章是个例外，而且我总觉得这个论题的讨论还没有彻底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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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很讨厌制作注释和文献汇编，重读看过的论文也令我厌烦。有的文章经过删减、更新或再版，其中的观点已经和我所了解的大相径庭。我总是很固执地认为删除自己文中失败的预言和现在看起来不那么聪明的判断有作弊的嫌疑。所以，本书中的论文基本保留了初次发表时的原貌。全部手稿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高级编辑安·路易斯·麦克劳伦做了极有品位的修改，删除了一些过时的参考文献和提法，比如把硬性毒品称为“麻醉药品”。我拒绝了给车厢乘务员小费涨价的诱惑，那就让它保持在50美分的水平好了。年轻的读者可能会对一条关于禁止出售黄油立法的神秘参考文献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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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方我通过改变动词的时态或者加入评论，向读者说明历史背景。第2章中涉及劫持飞机的问题，在我写作的时候机场的安检比现在宽松得多，现在司空见惯的手提行李检查当时还没有实施。写于很久以前的第7章是关于流产立法的历史。我仍然很喜欢这篇文章，即便现在看来内容还是有些奇怪，动乱发生得如此激烈、迅速和始料未及。关于淫秽图片市场的第9章有种纯粹的吸引力，现存为数不多的一些图片称得上是时代性的作品了。如果观察的时间跨度足够长，我们会发现一些曾经正确的论断过时了，但现在看起来又变得很有说服力。这有点像月圆月缺的轮回。不是说这论断“一直是对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对了”。10年前我在谈反弹道导弹时说过：“过去几年，仅仅因为白宫行政部门认为反弹道导弹在国内能够作为谈判筹码，就将ABM作为讨价还价工具的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现在我敢说，不同的武器，不同的总统，同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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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长期写作论文的时候，有许多人曾给予我帮助、鼓励、机会和影响，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就在我写这篇前言的时候我收到威利·费尔纳过世的消息，他对我关怀备至，影响至深。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明白我为什么要把本书献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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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C.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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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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