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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将自己的偏好伪装成增强型肯定性偏好会取得谈判上的优势地位。如果在谈判中不能同时处理两种武器，这么做的结果只能是让协议流产；但是如果一方对一种武器具有增强型肯定性偏好，而对方对另一种武器具有肯定性偏好，后者就可以拒绝就第二种武器进行谈判或者将自己对第二种武器的偏好伪装成增强型肯定性，以此就能够实现同时就两种武器进行谈判并克服对方对第一种武器的绝对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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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增强型肯定性偏好如果被对方准确预测，其在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就会受到大幅削弱。有人宣称苏联人的积极防御态度让关于ABM的谈判毫无出路：苏联人宁愿在ABM的问题上与美国人大搞军备竞赛，也不会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同步开发的建议。如果这种自信满满的猜测是错误的，局面就会变成对称的肯定性偏好（或者是IFF偏好对肯定性偏好，或者是否定性偏好对肯定性偏好），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失去了通过谈判削减ABM的机会。如果双方的偏好都是肯定性的，而都将自己的偏好伪装成增强型肯定性的，那么对这一问题的谈判前景会变得如此暗淡，以至于压根不会存在启动谈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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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增强型肯定性偏好对应对方的肯定性偏好的时候，会产生足以让双方关于另一种武器谈判破产的结果。假设一方的偏好是肯定性的，而且相信对方的偏好和自己一样，但实际上对方的偏好是增强型肯定性的。基于对谈判可能性的承认，我们提出的谈判意向被拒绝了；或者我们在谈判过程中发现对方坚持使用另一种不相干或者不适当的武器作为对付我们共同关注的武器的方式。我们会认为他们是在试图通过阻止就这一武器达成协议，而在关于另一种武器的问题上寻求达成共识。他们很难让我们相信其偏好真的是增强型肯定性的，而且他们也不具备与我们同时启动针对这一武器的装备计划。即便对方将这样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太可能相信他们，因为这是谈判中的常用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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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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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结束关于这些偏好配置的讨论之前，一些基于误解产生的进一步的结果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假设双方的偏好都是IFF，但都错误地认为对方的偏好是肯定性的：双方都不会认为自己削减武器的行为会让对方做出同样的决策，但双方又都相信通过谈判，协议是能够达成的。为了不表现出否定性偏好，一方可能会夸大其对肯定性偏好的兴趣，以此避免让被误认为具有肯定性偏好的对方（其真实偏好是IFF）自由地获取这种武器而不会遭受任何的惩罚。虽然从原则上讲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但事实上没有任何手段能够保障谈判一定能够产生有成效的成果。双方都会夸大陈述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加贪婪、使用错误的谈判技巧、纠缠于无止境的辩论或者对这种武器系统产生内部依赖。一旦谈判失败，双方都会认为对方会继续努力寻求装备这种武器，从而毫不犹豫地加快自己装备这种武器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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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双方对于ABM的偏好都是IFF，但双方都认为对方持有肯定性偏好，并怀疑对方可能的偏好是增强型肯定性偏好，双方都认为要阻止ABM的装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谈判一旦失败，双方马上会基于误解着手寻求装备ABM，这种误解表面上已经得到确认，甚至在谈判过程中得到了印证（顺便提一下这样一个例子，有传言说要预测美国政府的政策偏好，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可以通过分析各个行政和立法分支机构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倾向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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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双方都采取否定性偏好，如果双方都认为对方是肯定性偏好，这就会导致一场关于禁止双方已拥有但都不想要拥有的武器的谈判。而且谈判一旦失败，双方或者一方就会基于误解或者自愿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项目中，而没有有效的沟通，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只会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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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自然联系与战术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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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关于单一武器类型的动机、认知和战术，比如ABM、战略轰炸机、海基导弹系统或者MIRV系统。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涉及在谈判中关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武器或事项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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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不同的联系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里我需要引入几个不同的专有名词来区分不同联系之间的差别，当然我引入专有名词也要冒着泛化术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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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两种联系我们称之为自然联系和战术联系。自然联系存在于两种对称的武器之间。比如，我们可以说对双方来说自然联系不是禁止ABM的协议——对方拥有ABM的各种因素当中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想要拥有这种武器系统——事实上这种协议是针对于对方的ABM系统和我们的防御导弹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拥有的MIRV技术与对方的ABM系统之间存在“自然联系”。我们可以提出如果对方继续装备ABM，我们会将我们的导弹数量提高两倍或者为我们的路基导弹配备MIRV系统。我们会建议如果对方缩减他们的防卫能力，我们也会相应地缩减我们的进攻能力。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的IFF偏好是基于我们的进攻能力和对方的防卫能力之间的联系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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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自然联系存在于我们的海基力量与对方的反潜能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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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战术联系是指，谈判过程中我们与对方拥有不同利益点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武器系统。对方关心的可能是前沿配置轰炸机，而我方关注的则是反潜系统。二者之间不存在自然的联系。对方反潜力量的变化不会引起我们在对前沿战略轰炸机态度上的任何转变。但是，双方很难就前沿配置武器达成有价值的协议。而且对于对方拥有的反潜系统我们也不具备有针对性的应对手段。所以我们（或者对方）会建议，我们裁减前沿配置轰炸机，相应的对方裁减反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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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一揽子协议或者互助式投票。这与自然联系是不同的。在自然联系中，会存在肯定性偏好与IFF偏好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存在于对方拥有的一种武器和我们拥有的另一种武器之上。在战术联系当中，我们不能依靠单独的协议化解我们所关注的武器带给我们的困扰，而且对方的处境与我们一样；但通过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达成一组有效的武器裁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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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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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谈判筹码理解为一方所拥有的某种武器、计划或意图，在对方立场上观察具有大于我方的价值，因此可以对其进行交换。交换的意思是在对方做出适当让步的情况下，放弃这种我方所拥有的某种武器、计划或者意图。这一术语还可以用于描述一方假装对某一项目感兴趣，并期待对方对这一项目的否定性偏好足够强大以至于可以促成一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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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筹码的概念不仅存在于军备谈判当中，在关税、外交和商业领域的谈判中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如此广泛的战术内容，以至于我们很难归纳在玩弄交易筹码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智慧和分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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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识别这个术语可以适用的情境，辨识一国对某种武器装备可能具有的几种不同态度是有意义的，这其中有几种态度正契合谈判筹码所表征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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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种类型是一国对拥有某种武器的兴趣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通过谈判消除这种兴趣的可能性非常小——也就是我们上文中讨论过的增强型肯定性偏好。当然，如果对方的谈判意愿足够强烈并愿意做出足够多的让步，几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谈的。然而，有一些武器计划不会成为任何协议的一部分，甚至不会成为任何与试图达成协议的意图有一丝一毫联系的讨论中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将其作为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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