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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可以做很多延伸，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往往是由于超出公司能力范围、观察领域，或者公司收集分析信息能力不足。这其中可能涉及渔船、民航、卡车司机、修理工以及任何可能对消费者进行欺骗、偷窃和敲诈的职业。同样的原则既适用于消费者也适用于雇员；就航空公司自身来说，他们对检查乘客的手提行李并不热心；如果他们不得不做检查，他们也希望是基于要求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他们很可能希望具体检查由海关官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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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出租汽车司机和飞机驾驶员的执照都是由政府颁发的。虽然我们希望航空公司对飞行员的要求要比法律规定的高一些，但我们不能靠利益动机本身来保障航空公司雇员的能力足以保障和一个巨大的油箱坐在一起的乘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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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可能性是雇员们基于道德或意识形态反对某些“对社会负责”的政策；或者他们认为公司管理层制定这些政策仅仅是做做样子而不希望它们真正得到落实。我们很快就能联想到雇佣、提升、开除和职务分配上的歧视。有些人可能是出于好心拒绝了一位求职者，因为他可能会不适合某个特定的工作岗位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个人可能是男性或女性，年老或年轻，黑人或白人。有些人会巧妙地利用拖延的办法回绝求职者，方法可能是弄丢了文件，错误描述工作性质或者说已经招到人了。问题是政府反对歧视行为的努力，甚至对受歧视群体进行补偿的确定性行为，在一些情况下与针对实施行为的个人相比取得的效果不如根据统计数据监督公司。基于统计数字的惩罚和奖励可能为管理层提供足够的激励。这种激励针对的人是那些利益攸关、名誉处在聚光灯下、道德责任正被检验和挑战的人，问题是这种激励能不能透过公司的组织机构，为那些需要他们服从与合作的人群提供充足的个人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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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是否担心刑事审判或侵权赔偿，很多情况下政府都在尽最大努力让集体（这个集体和营利性的公司不同）内部人们的行为循规蹈矩。就像警察能阻止卡车司机并排停车，而司机所在公司不能一样，对工厂中的危险行为、侵犯民事权利、对产品的不实陈述或者对美景和静谧环境的破坏等行为，政府直接让行为人为其行为承担个人责任要比通过控制股东股息以实现奖励和惩罚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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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优势的相对性。技术可能让卡车公司比汽车管理部门更容易监督尾气污染排放，也可能做不到。或者自己拥有卡车的大型公司对自己的车队能够集中处罚并出台自己的尾气排放标准，而对为不同的拖车提供服务而且只拥有一辆卡车的小企业来说，因为规模小所以被环境保护部门抓到的概率很小。那么小企业就会拥有如此大的竞争性优势，以致最终监督规则执行和实施罚款的必须是政府。（公司的义务不是向执行任务的员工补偿被收取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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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下，公司对其内部人员的行为无力控制并不是由于在物质上不能监督员工的行为或者无法识别有违规倾向的行为，而是因为缺乏控制非职务行为的道德权威。个人卫生就是一个例子，禁止随地吐痰的条例要比公司的指令更加有效，不仅是因为本地政权能推行这一条例，也因为它使公司的类似规定合法化了。公司试图检查员工是否患有传染性疾病，并且将可能威胁同事健康的员工采取隔离的措施可能会遇到来自员工的阻力或者以装病怠工，但是公共卫生部门就能够隔离工厂直到所有人接受检查，并对那些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员工进行强制治疗。当有穿着制服的消防员参加火灾演习的时候，参与者会表现得更加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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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道德选择和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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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趋势认为讨论社会责任当然是件好事（那些不这么认为的人很可能没有花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也许我们可以要求的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天平（一边是负责任另一边是不负责任），责任似乎是我们希望拥有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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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以下这些基于社会责任进行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有人在道德上有需要劝我们信奉他们的信仰或习惯他们的饮食，不读某些典籍，不玩某些纸牌游戏，让我们向或不向某一面旗帜敬礼，禁止在咖啡馆吸烟或者不再使用阳性代词指代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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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某些情形之下责任意味着理解、无私、帮助支持他人并不伤害任何人。没有任何标识的可燃儿童睡衣、偷偷丢垃圾、把二手车的里程表归零都不会引起任何的道德困境（稍等，卖给我野马车的零售商就曾经很认真地和我说，作为消费者我应该反对禁止改动里程表的不公平法律，因为它降低了我再次出卖这辆车的价格！）。但是有一段时间，在两起暗杀事件受害者兄弟的敦促下，参议员几乎不能召集多数人在道德上支持控制便宜且易于取得的被称为“周六特价”的手枪；城市里的捕狗人是最不受欢迎的公职之一；堕胎被一些人解释为不可剥夺的自由，而被另外一些人解释为应当被公开禁止的罪孽；金像奖的获奖影片不能给我的孩子放映；黑人担心他们的文化被稀释的同时他们的领袖正被“取消种族隔离”运动所吸纳。这种情况责任感不是一种品质（这是一个人或多或少能够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政策选择，在人们能够对其负责的不同价值之间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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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企业让部分特定人群来确定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很危险的，这些人群包括部分消费者，企业雇员的特殊利益群体，社区中最善于表达或最具威胁的任何族群，爱犬人士或对犬类皮毛过敏者。我不想危言耸听，但是这一点值得我们牢记：在涉及企业责任尤其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上，利益冲突总是不可避免，而且利益冲突总是和责任冲突相一致。保护性关税、小型矿山的安全检查、公寓楼里的宠物和枪支法案都不断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原则。有一些问题是纯粹分配性的，昂贵的低硫燃料有助于让住在烟囱下风方向的人们享受更清洁的空气；而使用这种燃料增加电力和其他商品的成本，会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头上。同情的“责任”会让公司很难决定在哪个社区设置废物倾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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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的目的不是攻击责任的观念，也不是说所有关于责任的努力都注定会违背另一些人的原则。我要指出的是一家公司负责人多少要像参议员或者大学校长那样有责任心。很多时候，问题不是“我是不是想做正确的事？”问题出现的时候表现为“正确的事情是什么？”选择并不总是在自私的企图和明显负责任的做法之间。决定往往是政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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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该怎么对待员工的毒瘾？怎样让男性承担从前由女性承担的秘书、接待或者档案员之类的工作？或者通过提高成本和价格的方式消除一些产品上的危险？或者让黑人组织主宰关于黑人的政策，女性组织代表女性谈判？假设企业迫于压力终止了南非的业务，让那里的人失业了。正确的选择是什么？公司应当对谁推迟作出正确选择的时机？这种情况下，真的有正确的选择么？或仅仅是在两个同样不能令人满意的选项中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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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对企业责任的时候许多因素都是新的。我们很难回答塞拉俱乐部或者农民组织是否站在负责任的立场，而他们有可能采取相反的立场。但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定的，在那些让人焦虑的事情上，尤其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事情上，我们无处寻求可靠的指导和已知的政策来源，而只能在负责任和自私的选项之间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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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责任问题都涉及良知的困境。不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并不是做错事的借口，但是，我们应当谨慎避免想当然地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和负责任的，而且选择总是仅仅在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之间作出。企业中那些能够对作出负责任的事情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通常会被人指责为不负责任，就因为他们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即便是带有偏见的雇主也会在确定其责任是针对自己的群体还是自己的传统价值中遇到麻烦；没有偏见的雇主在决定让弱势的少数群体承担多大的困难才合适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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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不负责任还是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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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现代企业责任问题是棘手又模棱两可的，这些特点可以用夸张一点的方式以劫机的例证来说明。当企图劫机或劫机行为正在进行的时候，必定出现戏剧性责任危机，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未能预见而且多数时候独一无二的情况作出艰难的决定，还有大量与劫机相关的常规问题在日程当中经过多年一直未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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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件直接相关的事情就是对行李的处理，目前我们什么都没做。也许，我们也不需要做什么。飞机座舱内的行李明显是非常重要的，这已经得到1973年开始的检查程序证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一直在对行李进行检查，随着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制造机身更大的喷气机，从而可以把客舱地板提高并为存放旅行包提供更多空间。多数行李被带进客舱是为了省去等行李的时间，倒不是旅客想要在飞行途中刮胡子或者穿浴袍。如果能够生产出更便于检查的专为乘坐飞机设计的行李箱，乘客们可能会放弃将行李带进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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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有检查程序。不管它的效率怎么样，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检查程序在1973年有意义，那么同样的程序在这之前也应该是有意义的。一些航空公司在这之前做过一些初步的尝试，但最终是联邦规定让这些程序具有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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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筛选乘客的程序，参考的是真正或潜在劫机者的行为模式。它看起来完全依靠本已非常忙碌的客运代理人靠他们自己的责任感来实施这一程序并将其合法化，而对他们筛选中过于严格强势或过于宽松懒散的两类错误并没有明确的惩罚制度。而对于机场安全、飞机设计和装卸系统没有什么改进。对于与劫机相关的飞机操作规范、人员选择、乘客座位安排和行为规范都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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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回顾这段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应对劫机威胁的历史，目的不在于将航空公司的行为评价为不负责任的或者说他们没有解决本来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识别社会责任是多么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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