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716480
而且，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不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它的表现会很糟糕，特别是年长的经济学家更支持这一观点。但是，不干预后的糟糕程度比对市场进行调整的情况要小得多，尤其是市场只得到简单地调整，或者“聪明”地伪装市场规模并以一些“无辜”的偏好之名分配成本和损失。
1701716481
1701716482
不管一个经济学家是否认同重视市场自利的自发调节机制的伦理原则或意识形态，也不管其将这种伦理原则或意识形态看作个人自由本身还是仅与个人自由相关，大多数的职业经济学家都会承认其中包含伦理学的内容。
1701716483
1701716484
举一个激励性的例证。经济学家到处都能看到经济激励措施；他们发现，人们对经济机会和处罚的回应既不是攻击性的也不是强制性的；他们对于克服或反对击败敌人的激励毫无兴趣；他们有一种改变动机、抑制和改革动机甚至诱发动机的偏好，来让人们的行为总体上回报更多或者不那么令人沮丧。你能很容易地分辨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经济学家，只需要问他，国家公园的露营地是不是应该在旅游和野营旺季收取更高的入场费。
1701716485
1701716486
与让别人替他花他自己的钱相比，人们自己花自己的钱能过得更好，这是一个类似于市场经济试金石的观点。有时，我们可以把这个提升为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即消费者自己犯错的权利。但通常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与其是给穷人家庭一个塞满超市商品的购物车，还不如给他们钱和空购物车，而让他们自己去超市买东西。我们认为，他们自己花钱的话能更好地发挥这笔钱的价值。从这个家庭的角度看，如果你支付他们一定数额的钱，那么让他们依自己的意愿去使用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
1701716487
1701716488
对于这个原则，经济学家有许多要考虑的因素，诸如这个家庭对福利的期待以及其他因素。但是，总的来说，经济学家认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是想要为穷人和老人发放食物券、地铁票代金券和眼镜而不是现金的人。找到证据并不难，但对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寻求证据的责任应当在不相信现金效率的人身上。这常常听起来像个伦理学问题，也可能它就是个伦理学问题吧。
1701716489
1701716490
最近有人建议，向贫穷家庭发放与采暖费收据所载金额相同的现金且不设价格上限，即便超过了正常价格下购买同样数量燃料的花费也可以。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出来，无条件地提前把现金发给他们呢。反驳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是穷人，所以我们很难相信他们会把钱确实花在取暖上，他们可能把钱花在别处！
1701716491
1701716492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只能在那无奈地摇头。
1701716493
1701716494
1701716495
1701716496
1701716498
选择与后果 第2章 命令与控制
1701716499
1701716500
传统理论认为，公司是一架经过巧妙调教的机器，控制在绝对领导者手中。为了确保其利润最大化，这个绝对领导者经过完美无瑕的筹划，不仅知道他想要的结果，而且能够在由他控制的企业中推行自己的决策。但是，回味一下杜鲁门总统曾在1952年夏天说的一番话还是大有裨益的。当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正竞选总统，杜鲁门分析了艾森豪威尔赢得大选将会面对的问题。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在《总统的权利》一书中写道：“他会坐在这，之后他会说：‘干这个！做那个！’然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可怜的艾克，这和部队里一点儿都不一样。他会发现一切令人非常沮丧。”[1]
1701716501
1701716502
美国总统行政命令的效力还不如电话公司、连锁酒店或者航空公司总裁的命令吗？“可怜的艾克”是不是已经发现，即便在军队里面也不像杜鲁门认为的那么军令如山？1972年9月，环保署报告称某大型汽车公司的高级官员伪造了汽车发动机排放检测结果，至于该高级官员是否属于公司核心层，报告并未明示。而在城市的另一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想方设法搞清楚，第七航空队的机长是否知道他的战区司令官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故意违背最高统帅的命令，作出轰炸越南的指示。
1701716503
1701716504
在看过诺伊施塔特对总统遭受挫折感的分析之后，我们会为其中几位总统在离任之后没有成为企业机构的主席而感到遗憾。我们至少可以期待他们当中几位会在结语中说：“为这里创造平等机会！消灭那些有毒防腐剂！不要破坏那个社区的安静！”之后将其变为现实。
1701716505
1701716506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部分问题是工业资本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与实现社会良知之间纠结。但另外的问题是电话公司的总裁在促进女权平等之类问题上的能力并不比大学校长或者非营利医院院长强多少。他甚至不能开除不服从他指示的人。即便他能做到这一点，他也无法设计出有效的制度，用以监督人事部门怎样对待来自少数群体的求职者。
1701716507
1701716508
同样的问题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都存在。在拥有二三十个司机的小出租汽车公司里，调度员可能跟每个司机都很熟。但是，在让所有乘客系好安全带的问题上，这样的小型公司不见得比拥有十几个城市出租汽车公司的企业集团表现得更好。虽然企业集团可以像政府一样对其分散在不同城市的企业推行政策，但集团对企业所享有的其实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控制。
1701716509
1701716510
在大公司的董事会中会为消费者或者少数群体代表增加议席，我们不应忽视其影响，此举的象征性意义和由此产生的权威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被工业巨头的卡通形象误导，错以为董事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制定政策，而我们只需要坐等政策的落实即可。在企业管理层面，良知和盈利动机都不足以让工业巨头的行为和第七航空队的机长一样。而且要知道，即便是机长，也可能会受到杜鲁门总统所面临挫折感的困扰。
1701716511
1701716512
要在公共政策中添加对企业的考量，涉及两重言外之意。第一，企业作为一个由政府行为控制的“黑箱系统”[2]，不会立即对经理的良知和税收补贴与财产权利和义务的市场激励作出有效的反应。第二，在考虑社会责任的时候，将公司看作一个行动单元的观点是错误的。企业并不是独立实体的集合。事实恰恰相反，它由相当数量的小群体组成，而且是拥有不同利益、机会、信息、动机和团体利益的人群集合而成的。
1701716513
1701716514
[1] Richard E.Neustadt，Presidential power：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New York：Wiley，1960），p.9.
1701716515
1701716516
[2] 黑箱系统是一种只知道输入输出关系而不知道内部结构的系统或者设备。——译者注
1701716517
1701716518
1701716519
1701716520
1701716522
选择与后果 揭开黑箱的盖子
1701716523
1701716524
为实现特定的目的，有必要拆分企业处理针对企业分支机构或个人的社会责任，将激励或处罚直接施加到构成交易或者行为的个人或业务，而不是将概念化的公司作为关注的目标。
1701716525
1701716526
一个清晰的例子是将刑事责任施加到作出违背反托拉斯法行为的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将惩罚适用于公司，也可以让经理、负责人或者销售员为他们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一个城市可以让出租汽车公司为司机的安全驾驶、礼貌和交通行为负责；也可以让司机对自己并排停车或者拒绝为特定群体服务的行为负责。政府甚至可以试图影响公司的薪酬结构，尽管政府极少这样做。尤其是涉及机会平等或者反歧视的时候，拆分企业让相关责任者（至少是审核或监督政策实施的相关人员）直接面对问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积极促进雇用更多来自少数群体求职者项目所具有的内在概念，针对的不是作为整体的企业或者作为一个黑箱系统的公司，而是进入公司内部，检视公司管理程序。
1701716527
1701716528
纽伦堡审判当中产生了战犯的概念，是指那些因受命执行上级政策而不能得到法律保护的人。在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不必为其行为承担个人法律责任，人民只能就其行为向其代表的政府提出抗议；在另一些国家，个人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他们的制服并不能使他们免责，即便他们只是一部巨大机器上的齿轮。英美法律传统要求警察为他们使用枪械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即便是他们身着制服执勤的时候。显然，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之间存在一定差别。
1701716529
[
上一页 ]
[ :1.7017164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