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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道德信念绝不允许你帮助某人死亡，甚至在确信此人想要去死的情况下都不能放任他去死，那么对真伪的分辨就不必要了，毕竟不论请求看起来多么真实都不会得到你的准许。但是如果你想要相信一个准许死去，或是在你的帮助下死去的请求，那么辨别请求的源头——是哪一个自我处于控制地位，掌握了做出请求的决定权——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可能也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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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这请求不含有半点的迟疑。死亡是这么一件完全、终结、不可逆转的事情，以致做出死亡决定的自我很可能都无法执行这一决定。而无法促成自己的死亡似乎并不是一个人“真的”想活下去的可靠证据，无法砍下自己嵌在槽中的大拇指也不能说明这个人就真的想要溺水而亡。甚至寻求他人的帮助都可能遭到这一自我的制止，而能激发行动的决心即使陡然猛增也会瞬息即逝。尽管那个瞬间冲动的自我很值得重视，但参与其中的自我可不止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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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请求摇摆不定，我们将会面对一个更为明显的“分裂的自我”。深夜时分恳求终结自己这难以忍受的人生，翌日正午却因自己深夜的忧思没有付诸实践而顿感宽慰，因为不希望自己相信深夜时分的自我，所以为其辩解，可到了下一个夜晚又再次乞求终结自己的生命。这塑造了一个很可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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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怎么辨别出真实的那个自我呢？也许深夜的自我正处于生理或心理的痛苦之中，而白天的自我对此的记忆却十分短暂。也许白天的自我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而且注定要平庸地活着延续这种恐惧，于是压抑了深夜时那更为切实的恐怖的记忆与期许。抑或深夜的自我只是对于夜晚的黑暗和新陈代谢的下降反应过度，受困于一个直到黎明才会结束的梦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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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检验出真实自我的方法可能定义错了问题。两个自我都可以是真实的，像是连体婴儿，他们同生共死却不共同享有疼痛，一个求生另一个却求死——这种恳求很矛盾，却是无法割裂开来的。如果其中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醒着时入睡，那他们就像是白天夜晚交替变换的两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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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两个自我皆是真的说法并不会让我们的讨论不了了之。我们仍须决定要同意哪一请求，但是如果两个自我都值得我们的重视，那问题就在于分配而非识别了。我们可以做个成本效益分析，试图最大化他们的联合效用。但是关心联合效用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等量效用，也就是在满足一个人欲望的同时也满足他人的欲望，对此的需求就如同我们需要在构想为真实的前提下，评估两种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错误地相信死亡的恳求和错误地相信生存的恳求。如果夜晚的自我才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在听从白天自我的时候犯下了错误；反之亦然。在不确定哪个自我才是真实的前提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近似于分配的问题，也就是公平地对待需求相互冲突的两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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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发觉，人们对于假定的徘徊在生死间的矛盾情绪的反应，会受到描述这两种不同选择的方式的影响。如果两种选择以对等的方式展现出来——有时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而有时又会强烈地渴求死亡——在意识到重大的冲突时，人们会选择去相信与服从自己内心与生存相一致的声音。但在现实当中，表现出矛盾情绪的患者却经常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拥有选择而又不对等的困境：渴求死亡的同时又对死去感到恐惧。死亡是一种状态，而死去则是行为，是转变。它令人恐惧、毛骨悚然、情绪激动，很可能还会造成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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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这种选择就可以与亚哈的相提并论。亚哈可以享有永久的解脱——当然，少了一条腿——只是要经受一段短暂而令人恐惧的折磨，这就如同得到死亡这份永久的解脱，必须要在死去时经历一段短暂但可怕，很可能还很痛苦的时间。显然，人在那一瞬间的选择会受到对于死亡的恐惧的影响，所以可能无法协助我们鉴别出真正的自我。而事实上，他甚至可能都无法如实向自己表述出这些选择，这就像是害怕见到医生或者说牙医的人，恐惧会让他在描述自己的症状时出现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初级跳伞员也有着类似的表现：非常想要跳下去，但又很害怕跳下去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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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面对此刻真实的自我许下一个无比坚定的承诺——这个自我在许下承诺时是真实的——而不去理会可能会出现的另一自我，这会如何？我要求你许诺，在某一可怕而丢脸的情况之下（我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你会放任我死去，如果必要的话还会帮助我，甚至促成我死去。你做出这一承诺，也就是相当于不再理会我任何形式的反悔。不论我怎样恳求你希望你放过我让我活下去，你都要履行你的义务。而且我告诫你，如果你动了恻隐之心，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因为那声音发自一个吓坏了的自我，他甚至都无法终结自己内心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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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情况总会发生，而我的恳求又是那么的令人信服。我声称那个宣判我死刑的自我不会了解现在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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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困境也可能是由疼痛而非死亡所引起的。尽管当今社会麻醉水平的长足进步使得亚哈的困境不再常见，但是医学在生命支持方面的巨大进展却增添了我们对于死亡过程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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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摆脱慢性疼痛我必须经历一阵剧烈疼痛，而且在经历剧痛时，我还不能全身麻醉，这样一来我就会痛得尖叫，恳请终止手术。这就出现了伦理问题。我此前从未想到这会有多痛，所以我答应承受这一切。但现在，我发现了这种折磨是多么的痛苦而充满考验，那么你会允许我改变自己的心意吗？或者，你会不会为我着想，认识到疼痛是短暂的而生命还很长——换句话说，疼痛终将过去，生活仍将继续——而且都不再费心为我测算疼痛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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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杀戮、自杀都不同于疼痛、分娩、残疾甚至折磨。后者尽管可怕但有尽头，而这恰恰是我们文化中的死亡所不具备的。想象这样一个患者，对于麻醉剂严重过敏，在众人的见证下签署要求，在手术时，哪怕自己强烈表达出想要终结疼痛、停止手术的愿望，手术仍继续进行。我期望手术团队会遵守其要求，安心地去相信在手术结束和疼痛减弱之前，自己不会受到惩罚。而在手术结束后，患者原本的那个自我，也就是签署要求的自我，又会心存感激地占据主导权。我还可以这么想象，而且会更简单一些：外科医生向患者确认，为了避免患者在手术期间提出要求，手术时需要固定患者的头部。随后照做，不论对于手术而言是否必要（所以规则是，如果麻醉不了疼痛的地方，那就麻醉病人的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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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此的思考可能会受到所见所闻的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忍受的疼痛都是像手术与烧灼这样短暂的片段。但人若是为了行走或活下去而付出的代价是一辈子的疼痛，那么医生将会面对那些有时无法承受痛苦的患者，他们会在绝望下要求掐断疼痛的源头，也就是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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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出要求的是孩子，我们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回绝（成人，尤其是老年人，在面对医生时，表现得越像孩子就越容易应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假定孩子的当前自我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认知，而日后其他的自我会很感激医生没有准许曾经年少的自我做出决定。毕竟，能有多少后来的自我会在我们计算出法定人数之前认同早先的决定，而且还让此刻的自我做出最终的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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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经常是死亡的对立面。而当抹去疼痛的源头就相当于结束生命时，死亡也只不过是硬币的反面。就算医生克制住了自己的悲悯之心，遂了病人的愿望，也不会有哪个自我向医生表达感激与满意，因为想要感谢他的自我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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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对于地狱的恐惧都萦绕在人们心头。地狱是一种比活着更为可怕的境地，它静候在死亡之后。这无法逃避，而亲手毁灭掉自己的人更易踏进地狱。人终有一死，但是读者可能会认为死亡是疼痛的终点与出口，而不是永恒恐惧的入口。而不论自杀是否道德，我的大多数读者都不会认为这一行为会得到惩罚，面临永恒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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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医学只管让人继续存活下去而不在乎人的意愿是否如此，法律义务和伦理压力也不愿承认死亡与生存有着同等的权利——这可能创造了另一种地狱。虽然科学和启蒙将我们从死后的地狱中解救出来，但是医学技术又重塑了地狱，也就是在疾病晚期经受的病痛与折磨。而且，社会机构也使其成为我们难以逃避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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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境况足够悲剧从而让选择具有了真实性，生或死愿望的真实性还是会受到多方面的制约。选择本身可能不会被表达出来，就像是人也许无法主动做出可怕的行为一样，人也有可能无法将其说出来。如果决定需要道德的支持或是理智的引导，如果人需要忠告或是至少需要一个讨论的机会，那么讨论绝不可能在没有他人参与的情况下实现；而另一个人会是一个利益相关方，他自己很可能无法确认或者说证实此人所做出的选择。病人寻求帮助、共同作出决定的对象一定是与自己足够亲密的人，但这样的人对于病人的最终选择却会有着自私的想法。因为这一结果，也就是鉴别一个人死亡仍待商榷其愿望的真实性，会与其利益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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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这个不快乐的患者，那也许尽管我想活下去，但会为了不再成为你的负担而选择死亡。我也不想让你因为我选择了死亡，或是告诉了你我认为你憎恶我的存在而产生负罪感。我也不能为了让你抛下我这个累赘，就请求你助我死去。而且，如果我错误地以为你会因为我的死亡获益，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劝解我走出错误的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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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更倾向于死亡，你又怎么能确定你自己的偏好没有和你认为的我的最佳选择，或者说我认为的最佳选择的判断混在一起？而如果你在帮助我，也就是帮助自己摆脱我的过程中展现了极大的热情，你要怎么才能避免受到怀疑，甚至受到合法权威的怀疑？涉及死亡的权利的法律可行性是否又能获有合约的性质呢？你又要如何让自己一直支持我的死亡决定，而不转向努力说服我呢？而且，要怎样才能使得一些利益相关方——亲戚和私人医生——在他们自己抗拒死亡，并且拒绝负责的前提下参与我的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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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些人来说，死亡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要如何才能认识到并且鉴别出这些人的选择与偏好，则是下一个世纪的重要使命。这是一个终极困境，关乎鉴别出真正的自我，也关乎探索个人的合法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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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第5章 拯救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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