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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会为自己不是决策者而感到庆幸。我们很容易看到太多不平等的现象，还有失学、疾病和各种不公。为消灭这些现象我们乐于出力。当然，我们也深知，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能彻底消除以上诸种现象。然而，不平等到何种程度才不过分？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才堪忍受？老人和子孙后代的权益可以忽视到何种程度？如果要我来给这些问题做出决定，那我需要的就不是简单的方向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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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令人不安的情况是，当我们感到就要实现目标的时候，却发现目标距离我们并不是越来越近了。很有可能是我们走过头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在很多时候都走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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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现在有一种对20世纪60年代的反思情绪，最初正是这种情绪激发我们努力并设定目标。人们普遍对当时过于乐观的期待感到失望，对贪得无厌又不知感恩的人而深感不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人们正在对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尤其是反映社会义务的政策。体现在情绪和选票中的支持度都在下降，人们正在反思：我们能为自己提供什么？同时，我们又亏欠了他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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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简单的酸葡萄心理。我们未来可能的选择范围正在缩减。我们的经济状况差强人意。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收入的增长将不再继续确保我们的负担减少。我们既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在阻碍生产率的提升，更不确定何时能让经济重振雄风。劳动力统计结果对我们也很不利，对所有人适用相同规则的政策，让大量外来劳动力得以享受与本国劳工相同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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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看到人们开始重新评估投资、交易、投入产出，甚至强化抑制政策的宪法议案时，就不会感到意外。现行的政策分析方法被人们鄙视为精神萎靡、小里小气的，人们所青睐的是将政策分析建立在愿景和慷慨之上的方法，尽管这种方法过去被视为过于严苛和刻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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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还没到过去所说的“艰难时期”那么严重。在20世纪，人们生活得还不错，而且多数人过得越来越好。但是，这和我们的期待相差很远。或许，我们可以把目前的状况称为“困难时期”，然而，真正困难的是我们遇到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而且，在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些伦理学问题。它们可能既不是最难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和难度绝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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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问我，在面对、解决和避免政策中的伦理学问题时，经济分析到底提供了什么帮助（或者制造了哪些困难）？经济分析本身是否就是一个伦理学问题？或者如果问题不在经济分析本身，是否在于由谁进行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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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政策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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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政策伦理学是指，当我们试图非利益性地思考关于租金管制、最低工资、医疗、食物券、安全规则、烟草税和社会保险融资等问题时，遇到的与政策相关的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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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利益与价格补贴相关，洗衣工会关心最低工资法，医生会关心社保资金，热电厂老板的利益在于空气清洁法案，在我的小儿子超过征兵年龄之前我都会关注征兵法。当人们对携带犬类外出规定的立场不同时，我们就不能要求人们在进行讨论过程中的态度像讨论宇宙飞船时一样。我认为，政策伦理学只存在于与我们有任何个人利害关系的事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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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件与个人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务是非常困难的。个人伦理观念会主导我们对堕胎和死刑的看法。不论我们是不是有资格领取食物券，它都会影响我们，因为发放食物券得花钱（我们的钱）。一些极度关心个人利益的人，甚至能在联合国的字母表改革项目中找到与其个人利益有微弱关联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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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像非利害关系人那样对许多事务进行思考和讨论。我们想要以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立场，讨论诸如社会福利、国土防御、学校建设、失业补贴和汽车报废里程标准之类的问题。在讨论中有一个明确无误的社会义务因素，即当我们讨论个人所得税率或社会福利水平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那些生活贫困、遭遇不幸、处于弱势及其他困难的群体，可以正当地要求我们，在能力范围内提供必要的帮助。虽然绝少有事务不会在某个环节上牵涉到财务，而且事实上越是涉及面广的事务花钱越多，但我们还是能够把我们的个人利益限定于一系列不特定的社会义务之中。我们在社会收入水平中的位置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决定，也会影响我们的分析，但总体上，我们仍将努力保持中立、去除偏私、设身处地、不偏不倚、审慎明智地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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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我这么说仅仅是因为：我认为本书的读者会局限于特定人群。多数人可能会根据他们的切身利益和良知为政策投票。他们不会陷入伦理学的抽象概念当中。他们可能会对决策结果与其个人利益无关的有限事务持有明确的伦理学观点，但在那些所谓的“面包和黄油”的问题上，他们接受这样的伦理学观点：在政治上，每个人仅关注各自的利益是公平的。但是，阅读或撰写与本书题目相关书籍的人们，通常会站在非个人的立场上严肃地看待分配问题。比如，反对提高学费的学生们通常不会说他们的抗议行为是为了给自己省钱，而是为了那些更加贫困同学的利益。同样，人们也不会认为维护自己薪水的教授是在玩弄伦理学的把戏。但是，仅关心自己家庭福利的烟草种植者则需要被排除在这种学术化的非利益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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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定价中的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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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们比较喜欢汽油配给制，他们对制度的信任是基于伦理学的原则。他们不仅在口头上是这么说的，而且在行动中也是这么表现的。显然，这伦理学原则要比配给制本身深刻得多。我的学生们既了解实行配给制的结果，也了解不实行配给制或类似制度的结果，而且，他们一定是对结果有偏好的。学生们知道配给制下有人获益有人受损，看起来他们的伦理学立场似乎是与哪些人获益、哪些人受损以及获益和受损的数量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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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说服他们中的大多数，当然，要完成这一论证是很费时间的，50分钟绝对不够。所以，我从来不会在只有一个课时的时候做类似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可能并不信任我的伦理学立场，认为我要么根本不在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要么就是不如他们那么关注。学生们很有可能认为我的伦理学观点是“过程导向的”，且让我青睐有加的是自由市场；但是他们的伦理学观点是“结果导向”的，且他们往往对结果并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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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需要两个步骤转变学生们的思想。首先，我会提醒他们，如果他们喜欢配给制，那么，有一样东西他们应该会更加欣赏。我会和他们采取同样的立场，即不应对自由市场放任自流，但是，我还要向他们解释什么是“用钱包配给”。假设我们让汽油一直涨价，直到不再存在供应短缺，之后用税收的方式控制价格。但是学生们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看起来对穷人太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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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学生伦理偏好的第一步，是向他们说明，在可能设计的任何配给制度下，我们都应当鼓励人们购买和出让配给券。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要花一点时间让他们明白设计一个“公平的”配给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这个论证所建立的模型适用空间并不大。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富人用掉的汽油要比他们的配额多，而穷人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将配给券卖掉，以换取他们更需要的现金。但是，最终学生们意识到，正是因为贫穷，穷人更乐意将配给券变成现金。在用配给券换汽油需要做出一些折扣的情况下，可流通的配给券也只能在作出一定的折让之后才能用来买牛奶。如果说穷人不能像富人一样享受驾驶汽车的乐趣是不公平的，我们也只能说是贫穷造成这种不公，而不是汽油配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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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确立了一个原则，即汽油配给券是值钱的，无论你是买卖配给券，还是仅仅在加油站里用掉配给券。如果每加仑汽油的价格是1.25美元的现金和0.75美元的配给券，那么汽油的净价就是2美元；任何人从能源部领到10加仑汽油配给券就相当于得到大约7.5美元的现金价值。加油站卖10加仑汽油能收到12.5美元的现金和价值相当于7.5美元且可变现的配给券。在加油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以配给券形态存在价值0.75美元的应税款[1]，这笔应税款是司机用配给券的形式支付的。其实，不用配给券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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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还涉及更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通常与伦理学无关。这不是说我们“解决”了一个伦理学问题。我们仅仅是揭开了金钱的面纱，之后发现，我们本以为存在其中的伦理学问题其实是子虚乌有的。或许换一种说法更好些：原本以为与配给制相关的伦理学问题实际上与配给制毫无瓜葛。不管还有什么可以迎合学生们正义感的补偿性原则，要实现同样的目标还有很多的路径，各种路径优劣不同，比较而言，配给制既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而且，一旦把所有的问题都变成钱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发现其他的替代解决机制，看清替代机制是否在伦理学上是更优解决方案。从表面上看，给不开车的人发放汽油配给券似乎是错的；但如果汽油是课税对象，税收所得将用于公共事业，我们就可以讨论税收收入分配的伦理学问题，而且讨论的范围要比驾照和车辆登记证宽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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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租金管制的时候，学生就比较难说服了，部分原因是他们都很讨厌房东。我们试图发现：哪怕仅仅是原则上的，是不是有更好的路径？（在租金管制下，租住公寓的人是否都是失败者？不可驱逐房客[2]是否乐意把这种租金管制下的宝贵权利变现？通常情况下，当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利害关系人，了解其相关利益的大小，并找到同样可以实现为租金管制目的的替代方案之后，其中所关涉的问题并未减少，但是，其中的伦理学因素多半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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