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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与这样一个问题相关，如果赌博实现了合法化，它是不是还能吸引这些敲诈者呢？据说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博彩业的经营具有着非比寻常的技巧和经验，它们不但不会反对博彩业的合法化，反而会因其合法化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和极为丰厚的利润，在其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博彩业将会实现巨大的扩张，从而进一步提升其经营者的利润。我的观点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博彩业规则的掌握和运用并不是那么技巧纯熟、经验丰富。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技巧和经验在于压制来自竞争者的赌博服务，尤其是与警方串通压制来自竞争者的非法赌博服务。它的成功，不论是否有警方的协助，明显地依赖于地下庄家无法寻求法律保护的现实。地下庄家也不能通过企业联盟、商会和其他所有现代商业社会提供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来自流氓、骗子和敲诈者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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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重要的问题就不是地下庄家在场外赌博合法化之后，是否可以作为合法博彩的经销商存在。问题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是否能够就这项生意取得垄断的敲诈收益。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要比场外赌博的一些特质清晰得多。正是这些特质让场外赌博成为敲诈行为的绝佳对象，但在场外赌博合法化之后，这些特征是否还能够支持其作为敲诈对象存在就很难说了。禁酒令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酿酒行业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在合法竞争面前，有组织犯罪既不能兴盛也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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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况之下，那些表面反对赌博、娼妓和高利贷，但实质嗜赌、好色又债台高筑的伪善之徒都无须担心对有组织犯罪的集中打击。就像唐纳德·克雷西所说的那样，在赌博、妓女和高利贷受到打击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会很难过；但如果有组织犯罪集团被消灭，他们实际上是能从中获利的，就像消费者可以从托拉斯的垮掉中获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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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的目的总是对供应进行压制而不是扩张。那些支持向违法（或者说不合法）的经营活动征收惩罚性税收或适用垄断价格的人们会欣喜地看到，有组织犯罪集团要实现的长期目标和施加于零售商身上并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的税收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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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希望看到经营行为更具竞争性，不论促进竞争是通过经营活动的合法化还是排除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控制。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那些反对腐败的人们，我们宁愿看到腐败行为是在边缘地带偶然发生，而不愿看到大规模垄断组织有充分的能力实现腐败行为的集中化和正常化，而且能够腐蚀我们的核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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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第9章 策略分析与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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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邀从策略的角度谈一下社会问题。我问那是什么意思。主办方告诉我可以按自己的理解谈。所以带着不安的心情，我开始分析“策略的路径”。接下来让我说明一下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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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析的第一个例证是，如果陪审团必须一致判定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而且如果在作出有罪裁定之后还可以全体一致地建议赦免。那么就哪个问题先投票就很关键。如果12个人认定有罪，只有6个人会投票赦免，这6位陪审员中就会有人希望提出宣告无罪。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会输掉第二轮投票，那么他们就很可能在第一轮投票中支持无罪裁定，他们宁可放了这个人也不愿意看见他坐牢。如果关于赦免的投票先进行，如果稍后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定这个投票结果也会适用，一些反对赦免的陪审员会转而支持赦免以保证在认定有罪的问题上取得全体一致的结果。如果规则不允许在作出有罪裁定之前提起赦免投票，一些陪审员会宣称自己支持赦免以促成一致的有罪投票结果。如果赦免仅要求多数票，那么记名投票要比不记名投票更能有效保证陪审员们遵守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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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证是，纽约市宣布为想要获得医疗建议的吸毒者设立了一个特殊的邮件投递服务，警察和麻醉品管理局不能获取其中的信息用以指控吸毒者。在越南和其他动乱地区，要向政府提供情报的人为了防止遭到报复需要隐私或者保护。司法部在让黑人证明他们的投票权被南方各州滥用的时候也面临过相似的问题；在仅有信息而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窥探隐私。反叛力量通常会强迫人们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这么做，而是因为人们需要合作的“托词”。有报道称佛罗里达州的酒店业者需要联邦强制进行合并，以此来避免被指责为自愿这么做并招来报复。“豁免”的性质在于它能够免受宗族隔离、叛乱和毒品成瘾的影响；它甚至能够让不愿作证的证人免受基于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追诉并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声明放弃的保护。肇事逃逸的司机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为了确保醉酒驾车的司机在叫救护车之前没有逃逸的动机，我们是不是应该让醉酒驾车并撞伤行人的司机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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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证是关于时间并不久远的在大街上被铁链紧锁的黑人。有报道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机枪手被用铁链和他们的机关枪锁在一起。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点：如果敌人知道德国士兵被锁在机关枪上的话，反倒会对这些士兵有好处；敌人不会选择用恐吓等手段试着把机枪手吓跑，因为他们跑不了。色诺芬[1]在两千多年前解释了这一原则。当时他率领部队作战，背后是峡谷没有退路。“在战斗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的不是身后就是艰险的峡谷：我要让敌人清楚地知道，当他们想要撤退的时候，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方向；而我们除了取胜没有其他退路可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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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峡谷和锁链，纪律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色诺芬在提到他麾下的一位将军的时候说：“这位将军要求他所有的部下必须严格服从命令……一旦部下跟随他取胜之后，他们就能意识到这些将普通人变成战士的要素是多么的重要。他们的优势在于面对强敌充满自信，而且因为赏罚分明而严守纪律。”上至古希腊下至取消种族隔离的今天，在行进的队伍中高唱赞歌都意味着展示自信和决心。镇压暴乱的士兵之所以要佩戴面具不仅是要防止吸入催泪气体，也是为了掩饰脸上的恐惧；一千多年前日耳曼武士的头盔也发挥了这样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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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很有名的非暴力手段。有报道说，在印度，人们会在抗议对象的家门口进行绝食抗议，而他们的绝食行动是事先计划好的。房东知道把租客赶走最安全的办法是断水断电，他们依靠肮脏的马桶和无法加工食物产生的压力。面对没有武装的暴徒，美国军队学会了用低压电网作为防御工事来保护他们的坦克和武器装备。苏联使用空中演习的方式来阻断柏林空中走廊的交通，使用路障切断高速公路[3]，类似的办法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早就已经用过了。“要这么干，除非我死了！”有的时候是虔诚殉道者的遗言，但是更多时候被用作恐吓的手段，针对对方的恐惧和欲望；哈佛的学生经常会不按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但不会受到任何处罚，这种行为截停的卡车不计其数。在古巴领空飞行的没有武装的U-2侦察机实际上和满载黑人儿童到充满敌意城市中的学校上学的校车处在同样的位置。多数“边缘政策”[4]（就像在古巴危机或者学校种族隔离危机一样）都有非暴力威胁的特征，实际都是利用人们恐惧暴力或不愿使用暴力的心理；建筑工地的反对种族隔离主义者躺在推土机前进行抗议的时候，对于大规模军事报复有着同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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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例证是，隐藏的武器通常是无害的，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学校或者卡车周围闲逛也是一样。在一个容易发生骚乱的小镇里召集五六个人的小帮派也没什么。但是政府可能会禁止4人以上的帮派，驱散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游荡者，把私藏的武器充公并给私藏武器的人留下案底。这么做的一个理由是一些特定行为一旦完成准备工作想要预防或者阻止就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准备工作本身是可以被预防或者阻止的。由6个人组成的帮派之所以让人忧心，是因为它可以壮大成一个成员超过60人的黑帮，而当它的规模还小的时候比较容易驱散。学校给学生比较低的期中成绩并取消他的体育生特别照顾，直到他把自己的成绩提高到平均分数之上，要比在期末直接给他不及格的成绩并取消学位容易得多。这些就是“预防性规则”。家长们常常使用这些规则，比如把孩子关在他们自己的房间以防止他们打架，不让孩子玩火柴，或者发现孩子们乱翻装着肥皂和漂白剂的抽屉之后打他们手板作为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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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例证，现在的问题是：它们说明了什么？它们都属于我称之为“策略问题”的立场或者策略。为说明它们的性质，我要强调它们是一种“处境”，而不是“性格”。它们作为一种“处境”，往往涉及两到三个参与者，每个人都在试图影响、猜测或者适应其他参与者所采取（或者被期望采取）的决策或者行为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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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例证中，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并且权衡其得失。人们的处境会影响相应的结果；而且一方或者双方都在试图以他们自己的预期行为改变他们的处境。色诺芬的希腊部队身后的峡谷让士兵们坚定地并肩作战；如果他们的对手了解他们的处境，就不会指望靠一次大胆的冲锋就让这支希腊部队溃散。每个人与其行为一起构成了其他人所处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决定了其他人可能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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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将个人及其性格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抽离出来，单独分析个人所处的环境。但就个人所处的环境而言，无所谓善恶、立场和好坏。使用“切香肠战术”[5]的可以是亚拉巴马州的黑人、欧洲的俄国人、反对父母家规的孩子或者是反对学校的家长教师联谊会。破坏黑手党内部的信任或者在越南村庄里建立信任依靠的也是类似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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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策略分析”基于两个原因表现出一种近乎冷血的中立。第一个原因是，这一分析通常关于处境（而不是个人），具体包括了激励结构、信息和沟通，存在的选择和能够使用的策略。在这样一个抽象的处境当中，没有什么因素能够让分析者选择他的立场。就像我们看到的，面对强敌的色诺芬需要身后的这个峡谷；在进攻山上的一支小部队的时候，“他们不会从所有的方向进攻，而是给敌人留下一个可以撤退的缺口，如果敌人想要撤退的话。”同样的原则，只不过处境不同罢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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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策略分析表现中立的第二个原因是，如果从某一个参与者的立场出发，策略分析实际上不能进行。策略分析要处理的是一方在其处境之下判断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即便我们站在倾向于作出有罪裁定的陪审员的立场上，在决定怎样投票或这样协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他人会怎样投票，他们会采取什么策略，他们会接受什么样的条件，怎样使他们信任我们，他们是不是了解我们的偏好以及我们要怎样展示或者隐藏自己的偏好。简单来说，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怎样看待我们的处境。一个陪审员能在不考虑其他陪审员投票策略的情况下，独立解决他自己的策略问题。比赛中的类推者是不可靠的，比如研究棋局的象棋选手。他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而他的对手又会怎么应对，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他和自己在棋盘上过了几招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如果他很谨慎地思考，他完全可以在棋盘上与自己左右互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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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使用的是策略分析的经典例证：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人要求卡玛里纳（Camarina）[7]加入对抗锡拉库萨（Syracuse）[8]的阵营。而在这之前锡拉库萨人就向卡玛里纳人游说称：希腊人曾经解除了同盟军的武装，逼迫他们缴纳贡金，有时还会把他们变成奴隶，一旦锡拉库萨被击败，卡玛里纳人会遭受同样的磨难。雅典人要引起卡玛里纳人的兴趣就必须分析卡玛里纳人的利益和能力。希腊人是这么说的：“很难想象，我们对你的兴趣与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当你们很安全而且实力强大到足够和锡拉库萨人对抗的时候，锡拉库萨人就很难派兵帮助伯罗奔尼撒人伤害我们……按照同样的原则，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帮助西西里人民取得独立……并且让他们的实力尽可能地强大……当锡拉库萨使者说我们在希腊（Hellas）把卡尔西堤人（Chalcideans）当作奴隶，又在西西里解放他们是多么不合逻辑的时候，他们应该明白，在希腊按照我们的利益，这些人就应该被解除武装并纳贡，但是在西西里，我们希望所有的雷昂蒂尼人（Leontini）[9]都能够得到最大的自由……锡拉库萨人的目的是要奴役你们，他们的策略就是要在对我们的怀疑之上建立起你们的团结，之后篡夺西西里的权力，他们所依靠的或者是暴力，或者是等到我们无功而返之后再无人有能力与他们争锋。如果你们与锡拉库萨人结盟这就是注定会发生的结局，因为一个如此强大的联盟我们根本无法应付，而且一旦我们退出西西里，他们就会拥有足够的实力对你们采取措施……没有你们的协助，我们在西西里无法立足。而且即便我们要剥夺你们的独立，我们也无法让你们长期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因为跨越大洋的远征和常年在大城市驻军都是我们承受不起的。”[10]我强烈建议本书读者通读原文或者全书（原文太长，不适宜在这里引用），因为据我了解在策略领域没有任何一部现代著作的论理比修昔底德的希腊人更清晰透彻。换位思考、厘清对方的机会和利益是一种技艺（往往由外交官、律师和象棋选手掌握），这是策略分析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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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分析”是我们从博弈论中借用的概念，在博弈论中策略是独立制定的，对博弈各方来说，最好的策略取决于对方采取的行动。博弈理论表明数理运算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这一理论的前沿问题；但是传统博弈论并没有注意到社会科学（包括法学）在分析博弈论问题（很多时候是他人从未涉足的领域）时所发挥的作用，而且社会科学的分析基本不会借助数理工具。“策略”在其他普通领域和专业语言当中有着很多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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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策略分析倾向于比较“冷血”，但是它能够包含良知、关爱一类的个人情感因素。希罗多德[11]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位国王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联姻，“他们知道没有强有力的约束，再完美的契约也难得到遵守”。感情投资也会被用来确保动机不轨的人诚实守信。在出兵希腊之前，薛西斯一世[12]手下的绝大多数谋士都支持他的决定，唯有一位忠诚的大臣力排众议极力反对。他对一位支持出兵的宠臣说：“你我就用孩子的性命打个赌。你随大军出征，如果我们的国王大获全胜，我原意献上我儿子和我自己的性命；如果我的预言不幸实现，你也要交出你儿子和你自己的性命，如果你有命回来的话。”所罗门国王[13]据说也用类似的办法在两名女子之间找到婴儿真正的母亲，他所做的就是在这两个女子身上揭示了经济学家所称的“显性偏好”；州政府在为修路进行房屋拆迁的时候采用了相似的办法，向被拆迁者提供金钱而不是情感补偿。如果有被拆迁人声称他房子的价值要高于政府提供的拆迁补偿，州政府会做出这样的回应：如果被拆迁人真的这么钟爱自己的房子，那么州政府就把他的房子整个移走而不支付拆迁补偿，而且政府会承担相应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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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很多纪律性威胁的基础。薛西斯一世不会担心在向阿提卡[14]进军的时候能不能信任爱奥尼亚人[15]。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的妻儿和全部家产都在我的国家，这让我很难想象他们会破坏我们的事业与我们作对。”那些想要“拿钱赎命”的人实际上就是要把亲人的感情换成钱，这实际上与绑匪索要赎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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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蒙特罗斯曾经说过：“中世纪战争中，赎金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它影响着战争的起因和策略。有地位的人在人身安全上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如果他们不幸去世，他的敌人会和他的朋友一样悼念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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