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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平等与激励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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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遭遇不幸和弱势群体所提供的帮助主要是在补偿意义上的。我们为不能工作的人提供社会福利，为失业者提供失业补贴，为残疾人提供残疾补贴，为受伤和生病的人提供医疗服务，为洪水灾民提供灾难救济，为意外事故的受害者提供收入所得税的减免，为身处险境的人提供救援服务。社会保险所基于的前提是，人们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积蓄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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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很没有同情心的说法：政府政策的突出之处，在于以奖赏陷入困境的人们为政策目的。人们会因为失业而得到很丰厚的补偿；如果你把车子撞坏了，国税局会和你共同分担换车的费用；如果你受伤需要住院治疗，只要医生证实你不回家才能恢复得更好，你就可以一直住在医院的空调房里。作为对女性独自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补偿，“父亲离家出走”的家庭甚至可以得到一份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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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逃避这一点：几乎任何补偿计划，只要人们能左右获取补偿的条件，就会减弱人们脱离这种境况的动机，降低脱离的紧迫感。在对行为的影响力上，几乎所有改良计划都可以对其试图改良情况的可能性、持续性或者严重程度发挥看得见的影响作用。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注意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改良计划对行为的影响往往是与预期的效果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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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私人保险，进一步来讨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即便是那些可以让我们在汽车抛锚时向其求助的非正式保险，也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反向促进作用。距离车辆碰撞险到期时间越近，人们就越不会刻意避免在湿滑的路面上开车；给家里买了盗抢险之后，人们就很少锁好门；如果老板给我的病假日限额足够多，我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也乐得在家多休息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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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社会政策辩护的时候否认这一点毫无用处，这其中所表现的原则内冲突十分重要。一方面，我们想以集体责任的方式对待失业者，当供养全家的人失去工作时，用公共支出维持这个家庭的生计；另一方面，我们不想引导人们过于轻视自己的工作，或者觉得失业后没必要过于积极的求职。对一个目标有益的因素却阻碍另一个目标的实现。如果按照平均工资的90%支付失业补贴，那会让失业成为在一些人眼中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而且对于那些从事兼职和在家办公的人来说还是一项白来的外快。如果失业补贴的支付比例是40%，那么，人们哪怕可以长时间领取失业补贴，也会让生活变得比预期艰难很多。除了妥协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妥协会把失业变成一部分人难以承受的艰辛历程，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愉快的缓冲期。这种妥协的状态就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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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国家的福利水准肯定要高于低收入国家，这会促使移民。即便我们赞成移民，移民目的地国看着自己越来越长的社会福利发放名单，也不想要通过帮助部分乃至全部移民的方式来解决其他国家的贫困问题，但是，降低社会福利标准又会导致国民生活水平低于国家预期的水平，两个原则之间再次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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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错误行为的趋势中也存在例外。在20世纪30年代，联邦存款保险曾被设计用来补偿丢失其银行存款的储户。通过催生信心，这项保险有效减少了引发该问题的错误行为。根据年龄发放福利费的方式虽然会降低人们存钱的动力，但并不会影响人们衰老的速度。不过，导致错误行为的趋势依然普遍存在，大部分医疗费用的提高就是拜它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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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帮助弱势者这项原则是否符合伦理学，也不知道另一项不对弱势者提供帮助的原则是否符合伦理学。多数关于福利权利、按支付能力有比例承担医药费的讨论，以及不得以家人挨饿来胁迫失业者遵守某种“工作伦理”的讨论，都是以一种伦理学的形态进行的。从一个相对有限的程度来看，伦理学的考量事实上是在鼓励开小差，奖励一些钻制度空子的人，催生人们对国家的依赖。然而，一旦我们认识到两项原则相冲突、两种需求指向相反的方向，而且，任何一项需求的重要性都不足以让人忽略另一需求的价值。也就是说，每一个目标都有价值，因为总会有一个特定群体因不同价值追求而身处险境，因而没有理想的折中方案。由此可见，原则当中所涉及的伦理学内容与达成妥协必须解决的问题并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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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它不会消失，也不容忽视。这一问题甚至不仅存在于公共政策之中。“妥协”这个词本身就有双重含义：让一项原则作出妥协是错误的，而在两项原则之间进行妥协就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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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给“无价”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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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策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尖锐的事件当中，有一些是要给无法衡量的价值确定一个明确的成本（价格）。拯救一条生命值多少钱？维护裁判公正，以保护无辜者免受错误指控需要花多少钱？使用昂贵又痛苦的治疗手段来延续奄奄一息者的生命，或者在延续某些人看来没什么价值的人的生命，应该有什么限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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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到，这类事情其实十分普遍，在涉及国家健康项目的时候会出现。在涉及交通信号灯、机场安全、医疗研究、火灾和海岸警卫以及政府雇员安全等问题的时候，决策会与这些事情直接相关。在涉及职业安全、供水安全、建筑法、限速规定，甚至摩托车头盔等问题时，决策与这类事情间接相关，因为总要有人为之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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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们总是觉得，他们的决定是影响其他人的，而不是决策者自身，联邦层面上的决策者们尤其如此。飓风警报和龙卷风警报是为遭受风灾地区的灾民制定的；矿山安全是地面上的立法者和官员心系地下矿工而履行的责任。针对老龄人口、重症昏迷病人、瘫痪病人和身患绝症病人的政策是由不属于上述群体的人制定的。议员在进行关于时速55英里限速辩论的时候，会权衡一下自己家庭成员的安全以及由于限速而增加的旅行时间，但是如果他是勤勉认真的，也只会偷偷摸摸地进行这种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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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小社区考虑是否要购置一个移动心脏监护室或者一台消防车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问题不再是我们为了拯救别人的生命应该花多少钱，而是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能花得起多少钱。为别人的生命安全花钱或者省钱，需要的是道德反思，然而，按学校的收益单独（或者和邻居一起）制定学校安全政策的预算，与其说是道德判断，还不如说是一种消费选择，实质上是在控制风险与消费品选择之间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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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建议。或许我们可以用更加真实的换位思考在国家层面的决策中减少不可控的道德内容。我们不再询问决策者应有怎样的社会义务，取而代之，问题是决策者们希望我们怎么花他们的钱。在决定要求人们为安全带、烟雾报警器、灭火器和避雷针该花多少钱的时候，换位思考要简单得多，设身处地地看看我们自己愿意为这些事花多少钱并以此决定我们的立场也很合理。问题可能还不是非常简单，但是，在道德上的挑战可能就小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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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相似的困境，而且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那么，决定是要建造表演的看台还是买一辆救护车，就应该采用这种方法。在国家层面上就不这么简单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要求拨款委员会在决策时能够像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样谨慎。我们不希望委员会过分吝啬而忽视现实的危险，也不要太粗枝大叶把经费花在遥不可及的危险上，那些经费实际上是我们的钱。我们希望决策者们考虑的不是政府为了人民的安全应当花多少钱，而是我们作为纳税人想要为自己的安全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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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视角下，我们会惊喜地发现，这些决策中的尖锐问题卸掉了道德内容，而仅剩下最初的基本框架，现在实质上已不再是利他的而是利己的。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伦理学的问题，但是已经不再是核心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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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其称为社会义务的契约化方法。即便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我可能对你付出无限的关爱，提供舒适的生活，安排饮食住处，永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甚至在我质疑你是否值得如此付出的时候而感到万分愧疚。轮到我的时候，我也会对你（或者对任何负担同样责任的人）有相同的期待，虽然可能会有一点儿不好意思，但绝不至于放弃我的这些权利。但是，当我们在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如果我们一起坐下来，通过立法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明确我们之间可以给予对方的东西，并认同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达到平等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选择，同时避免过高的要求。而且，这在我们眼中也不会成为一个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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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契约化的方法有助于解决其他一些两难困境。比如有两架客机遇难，其中一架满载乘客，而另一架几乎空着。如果我们只能选择营救其中的一架飞机，那该怎么选择呢？这种情况下，塔台工作人员要作出像上帝一样的取舍。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伦理上的两难问题，即便是足智多谋的人也不能轻易给出答案。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正在填写联邦航空局调查问卷的乘客，当被问到紧急情况下希望塔台遵循什么规则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既无关伦理，更不会让我深陷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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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假定我们面对危险时的反应能力相似而且都买得起相应的保护设备，我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然而试图确定安全对于处境相对安全的人值多少钱的概念性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如果情况是你的处境比我更危险，或者说你身处险境而我非常安全，而规则是当我们共同分担降低风险的费用且我们二人都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那么，结果是我认为所有措施对我一文不值，而你却会发现，应对风险措施的价值要比你独自承担全部费用再翻番还更值钱。如果你是飞行员而我不是，而且本地机场新的跑道灯要花掉我们每人1000美元，那么，对你而言值这个价，但对我不是。如果跑道灯对你的价值超过2000美元，而且你乐意付费，那就应该买下来。至于我是不是乐意付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愿意为购买跑道灯承受的价格不超过1500美元，而且新的跑道灯仅为改善你自己的安全，那我会建议不买跑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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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们之间在是否购买跑道灯并分担2000美元费用的问题存在分歧，但我性格中的经济学家成分是这样分析的：跑道灯关系到你个人的人身安全，如果你有权要求我为此支出1000美元，且我了解你的主张并支付了这笔只对你有利的费用，那么，你是否真的愿意购买跑道灯呢？还是更愿意从我这儿收取1000美元之后干脆据为己有？我对此根本不介意。如果你根本不需要跑道灯却非让我出钱，可能会令我感到不满，但是，更让我不满的是你把我的1000美元花在你认为根本不值这个价钱的东西上。实际上，和购买跑道灯相比，更好的解决方案是我直接给你750美元，而你什么都不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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