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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指出的是，经济学输出了大量这类理论。经济学家想要知道如果取消了对人造黄油的价格限制，黄油和牛饲料的价格会有怎样的变化。除非黄油的价格下降，家庭主妇们不必再把黄色的颜料和猪油混合在一起，他们就会买更多的人造黄油和更少的黄油；如果黄油的价格下降，一些乳制品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有利可图，农民会把资金投入到其他产品中，或者减少乳制品投入而增加肉类投入，或者减少购买饲料的投入。他们也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寻求保护，比如会进行游说要求提高黄油的关税。经济学家分析涉及生产者的问题要比分析涉及消费者的问题做得更好，因为关于生产者难以捉摸的问题更少。经济学家在处理大数字的问题上更有优势，他们知道多数人在参与经济活动的时候能够很好地遵守规则，或者在选举中有势力，能够保证作出非盈利决定的生产者能在长期活动中得到适当的指导。在其他变量更稳定、报价更隐秘或者政治组织制定决策的领域，人们对于采用演绎方式和换位思考的方式能够成功解决问题的期待就会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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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不理性只要是可以识别的、成系统的，就不难将其带入分析当中。如果决策者们的错误是由于可预测的原因（我们姑且称之为非理性因素）导致，比如错误的运算、记忆误差、随机错误、可预测的失控或者其他已知的针对目的性决策的困难，我们是能够接受的。实际上，人们能够采用有效的技巧避免非理性行为和决策的发生，比如盛怒之下说话前先数十个数，议会中对提案的二读，一项罪名至少需要两名证人，武器开火需要两个操作者以及在告诉某人坏消息前先请他喝几杯。打算戒烟或者试图避免擦枪走火引发战争的人必须要能够有效应对可预见的“理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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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自律是各种理性因素中最有趣的一种，而且防止失去控制的方法往往可以用策略分析来处理。欧文·戈夫曼[25]，最有创造性的策略家之一，曾经讨论过控制尴尬的技巧。尴尬具有与恐惧和紧张、浪漫的激动、傻笑甚至军队动员令相同的一些特质，一个人的尴尬会导致与他面对面的人产生相同的感觉，而后者的情绪反过来会加剧前者的尴尬程度。戈夫曼使用“自若”（poise）来描述与人会面时能够压制或者隐藏表现的羞答答的趋势，从而弱化情绪反馈并将情绪反向增强的效力最小化。“自若是一种很重要的表情控制方式，通过自若人们能够避免自身的尴尬，并防止他自己和其他人为他的尴尬而尴尬。”[26]缺少自若，人们想要避免视觉刺激就需要靠酒精和镇静剂，或者通过电话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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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可以通过失控来获得有利地位。一个很好的例证是一个人的儿子遭到绑架的故事，绑匪告诉他第一笔赎金是5000英镑，要装在纸袋里放在公园的长凳上。他付得起比绑匪要求更多的赎金，又担心绑匪撕票，这位父亲设计了一个营救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打乱绑匪的内部组织和自信。他放进纸袋的现金不是绑匪要求的5000英镑，而是10000英镑。他知道他的做法是绑匪想不到的，而且会打乱绑匪的阵脚。计划成功了，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告诉各位接下来的事情了（好奇的读者可以在希尔顿酒店给客人准备的枕边书中找到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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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生动地描述了诸如精神病院、男校、军队和女修道院之类机构所使用的技巧，这些技巧被用来破坏个体间的内部组织，模糊个体意识，抹杀个体意识并破坏其内部成员可以用来建立反对组织的信号和行为。光头、难看的制服、衣服上没有口袋、没有化妆品，甚至赤身裸体而且席地而坐，不仅破坏了其成员的个体意识，也让组织、领袖、信息系统、纪律和精神的产生变得几乎不可能。这些技巧可以追溯到克利萨斯[27]时代，他劝塞鲁士大帝[28]宽恕吕底亚人（Lydians）的叛乱，“但是，在同时，如果你要让他们保持忠诚并避免在未来带给你危险，我建议你禁止他们持有任何武器。让他们在斗篷下面穿短上衣和高筒靴子，告诉他们要教会他们的儿子弹奏齐特琴[29]和竖琴，还要学会开商店。主上，如果你这么做，你很快会发现他们变得越来越女气，从此不会再反抗你的统治。”这个策略毫无疑问的部分指向习惯和动机，但是同时阻止了纪律和领导力赖以生存的期待和自信的发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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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尔·拉波波特，《斗争、博弈与辩论》的作者，他的新作名为《策略与良知》，在他的新书中更多地使用了这些略带有恶作剧性质的情形（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并将这种情形归纳为破坏性激励。在这些情形之下，人们在其个体行为中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如果他们表现的冷漠结果会更好。在缺水的情况下，一个人只修理好自己漏水的水龙头他并不会获益；如果每个人都节约用水，那么所有人都能得到更高的水压，但是即便所有的人都修好了自己的水龙头，仍然缺少足够的个人激励让某个人修好自己的水龙头。拉波波特特意强调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之间的不兼容性，个人理性更倾向于个人激励，而群体理性则有可能违背个人激励以寻求群体在总体上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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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两个冷血理性的局中人在这种情形下的结果会比其他组合更糟，我们所说的其他组合有两个局中人资质驽钝到不能把握自己的激励或者两个局中人恪守良知按照他人预期行事（事实上，两个局中人一个冷血另一个热心的情况下，冷血的那个会取得最优的结果，而且热心的局中人的善心不会得到任何回报。这种情形不会与两个局中人恪守良知的结果要优于追求各自利益的事实相矛盾）。所有局中人都受到有强制效力的合同约束，但事实上强制无从实施的情形也是存在的。由于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这种两难困境被称为“囚徒困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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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人在这些情形中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行动，那么大家都会获益（人们这么做的原因可能很简单，仅仅是因为这是正常的反应；也可能很复杂或者奇怪，比如相信超自然的回报，对其他人产生无形的影响或者是因为他是在他人监视下作出行动）。而且当理性的独立观察者指出每个局中人都可以通过突破层级并追求个人利益，他们会得到这样的回应，“你行你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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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能看到的，色诺芬背水一战的例证说明，当时的情况下战友间的情谊足以阻止任何人在战场上抛弃战友去开小差。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可以被理解为遵守社会良知的承诺和损害赔偿诉讼的基础。事实是色诺芬的敌人正在抵抗希腊人的侵略（我们站在色诺芬的立场上仅仅是因为我们读的是他写的书），希腊军队即便作为侵略者也不会影响他们军纪严明的优势，不论希腊人对纪律的严格遵守是基于良知还是战友情谊，惩罚的威慑还是他们背后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包括后来的回教徒和瑞士人）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取得成果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在不打破等级规则前提下多人囚徒困境的破解方法。良知、信仰、惩罚和习惯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他们的敌人有的时候会对这个逻辑过程提出这样的反驳，斯巴达人老婆的舌头像波斯人的鞭子一样厉害，这些女人能把自己的丈夫说的宁可死也不会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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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欠发达国家进行国际救援或者做生意的时候就会发现最大的经济财富其实是诚实勤恳的人民。单纯的诚实有的时候甚至要以自由为代价；想象一下在大学里这得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别人不相信我们能老老实实地做好科研任务，而且我们在试图解决囚徒困境的过程中要安排专人作为督学监督我们并设定工作时限，或者干脆派个间谍监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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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良知（或者其他什么我们认为合适的称谓）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认为是有序和进步的（有时会被认为是原始基本的）行为。这甚至能够阻止人们将自己的房屋卖给“不合适的买家”，当明确的约定却被确定为非法之后这事实上成为居住分区的基础。伏尔泰就发现他的仆人的宗教信仰对他很有好处，这一点对打工者和家仆是一样的；但是伏尔泰家仆的良知是不是具有社会价值取决于伏尔泰的立场。如果前面例证中的犯人所受到的指控是向未成年人提供淫秽图片，那我们就不能指望良知在约束其阴谋的时候是否能起作用，而是要怀疑他的良知是否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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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会认为信任、可靠地沟通和有强制力的合同是好的东西。我们喜欢人们克服怀疑、困惑和利益纷争，并能够最终得到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在心理学文献中，我发现有很多的文献是关于如何建立而不是摧毁信任，如何促进而不是阻断合作。但是，当我们看到三K党、政治力量的腐败、高中里的敲诈勒索或者是阻止非雅利安人进入医学院或者石油公司的阴谋，我们关心的就是破坏交流、诋毁传统、颠覆稳定、污蔑领袖、切断任何将同谋者联系起来的道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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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秽图片的邮购市场过去展现了不少有趣的策略特点。[32]它依赖于交易双方都对自己的身份保密；它要依靠一流的邮件系统，而不是电报或者明信片。在进行沟通之前，买家和卖家需要一种方法识别对方又不会被第三方发现。一方必须以一种不会被定罪的方式展示自己；而且在交流过程中必须避免形成任何日后可能对其不利的证据。支票、现金订单和登记邮件都不如现金。有时候还需要匿名沟通，因为消费者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身份；疏忽或者卖家的故意可能暴露买家的身份，从而让买家成为日后勒索的对象。基本识别要依靠广播系统，而且要有方便的途径得到广告、获得其中的信息，或者其他卖家通过辨别合法邮购交易者从而识别潜在买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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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对合同的强制执行，由于买卖双方相隔很远无法进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这就存在一个特别的关于信任的问题。要么买家信任卖家，预先支付货款，要么卖家信任买家，根据信用交付货物。在信用缺失的情况下，消费者只能被迫信任卖家预先支付货款，还要承担被敲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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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我，有特殊的技术能够确保合同履行。消费者要展示良好信用，在看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前不仅要先付费观看二流内容，而且有的时候还被要求把自己最想要购买的内容用自己的话写下来并交给销售者，这实质上是要求消费者给销售者提供了可以将自己定罪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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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直接的沟通是私密的，但广告不是；市场中的双方都需要伪装。买卖双方都是经过伪装的，而且没有可靠的技术来确定双方的身份。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可靠的方法来区分市场；就像酒类销售一样，如果根据年龄进行区分，出卖者无法在不知晓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的情况下区分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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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即便良知和信任在这样的市场中存在，将商人的良知与其生意硬生生地捆在一起，让他们指望着年轻的消费者们能预先付款也不是解决双方博弈的令人满意的方式。如果淫秽图片的经销商有这样的良知，那他可能压根不会做这样的生意了。这其中的道德价值是非常复杂的；无论我们对经销商的态度如何，无论我们多么想把这个市场破坏掉，我们也不能仅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分析他们的道德水准，即便是在社区道德标准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也不行，因为消费者可能是一个在高中棒球校队打一垒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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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社会问题，邮购淫秽图片即便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战争，和平与种族融合比起来并不那么棘手。但是，作为一个策略分析的例子这个问题的优势在于：调查人员不会像对三K党，或者是那个年代的巴拿马人收回运河运动，那么投入；基本原则也不会受到情感和关心的过度影响。对于一个问题的策略分析，无论是关于淫秽图片还是关于三K党，我都不会装作发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我是要建议，针对这类问题一些策略的视角应当在系统分析中得到采用，而且这些策略视角能够帮助我们认定这些问题中的关键点和切入点。依靠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试着支持或者反对这些问题，控制它的发展方向，从中获益或者是更好的理解其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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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公元前427至公元前355年，雅典人。军事家，文史学家，以记录当时的希腊历史、苏格拉底语录而著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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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enophon，The Persian Expedition，trans.Rex Warner（New York：Penguin Books，1949），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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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次柏林危机，发生于1948年，又称“柏林封锁”（Berlin Blockade），是冷战开始后其中一个最早发生的危机，其导火线为1948年6月24日苏联阻塞铁路和到柏林西部的通道，至1949年5月11日苏联宣布解除封锁，停止行动之后，危机缓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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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意置身险境，以恐吓或者驯服人们的政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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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切香肠战术也称切香肠式战术、德国香肠战术，也就是渐进战术或车轮战术。由于萨拉米香肠或色拉米香肠，通常直径都比较粗，有5厘米左右，食用时每顿切下几片，直到把整根香肠吃完。所以才把循序渐进的战术称为萨拉米香肠战术。其目的是要在外部因素所提供的行动自由的限度内，利用物质力量强大的优势，迅速达到某种中间目标。然后暂停一下，而采取下一个军事行动。这样的行动方式是由一连串夺取相对有限目标的作战所构成的，而中间夹着外交谈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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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bid.，pp.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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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卡玛里纳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古城，距锡拉库萨几百英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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