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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情况总会发生，而我的恳求又是那么的令人信服。我声称那个宣判我死刑的自我不会了解现在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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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困境也可能是由疼痛而非死亡所引起的。尽管当今社会麻醉水平的长足进步使得亚哈的困境不再常见，但是医学在生命支持方面的巨大进展却增添了我们对于死亡过程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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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摆脱慢性疼痛我必须经历一阵剧烈疼痛，而且在经历剧痛时，我还不能全身麻醉，这样一来我就会痛得尖叫，恳请终止手术。这就出现了伦理问题。我此前从未想到这会有多痛，所以我答应承受这一切。但现在，我发现了这种折磨是多么的痛苦而充满考验，那么你会允许我改变自己的心意吗？或者，你会不会为我着想，认识到疼痛是短暂的而生命还很长——换句话说，疼痛终将过去，生活仍将继续——而且都不再费心为我测算疼痛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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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杀戮、自杀都不同于疼痛、分娩、残疾甚至折磨。后者尽管可怕但有尽头，而这恰恰是我们文化中的死亡所不具备的。想象这样一个患者，对于麻醉剂严重过敏，在众人的见证下签署要求，在手术时，哪怕自己强烈表达出想要终结疼痛、停止手术的愿望，手术仍继续进行。我期望手术团队会遵守其要求，安心地去相信在手术结束和疼痛减弱之前，自己不会受到惩罚。而在手术结束后，患者原本的那个自我，也就是签署要求的自我，又会心存感激地占据主导权。我还可以这么想象，而且会更简单一些：外科医生向患者确认，为了避免患者在手术期间提出要求，手术时需要固定患者的头部。随后照做，不论对于手术而言是否必要（所以规则是，如果麻醉不了疼痛的地方，那就麻醉病人的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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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此的思考可能会受到所见所闻的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忍受的疼痛都是像手术与烧灼这样短暂的片段。但人若是为了行走或活下去而付出的代价是一辈子的疼痛，那么医生将会面对那些有时无法承受痛苦的患者，他们会在绝望下要求掐断疼痛的源头，也就是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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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出要求的是孩子，我们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回绝（成人，尤其是老年人，在面对医生时，表现得越像孩子就越容易应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假定孩子的当前自我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认知，而日后其他的自我会很感激医生没有准许曾经年少的自我做出决定。毕竟，能有多少后来的自我会在我们计算出法定人数之前认同早先的决定，而且还让此刻的自我做出最终的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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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经常是死亡的对立面。而当抹去疼痛的源头就相当于结束生命时，死亡也只不过是硬币的反面。就算医生克制住了自己的悲悯之心，遂了病人的愿望，也不会有哪个自我向医生表达感激与满意，因为想要感谢他的自我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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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对于地狱的恐惧都萦绕在人们心头。地狱是一种比活着更为可怕的境地，它静候在死亡之后。这无法逃避，而亲手毁灭掉自己的人更易踏进地狱。人终有一死，但是读者可能会认为死亡是疼痛的终点与出口，而不是永恒恐惧的入口。而不论自杀是否道德，我的大多数读者都不会认为这一行为会得到惩罚，面临永恒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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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医学只管让人继续存活下去而不在乎人的意愿是否如此，法律义务和伦理压力也不愿承认死亡与生存有着同等的权利——这可能创造了另一种地狱。虽然科学和启蒙将我们从死后的地狱中解救出来，但是医学技术又重塑了地狱，也就是在疾病晚期经受的病痛与折磨。而且，社会机构也使其成为我们难以逃避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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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境况足够悲剧从而让选择具有了真实性，生或死愿望的真实性还是会受到多方面的制约。选择本身可能不会被表达出来，就像是人也许无法主动做出可怕的行为一样，人也有可能无法将其说出来。如果决定需要道德的支持或是理智的引导，如果人需要忠告或是至少需要一个讨论的机会，那么讨论绝不可能在没有他人参与的情况下实现；而另一个人会是一个利益相关方，他自己很可能无法确认或者说证实此人所做出的选择。病人寻求帮助、共同作出决定的对象一定是与自己足够亲密的人，但这样的人对于病人的最终选择却会有着自私的想法。因为这一结果，也就是鉴别一个人死亡仍待商榷其愿望的真实性，会与其利益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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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这个不快乐的患者，那也许尽管我想活下去，但会为了不再成为你的负担而选择死亡。我也不想让你因为我选择了死亡，或是告诉了你我认为你憎恶我的存在而产生负罪感。我也不能为了让你抛下我这个累赘，就请求你助我死去。而且，如果我错误地以为你会因为我的死亡获益，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劝解我走出错误的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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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更倾向于死亡，你又怎么能确定你自己的偏好没有和你认为的我的最佳选择，或者说我认为的最佳选择的判断混在一起？而如果你在帮助我，也就是帮助自己摆脱我的过程中展现了极大的热情，你要怎么才能避免受到怀疑，甚至受到合法权威的怀疑？涉及死亡的权利的法律可行性是否又能获有合约的性质呢？你又要如何让自己一直支持我的死亡决定，而不转向努力说服我呢？而且，要怎样才能使得一些利益相关方——亲戚和私人医生——在他们自己抗拒死亡，并且拒绝负责的前提下参与我的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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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些人来说，死亡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要如何才能认识到并且鉴别出这些人的选择与偏好，则是下一个世纪的重要使命。这是一个终极困境，关乎鉴别出真正的自我，也关乎探索个人的合法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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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第5章 拯救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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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诡辩的话题，所以，为了防止有人在一开始就出现错误的理解，我必须选择一个清楚直接的标题来表达。我所要探讨的不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如何规避死亡，而是“拯救生命”的价值。此处的死亡指的也不是某一特定个体的死亡，而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死亡。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中，如果没有人愿意接受寿终正寝意外的突然死亡，那么降低这一群体死亡概率，即死亡的统计频率，其价值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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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谁来说有价值呢？我想，应该是可能会死亡或是有可能失去对自己而言很重要的人的群体。但是，这一主题夹杂了过多的神秘、情感、道德考虑、家政以及专断的色彩，所以为了要明确这一主题与何者无关，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些边缘问题。这其中有些问题，其激动人心之程度胜过经济学对于预期寿命的研究。它们涉及的一些特质，造就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也使死亡成为一件可怕的事情。杀手的薪资因此成为特别的市场现象，谋杀也从而成为侦探故事中唯一值得破获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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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调查了生与死之中的社会利益；第二部分概览了过早死亡带来的经济影响，在这一部分中，我把死亡更多地看作生计的损失，而非生命的损失，并观察这些损失和任何可能的收益怎样转而分散在纳税人、投保人以及其他与逝者之间不存在私人关系的人身上。而鉴于政府斥资的一些计划可以提高预期寿命，所以第三部分要讲的是死亡率降低带给消费者的利益，以及这种利益要如何识别、表现出来或是获得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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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生与死之中的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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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伤痛、害怕与苦难，在一个重视人的生命与福利的社会中，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其实，对于不喜欢伤痛与苦难的普通人来说，这同样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人生命的价值不应依据将死之人是否为生产者而定，至少不能全由此决定，而应该让人们共同做出决策：“从道德判断上来讲，国家会愿意为挽救一个公民而承担多少花销。”为什么是道德判断？为什么不是经验判断——也就是由消费者选择——由社会成员确定什么才值得我们降低死亡的风险？难道死亡就这么可怕而遥远，以致在讨论关于死亡的经济学时我们总是不得不假设死去的是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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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存活在哪一点上是道德的呢？即使一个人丝毫不关心他人、社会或是人生命的价值，他也会小心防范伤痛与死亡。如果我和邻里共同为警察支付薪资，雇用他来保护我们的生命，那会需要一个道德判断，而如果我雇用他来保护我的商店窗户、工资单、汽车，那会需要一个纯粹的经济判断。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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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种原因，经济学家尚没有能力确定‘伤痛、害怕与苦难’所带来损失的客观价值。”对可乐和奴佛卡因来说也是如此，可乐给孩子的牙齿蛀了洞，而奴佛卡因则会消除补牙过程中的疼痛。若不是因为能够通过购买得到，那么除非是不怕麻烦向人询问，经济学家也无法赋予它们客观价值。死亡的确与大多数消费行为不同，而其规避方法相对于大多数商品而言也存在有不同之处。对于这样一种会致人悲痛、焦虑、沮丧，具有神秘感，又会带来经济贫困的事物，我们若不敏感会是不合常理的。自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以来，人便一直在经历死亡，而我们都是生存与死亡的消费者。几乎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生命有所延长，而且很可能愿意为此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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