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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的心情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它们不否认彼此的合理性。一丝不苟的成年人能够在交替进行的活动中分配好资源,而且在自己受到一种情绪控制时能够体谅另一种情绪。也许在刚吃完早饭时,我对晚饭的兴趣会处于最低点,但这并不说明若是有人问我晚饭想吃什么,我会随便给出个答案。就像是家长可以在孩子们间分配补贴一样,一个人也可以成为自己的管理者与裁判者,对自己的生物节律、变化的心绪和周期性的兴趣维持一个长远的看法,而不把交替变换的情绪和兴趣当作矛盾的。这是经济学中的通常情况。决策论预设人们有能力在不同的时间点之间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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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通常情况和我之前提到的亚哈的例子存在反差。尽管我们在早上已决定好晚饭吃什么,或者在夏天决定是否要预定八个月之后的滑雪假期,但还是希望这些能由自己在稍晚一些时间的偏好所决定。而此刻的我觉得自己晚些时候的愿望会和现在心中所想的是相同的。人们会用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衡量稍后的决定,比如看看预算是否只允许自己在周末去海滩和下个冬天度过滑雪假期之间二选一,或者是否只能在周三和周日之间选择一天来看电影。但是无论为了争夺资源,未来的行为偏好如何与当前的行为偏好相竞争,由于我是以当前为基准预测和认识未来的,所以实际上所谓未来偏好就是我当前对于未来情形的偏好。这其中会有竞争,但是不会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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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如果我知道自己今晚会想要在电视上看电影,那我一定会确保宾馆房间里有台电视机。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因为我知道自己今晚会想要看电影,所以我会要求入住一间没有电视机的房间(为了得到一间掐掉了电视线路的房间,我甚至愿意多付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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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要探讨的现象可以表述为互不相容、不可妥协的交替偏好或者说价值观。在通常情况下,存在一个精力充沛有计划的自我,他仔细查看持续变化的需求与欲望,预期自己的偏好并试图加以满足。这就像是一连串的瞬时自我,每一个自我都有自己的需求与欲望,他们都受一个时刻存在的“超级自我”的监督,这个超级自我是总的管理者与裁判者,他公平地对待每一个瞬时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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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想要论证的是,所谓超级自我,也就是那个精力充沛有计划的裁判者,他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或是交替存在的非永久的自我,每一个都掌控一段时间,每一个都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有着独特的需求与欲望,至少其中一些自我会对别的自我在掌控的时间段内所做出的行为有着强烈的偏好。比如说,有个自我是尼古丁成瘾者,他在握有掌控权时就会想要吸烟;而另一个自我则很关心身体的健康与长寿,所以不管谁处于主导地位他都不想要吸烟。也就是说,他在此刻不想要自己在之后想要吸烟的时候吸烟。一般来讲,一个人的性趣有涨有落,而且会由于欲望时断时续、难以想象或记起而受到限制,因为人总是试图去适应这些欲望。但有一个事例一直困扰着我:有人有时想要得到性的满足,但有的时候却想要成为一个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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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尝试着来描述这个会产生自我控制,或者说自我管理的问题的现象。自我管理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它发生于社会环境之中。人们正是因为社会安排的缘故才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得到促进或是受到阻碍。有的朋友会给他们递上香烟,而有的朋友则会在他们吸烟的时候加以斥责;有的女主人会拿出巧克力诱惑他们,而有的则听从之前自我的叮嘱只送上葡萄柚来。禁令、税费、规则和大众宣传都会对自我管理造成冲击,风俗和礼节也是一部分原因,工作环境也起着重要作用。就算是陌生人都有可能对此产生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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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引起大家关注的是伦理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人现在想要我们稍后帮助他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这与他稍后的意愿会是相违背的,那我们该如何决定要怎么做呢?如果我们现在答应在之后阻挠他的行为,而他到了那个时候却允许我们不遵循对他的承诺,但是按理说就算如此我们还是要遵循,我们可以在他意愿如此明确的情况下坚守我们的承诺吗?我们应该把亚哈从折磨他的人那里解救出来吗?既然减肥中心应该(或者说必须)依法限制住那些自愿禁足的人,直到体重减到他们要求的特定磅数,那么人们该不该因此就听从减肥中心的摆布呢?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投票表决禁止餐厅提供甜点,或是让香烟在国内成为不合法的物品,不是为了禁止别人享用甜点或是吸烟,而只是为了严于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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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即兴举一些两个竞争自我的例子,那么旁观者只要注意力集中就几乎不会在评判时存有困难,不论这例子是发生在朋友还是陌生人身上。我们会看淡那些一怒之下、迫于压力或是酒精作用下说的话和做的事,还为之找借口。我们应该慎防醉酒者产生过度慷慨或是消极的冲动,阻止他们在瞬间做出不可逆转的行为,像是捐出全部的钱,加入外籍军团,或是辞掉工作。当戒烟的人向我们乞求一根香烟,或是醉酒的人在回家前向我们索要车子的钥匙时,我们也许会答应,但是会心存愧疚。而对于一个再不起床就会上班迟到的人,我们会毫不犹豫选择强硬地把他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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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能给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减肥者不会得到所有人的同情。如果女儿想通过节食变瘦,那么母亲一般会认为这是不健康的行为,而且母亲和女儿可能对于“瘦”的定义是不相同的。如果对于肥胖的恐惧成为恐惧症的一部分,像是那些患了厌食症的女孩,她们学会通过催吐控制自己的饮食摄入量,以致现在情不自禁地就会吐出来,那我们通常对于节制的同情就会受到挑战。而一个企图自杀的人若是有机会阻挠自己的行为,决定是否要坚持自己的决心,也将会陷到辛酸的两难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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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好,常见的情况一般看起来都会比较简单。如果一个人提前要求我们,当他喝醉酒时,要想尽一切方法避免他酒后在公共场合对自己的妻子、老板或是招待者直言不讳,也不要让他开车,而且要制止他继续喝下去,我们会很难决定自己要对他尽到多大的责任。但是不论我们担负有怎样的责任,负责的对象都是此人先前的自我,是这个自我请求我们的帮助并让我们做出承诺,而如果我们要解释自己的行为,解释对象也该是个会在翌日恢复清醒的自我。至于那个叫我们无视内心压抑的清醒的自我,那个说他从未有过勇气大声向自己的妻子、老板和招待者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的自我,我们无须对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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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才是常见的情况呢,我们怎么就能断定其为常见的情况呢?我们该如何向自己解释为什么我们就是不相信那个早上不想起床的自己?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去解救亚哈,为什么我认为任何一个爱亚哈的人(我想你也会同意),就算只是一个陌生人,只要有良心,在那时也应该把他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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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下,人只是看起来并不完全清醒。他还是那个平常的自己,只是少了些什么。如果他不想起床,那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清醒,他全身的机能还没准备好,他记不起或者说想象不出赖在床上的后果,也认识不到其中的严重性。我们甚至会相信,有这么一些化学物质,会对人睡眠时的大脑活动起抑制作用,而且在它们被抹去或者说新陈代谢掉之前,人的大脑都不会开始运转。所以,这个他并不是一个不一样的他,而只是一个不完整的他。那些被疲惫与睡意包裹的人、服用镇静剂的人和醉酒的人——我是说比较安静的醉酒者——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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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情况与此相反,有些人岂止是“完全清醒”,而是过度清醒。这些人或是因为嗑药,或是因为取得成功,再或是因为从焦虑、恐惧或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而表现出一种受了刺激或是兴奋过度的状态。与昏昏欲睡的人正相反,这些人需要的不是唤醒,而是克制。他们会在某一瞬间变得无私与慷慨、极度活跃,而不是萌生退缩之意。如果说半梦半醒之人的偏好地图未被完全照亮,那么过度兴奋之人的偏好地图就是不仅全部照亮,而且在某些地方还极为刺眼。这两者形成的反差效果就像是一块明亮的地图中间突然暗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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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况是激情,或者说迷恋。有这么一句话:“结婚太急,后悔莫及。”同样的内容还有一些更加直白的表述。而我认为,愤怒、爱国精神、宗教狂热、报复、厌恶等所有的瞬间不可抵挡的情绪都属于这个范畴,因为这些情绪会把一些特定的价值观念上升到一个绝对控制的层面上去。求婚、参军、为了支持某人的观点而下大笔赌注、抛弃家庭、公然抨击老板,都属于那些可能会匆忙决定但是后悔莫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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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是俘获,或者说着迷。例如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沉浸于小说中无法自拔,苦思冥想一道数学难题,听交响乐时全情投入,或是因为修理设备中难搞的一部分而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幻想也是着迷的一个方面,就像放不下晚场电影或是没看完的小说一样,我们中的有些人会很容易就沉迷于白日梦之中。有时,一次简单的打断可以把人从这种沉迷的状态之中解救出来,但别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听见塞壬的歌声,像是入了迷一样偷偷地继续自己的谜题、小说或是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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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下一组情况由恐惧症、恐慌和极端的恐怖构成。如果一个人不能高台跳水,不能高空跳伞,面对着观众却想要逃离,受到眩晕和幽闭恐惧症的困扰,那么他就无法迫使自己抓起蜘蛛,而且在处死小猫时也会寻求别人的帮助。我看过一部苏格兰电影,里面有个苏格兰渔夫的拇指被夹进了一个巨大的蛤壳里去,而此时岸边的潮水正在上涨,于是他拿匕首割断了自己的拇指。我看的时候就想,如果这是我的话,我会不会因为无法切断自己的手而溺死在涨起来的潮水之中呢。要是说得让人感觉上舒服一点的话,那这就像是孩子松了一颗牙(我小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试图把牙齿固定在门把手上,然后猛地关上门,牙齿就会掉下来。这个例子还说明了从出现行动的趋向到牙真正被猛地拉掉再到接下来的偏好改变之间的间隔会有多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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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有些是很简单的情况。但是我所说得简单是决断起来简单,而不是应对起来简单。假设我们遇到了这么一个人,他坐在冬季森林之中昏昏欲睡,几乎都没有了知觉,但是又拒绝跳起来活动一下来取暖。那么,既然让他活动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否就此遂他所愿不去管他呢?做出这一决定应该不会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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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情况我却觉得一点也不简单。在我之前所提到的每一项分类里,都至少会存在一些简单的情况,而且我试图用带有足够偏见的语言来对它们进行描述,以让你对其认真地思考起来。除前文提到的以外,我还要再列出两项。第一项是欲望,这针对的是食物、烟酒以及任何人们能吃能闻能够注射或是涂在皮肤上的实质性物品,这些物质可以让人上瘾或产生依赖性。(我可以将一些让人上瘾的行为包括在内,比如赌博、打高尔夫、读早报,但是这些行为更应该归在我先前列出的着迷这一类别中,而不是在这里与尼古丁和巧克力摆在一起。)这些欲望之所以不简单,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相对于醉酒更希望保持清醒。这些让人上瘾的麻醉剂中的一些可能只是因为被禁止和不被准许所以才变得有害。而有些尝试戒烟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注定要失败或是会经常重蹈覆辙,感到对胜利的追求不会有结果,也就更倾向于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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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是持之以恒,其对立面是拖延与放弃。有人为自己制定诸如日常锻炼、练习钢琴和牙周保健的计划,却经常会半途而废。慢跑者不喜欢得到大家的关心。很多好的初衷之所以夭折,只是因为缺乏不懈地执着与奉献,而那些成功执行计划的人,则可能会在最后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无趣并且感到后悔。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已被拖延症所占据。(我感到,不论是我自己还是身边的人,都受到了拖延症的侵扰。)我们中的很多人为了做事稍有些进度,而给自己背负上最后期限或是短期目标这样的压力。社会控制也在其中扮演着角色,1982年1月22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里就给出了一个很棒的例子,那是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写的一篇评论,内容有关于激进的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acs)的生活与作品。“1957年年末至1958年年初的冬天,在他那幢被炸弹和手榴弹的爆炸碎片刻上了凹痕的房子里,我第一次拜访他。他的书架里塞满了自己出版的作品,面对着眼前这番卷帙浩繁的景象,我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卢卡奇察觉到了我这种孩子般的惊愕,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乍一看敏感又调皮:‘你想知道要怎样才能完成一项工作吗?答案很简单,就是软禁啊,斯坦纳,把自己软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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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再审视一下这其中的一些描述。我之前说人之所以早上起不来床是因为还未完全恢复清醒。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这个人不能完全认识到假如上班迟到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但是设定闹铃的自我又考虑到起床带来的不适感了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要注意到一点:我可不是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我不指望这会改变你的看法,但是在一些更为困难的情况中,我意识到提醒自己一点是很重要的——在思考这些情况时,我并不公正。我只有在清醒时才会写下这些,而如果是这样,那么想赖在床上的那个自我的想法就无法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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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公正。对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有自己的拿捏。为了自己的舒适与便利,我希望人们举止文明,开车小心,而且不要当着我的面乱发脾气、殴打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完成自己应做的工作。因为我不吸烟,所以我不希望我周围的人吸烟。只要存在限制毒品滥用的法律,那人们可能就不会对触犯法律的事物意乱情迷,一切都会简单起来。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这些行为产生了外部效应,而我们也因此成为利益相关者。即使我相信,某个可怜而压抑之人的真正自我只有在他醉得不轻时浮现,他会承认自己瞧不起妻子和孩子,从把他们吓到半死中得到满足,当这个压抑而拘谨的自我请求我的帮助时,我也有自己的理由协力配合他。只要我可以,我就会帮他保持平静,还会在他喝醉时限制住他,保护他的妻儿,让他们离他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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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亚哈呢?当我第一次想要提到他时,我是把他当作一个简单情况下的戏剧性例证。我当时是想,如果我是亚哈的话,在一切结束后我会很感谢你按住了我。但是现在我又想知道这又证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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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得以活下来是因为你伤害了别人,那么我对你的感谢并不代表你做的是对的。如果我说假如我是亚哈我会愿意接受烧灼,那你会注意到,我在说这个的时候是毫不畏惧的,这也使得我的决定值得怀疑。很难断定我是否在吹牛,因为我不会经受烧灼。而如果会的话,我将表现得像亚哈一样,你也就不会相信此时此刻的我完全意识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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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将经受烧灼,相邻房间的亚哈也要经受烧灼。那么忽略掉个人请求的你,会不会询问我该对亚哈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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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烧灼处理完伤口后,我恢复健康并对你表示感谢。而你却给了我一个坏消息:另一只腿也感染了,我只有再接受一次烧灼才能活下去,但是时间可以有所延缓。我会不会因为怕你以为我愿意如此,就收回对你的感谢呢?时间上的延迟会有什么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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