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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堕胎也是一样。至少我们可以向那些寻找堕胎服务而实际上没有怀孕的女性提供医疗帮助，向她们提供非法堕胎诊所可能忽略或故意隐瞒的诊断。再进一步，人们还可以向堕胎之后的女性提供可靠的医疗建议，要她们注意堕胎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症状以避免感染、出血或者其他的疏忽。还可以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向非法堕胎诊所和大夫提供一定程度的豁免权，这样当有女性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救治的时候，他们可以主动提供帮助而不必担心自证其罪。以上这些建议都没有对堕胎非法这一原则作出任何弱化；这类似于在肇事逃逸或武装抢劫的过程中，无意给受害人造成伤害而想要寻求紧急医疗服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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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避孕药进行类比、追问堕胎领域科学发现和研究成果的积极和消极价值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在向前走一步。便宜、安全和可靠的避孕措施现在被认为对人类而言是巨大的福音。那么便宜、安全又可靠的堕胎技术价值又在哪里呢？其价值是不是在于无须手术，不使用有害或成瘾药物，不会感染，而且最吸引人的是不需要依靠专门的堕胎医生。假设在东欧或者其他地方开发出了让堕胎更加安全和方便的技术，如果这样的技术在美国得到普及就不但意味着可以让患者少受罪，也意味着有可能会实施更多的堕胎手术。我们应当怎样将这一结果与其他结果进行衡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如果需要也可以为此制定一个政治决策或者司法决定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官方回应。但这个问题不应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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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枪支管制领域。我们是不是希望罪犯能够得到非致命性武器，这样他们杀害或者是伤害的受害者会少一些？或者我们坚持认为任何能够为犯罪集团所利用的技术改良都是对公共利益的违背，并在此基础上强烈反对罪犯获取非致命性武器？我们是不是可以期望危害较小的毒品能够出现在市场上，而且这些毒品的生产和销售技术能够确保它们可以通过很便宜的价格购买，从而不会成为非法垄断的对象，并依靠价格优势与存在非法垄断而且危害性更大的毒品竞争？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对“犯罪行为”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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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犯罪应当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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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没有讲明，人们也会倾向于暗示有组织犯罪是一种威胁，而且应当对其进行打击。但是，如果对象变成了“无组织犯罪”（罪犯和他们的犯罪机会依旧存在，但是组织程度很低），我们就将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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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是有利于犯罪“组织”的。正是犯罪组织将本应由地下社会承担的一些成本“内部化”（internalize）了，相比非集中化的犯罪行为，这部分成本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是被人为地忽略了。一个走单的劫匪可能会打算杀掉被他劫持的卡车司机来灭口，但这样的行为会让承受着公众愤怒和警方压力的地下社会倍感失望。垄断者或者贸易联盟可以强制实行规则。这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论点，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犯罪产业；但它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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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以堕胎为例，如果堕胎既不能合法化也不能被彻底消灭，那么我们会希望它的组织化程度能高一些。一个大规模的组织无法承受给许多女性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结果。这个组织会强制推行更高的标准，并对进行质量控制和维护自己的商誉感兴趣，而这些是小堕胎诊所无法做到的。实际上，对于外部成本，那些不是由堕胎诊所而是由消费者或者其他堕胎诊所的商誉所承受的成本，堕胎诊所既不关心，也没有任何激励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总体来说，非法堕胎与赌博相比表现得非常不尽职和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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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与有组织犯罪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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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谴责地下社会与警方、检方或法院达成的和解，即便这些和解有的时候是在法律与秩序的压力下达成的。毫无疑问的是官员中存在腐败现象，腐败之所以不融于社会不仅是由于其对正义的破坏，还由于它降低了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关注法律执行的官员不可避免地要站在合法社会和地下社会的交界处。除去官方的沟通途径，警方还需要鼓励罪犯作证、认罪、投降、为警方通风报信，警方和罪犯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存在一种和解或者共识，这是双方之间一种心照不宣或者明示的默契，类似于军队中所说的战争限度、火力控制或者划定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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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法公司的犯罪行为，比如，通谋进行贸易限制、偷税、非法用工或售卖违禁药品，执法机关能针对这类有害行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人们不必因噎废食地向整个产业采用整治手段，而仅需对违法行为加以纠正。规制和沟通都是处理这类行为的方式。但是，在产业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存在的情况下，就没有什么现存的规制和沟通政策可资借鉴了。因为这其中涉及一个叫作“外交认可”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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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社会，人们可以理性地界定战争，并就何种暴行应该得到抵制或惩罚，哪些行为是非侵略性的以及哪些地域属于对方势力范围等问题达成共识。也许在处理犯罪问题的时候类似方法也可以适用。而且即便我们不能在立法层面就认可这类规则的效力，但仍有必要让执法者对这类未经授权和立法认可的规则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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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有组织犯罪与实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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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区分提供赌博、违禁药品、走私和妓女等商品和服务的“黑市垄断者”与敲诈集团。黑市垄断者是依靠法律存在的。没有法律和相应的执法行为，我们无法假设这样的组织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或者说即便在组织产生初期经受住了竞争的考验，而在后来的竞争中依然能够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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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法垄断的角度而言，一定存在一个“最佳执法程度”。在执法程度为零的情况下，要么不愿执行法律要么无法执行法律会导致这种情况，黑市中不会产生足够的非法垄断收益（其收益要低于任何其他市场，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在执法程度为100%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与警方串通，那么黑市产业就会彻底毁灭。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个对垄断具有足够吸引力的黑市利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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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集团不可能把诸如烟草一类的产业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每个超过21岁的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供应商。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没有能力阻止为数众多的超过21岁的人在购买香烟之后将自己买到的香烟送到未满21岁的人手中。如果黑市的价差大到可以有组织地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而且能够获利，那么这样的黑市是经不起任何竞争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组织，合法的或者非法的，能够吓止所有的成年人向未成年人提供烟草。在没有任何有效执法方式的情况下，犯罪组织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所获得的利润不会比向他们出售软饮料所获得的利润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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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对于避孕药来说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在销售避孕药名义上违法的州来说。如果法律没有得到实行，就不会存在会产生利润的商品稀缺状态。而且，如果有人打算通过恐吓所有出售避孕药的药店，并希望以此获得垄断地位，他也可以垄断牙膏的销售，而且利润要高得多。当犯罪组织试图对某种商品进行垄断并对药剂师进行恐吓的时候，法律的干预目的在于对药剂师们提供必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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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关于堕胎的行为没有形成“组织化”？答案并不简单，而且这个市场上存在太多特殊特征很难作出选择让某一个组织单独存在。这个产业中的消费者和商品都具有很特殊的特点。堕胎作为一个产业而言，其中不会出现类似于赌棍、酒鬼和瘾君子一样的“老主顾”（可能会有个别女性会进行多次堕胎，但每一次堕胎都是一种独立的、“一劳永逸”的行为）。顾客在堕胎黑市交易中相比消费其他违禁品也更加谨慎，即便是对自己的好朋友和亲人都会保密。这是一项肮脏的产业，有太多的顾客为之丧命；如果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掌控堕胎产业，它会选择大幅减少营业场所，因为对于任何会导致消费者死亡或伤残的黑市服务，犯罪集团更害怕将服务提供者作为罪犯，而不是仅仅将其售卖的商品定为违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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