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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很讨厌制作注释和文献汇编，重读看过的论文也令我厌烦。有的文章经过删减、更新或再版，其中的观点已经和我所了解的大相径庭。我总是很固执地认为删除自己文中失败的预言和现在看起来不那么聪明的判断有作弊的嫌疑。所以，本书中的论文基本保留了初次发表时的原貌。全部手稿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高级编辑安·路易斯·麦克劳伦做了极有品位的修改，删除了一些过时的参考文献和提法，比如把硬性毒品称为“麻醉药品”。我拒绝了给车厢乘务员小费涨价的诱惑，那就让它保持在50美分的水平好了。年轻的读者可能会对一条关于禁止出售黄油立法的神秘参考文献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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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方我通过改变动词的时态或者加入评论，向读者说明历史背景。第2章中涉及劫持飞机的问题，在我写作的时候机场的安检比现在宽松得多，现在司空见惯的手提行李检查当时还没有实施。写于很久以前的第7章是关于流产立法的历史。我仍然很喜欢这篇文章，即便现在看来内容还是有些奇怪，动乱发生得如此激烈、迅速和始料未及。关于淫秽图片市场的第9章有种纯粹的吸引力，现存为数不多的一些图片称得上是时代性的作品了。如果观察的时间跨度足够长，我们会发现一些曾经正确的论断过时了，但现在看起来又变得很有说服力。这有点像月圆月缺的轮回。不是说这论断“一直是对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对了”。10年前我在谈反弹道导弹时说过：“过去几年，仅仅因为白宫行政部门认为反弹道导弹在国内能够作为谈判筹码，就将ABM作为讨价还价工具的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现在我敢说，不同的武器，不同的总统，同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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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长期写作论文的时候，有许多人曾给予我帮助、鼓励、机会和影响，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就在我写这篇前言的时候我收到威利·费尔纳过世的消息，他对我关怀备至，影响至深。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明白我为什么要把本书献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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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C.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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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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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第1章 经济分析与政策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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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决策目标越远，判断政策的难度就越低。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只要我们有明确的方向感并清楚自己可以走多快，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十分准确的判断力。如果我们的决策是关于对穷人的救助过低，高速公路的车速过快，建筑规范过于宽松，教师的薪水过低或者被告的权利被过度忽视，那么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只有当接近目标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对尚需多少努力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我们才能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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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能力不断增长、视野不断拓宽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知道该做什么。因为，随着整体能力的提升，我们将会发现，在之前能力较弱之时所制订的目标，比当时看起来容易得多。正如一个收入不断增加的家庭，并不用为过度消费而太过担心，因为，如果他们今天买了一栋面积过大的房子，未来的他们也完全能够支付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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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会为自己不是决策者而感到庆幸。我们很容易看到太多不平等的现象，还有失学、疾病和各种不公。为消灭这些现象我们乐于出力。当然，我们也深知，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能彻底消除以上诸种现象。然而，不平等到何种程度才不过分？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才堪忍受？老人和子孙后代的权益可以忽视到何种程度？如果要我来给这些问题做出决定，那我需要的就不是简单的方向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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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令人不安的情况是，当我们感到就要实现目标的时候，却发现目标距离我们并不是越来越近了。很有可能是我们走过头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在很多时候都走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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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现在有一种对20世纪60年代的反思情绪，最初正是这种情绪激发我们努力并设定目标。人们普遍对当时过于乐观的期待感到失望，对贪得无厌又不知感恩的人而深感不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人们正在对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尤其是反映社会义务的政策。体现在情绪和选票中的支持度都在下降，人们正在反思：我们能为自己提供什么？同时，我们又亏欠了他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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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简单的酸葡萄心理。我们未来可能的选择范围正在缩减。我们的经济状况差强人意。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收入的增长将不再继续确保我们的负担减少。我们既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在阻碍生产率的提升，更不确定何时能让经济重振雄风。劳动力统计结果对我们也很不利，对所有人适用相同规则的政策，让大量外来劳动力得以享受与本国劳工相同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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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看到人们开始重新评估投资、交易、投入产出，甚至强化抑制政策的宪法议案时，就不会感到意外。现行的政策分析方法被人们鄙视为精神萎靡、小里小气的，人们所青睐的是将政策分析建立在愿景和慷慨之上的方法，尽管这种方法过去被视为过于严苛和刻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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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还没到过去所说的“艰难时期”那么严重。在20世纪，人们生活得还不错，而且多数人过得越来越好。但是，这和我们的期待相差很远。或许，我们可以把目前的状况称为“困难时期”，然而，真正困难的是我们遇到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而且，在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些伦理学问题。它们可能既不是最难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和难度绝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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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问我，在面对、解决和避免政策中的伦理学问题时，经济分析到底提供了什么帮助（或者制造了哪些困难）？经济分析本身是否就是一个伦理学问题？或者如果问题不在经济分析本身，是否在于由谁进行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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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政策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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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政策伦理学是指，当我们试图非利益性地思考关于租金管制、最低工资、医疗、食物券、安全规则、烟草税和社会保险融资等问题时，遇到的与政策相关的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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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利益与价格补贴相关，洗衣工会关心最低工资法，医生会关心社保资金，热电厂老板的利益在于空气清洁法案，在我的小儿子超过征兵年龄之前我都会关注征兵法。当人们对携带犬类外出规定的立场不同时，我们就不能要求人们在进行讨论过程中的态度像讨论宇宙飞船时一样。我认为，政策伦理学只存在于与我们有任何个人利害关系的事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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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件与个人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务是非常困难的。个人伦理观念会主导我们对堕胎和死刑的看法。不论我们是不是有资格领取食物券，它都会影响我们，因为发放食物券得花钱（我们的钱）。一些极度关心个人利益的人，甚至能在联合国的字母表改革项目中找到与其个人利益有微弱关联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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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像非利害关系人那样对许多事务进行思考和讨论。我们想要以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立场，讨论诸如社会福利、国土防御、学校建设、失业补贴和汽车报废里程标准之类的问题。在讨论中有一个明确无误的社会义务因素，即当我们讨论个人所得税率或社会福利水平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那些生活贫困、遭遇不幸、处于弱势及其他困难的群体，可以正当地要求我们，在能力范围内提供必要的帮助。虽然绝少有事务不会在某个环节上牵涉到财务，而且事实上越是涉及面广的事务花钱越多，但我们还是能够把我们的个人利益限定于一系列不特定的社会义务之中。我们在社会收入水平中的位置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决定，也会影响我们的分析，但总体上，我们仍将努力保持中立、去除偏私、设身处地、不偏不倚、审慎明智地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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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我这么说仅仅是因为：我认为本书的读者会局限于特定人群。多数人可能会根据他们的切身利益和良知为政策投票。他们不会陷入伦理学的抽象概念当中。他们可能会对决策结果与其个人利益无关的有限事务持有明确的伦理学观点，但在那些所谓的“面包和黄油”的问题上，他们接受这样的伦理学观点：在政治上，每个人仅关注各自的利益是公平的。但是，阅读或撰写与本书题目相关书籍的人们，通常会站在非个人的立场上严肃地看待分配问题。比如，反对提高学费的学生们通常不会说他们的抗议行为是为了给自己省钱，而是为了那些更加贫困同学的利益。同样，人们也不会认为维护自己薪水的教授是在玩弄伦理学的把戏。但是，仅关心自己家庭福利的烟草种植者则需要被排除在这种学术化的非利益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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