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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IFF偏好和肯定性偏好下的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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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筹码可以通过两种差异很大的方式提出。假设美国对ABM的兴趣不是很大，或者基本没有兴趣，但是作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一员美国决定出于战术策略假装表现出对ABM感兴趣。在谈判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美国的谈判代表不得不提出美国对于ABM项目的态度是可以沟通的（可能会有一些假象表明美国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但制造这些假象的目的就是提高对方的谈判成本）。因为只要支持和反对ABM项目的政治和官僚力量都存在，美国就能够假装表现出对这一项目感兴趣而又不至于表现的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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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要作出两种不同的承诺。一种是在对ABM项目的态度上与苏联保持一致；另一种是继续推进ABM项目，直到两国间就禁止研发ABM系统达成协议。如果一切顺利，这两种承诺将会殊途同归，产生同样的结果。作为一种谈判策略，如果我们承诺在对ABM项目的态度上与苏联保持一致，我们甚至不需要缔结正式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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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装表现出肯定性偏好，我们就要继续推进这个项目的实施直到双方达成明确的协议。这种做法带给我们的风险是我们要承担虚张声势的后果，也就是一旦谈判失利，我们也不得不继续推进一个我们根本不需要的项目。但是如果谈判筹码是基于IFF偏好，最终决定我们是否能够脱钩的就是对方的决策，而不是谈判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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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谈判筹码的动机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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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知道对方的动机是IFF偏好，我们就不需要谈判筹码的策略。我们只需要让对方明确地知道我们的偏好是否定性的，之后对方的IFF偏好就会促使他们进行相应的军备裁减。只有当我们知道对方的偏好是肯定性的时候，谈判筹码的策略才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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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协议能够得到尊重，谈判筹码战术的成功就意味着结果是肯定的（从长远角度看，我们不希望为这种战术建立太多先例）。如果对方的偏好是增强型肯定性的，我们就一定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我们虚张声势地将这个项目推进下去，我们要么被对方拆穿并不得不让步，要么就要接受这个我们压根不需要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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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如果我们把这个筹码的把戏玩得太过，将我们自己的偏好伪装成增强型肯定性偏好，并寄希望于从谈判中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对方就很可能相信我们对偏好的伪装。这就意味着对方可能根本不会同我们就这个问题启动任何形式的谈判，最后我们就不得不运行一个我们本来打算用来交易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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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风险说明IFF偏好下使用谈判筹码要比在肯定性或增强型肯定性偏好下使用谈判筹码要安全得多。只有在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的情况下才会实施这个项目，并在没有正式协议之前不会实施项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我们可能承担的风险。令人满意的结果不一定有赖于成功的谈判。如果双方的偏好都是IFF，而且都将自己的偏好伪装成肯定性的，过度依赖谈判筹码的策略就意味着如果谈判破裂，双方就都必须进入项目实际实施阶段。但如果双方都在看到IFF偏好反应才会采取行动，谈判中止就可以（不一定但是可以）让双方都等待、观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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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谈判筹码的内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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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谈判筹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伪装，一种是承诺。政府有很多方法投身于一些它根本不感兴趣的项目，即便这些项目毫无疑问地将会被作为谈判筹码。上文中我们提过，特定情况下这种做法的合法途径是通过立法机构给政府施加特定的义务去完成通常政府不会参与的项目（或者是让国会背黑锅，或者是让行政机构束手无策）。我们发现，想要实现目标还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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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谈判的过程中，双方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好让伪装看起来天衣无缝，让承诺看起来发自肺腑。但是对于一个民主政府来说，想要为保护国外支持者的利益而伪装出对诸如ABM系统等装备的兴趣是很难的，要在不欺骗国内民众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一家企业、离婚律师或者是土地投机商有能力在交易过程中欺骗对方；而且苏联政府也根本不需要为其在谈判中采取的对立观点大肆宣传。但美国政府就不一样了。谈判筹码对于那些不得不将自己虚张声势的行为公之于众的政府是毫无用处的。在过去的几年，谈判筹码成为流行话题是非常奇怪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行政机构把在国内为自己辩解的行为作为“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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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府能够信守自己作出的承诺，无论其伪善的面具是否被揭穿在技术上都没有问题。而且政府向国内民众说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装备ABM系统，但为了谈判需要不得不表现出对这种系统有很大的兴趣，这样的做法在逻辑上也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政府能够令人信服地表现出对ABM系统的兴趣）。但是通常会让谈判筹码发挥巨大功效的言论伪装对于这样的政府来说就毫无价值，因为民主政府必须向国内为数众多的民众说明自己在谈判桌上表达的立场是一种假象，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在谈判桌上所表达出来的想法恰恰相反。采取这种策略的民主政府往往会因为在谈判中采取这种战术而在国内失信于民——这是美国政府在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过程中没有过于明目张胆地使用这种战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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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很难做到冷血的伪装，政府很有可能不得不真正实施推进项目的动机，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将这一项目作为谈判筹码的动机。但这其中的危险在于政府可能过度投入对项目的推进当中，以至于会在实施过程中忘记自己的本意，或者由于过度投入而不得不真的将这一项目进行到底。也有可能政府对这一项目倾注了如此巨大的关注以至于政府转而支持希望拥有这种装备的内部势力。政府可能误认为一旦谈判破裂还有机会退出项目，但在执行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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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谈判筹码分析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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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我们的对于谈判筹码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谈判中的对方。对方对于某种武器的兴趣（肯定性或者IFF偏好）可能是真实的、伪装的或是有意为之。这里的“有意为之”是指对方不必伪装出一种真正感兴趣的状态，而是推行这样的政策，即在我们推动项目实施，没有达成谈判协议，我们没有裁减其他武器装备或者就另外的武器装备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推动这一武器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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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对方关于某种武器装备立场的难度与明确我们对某种武器立场的难度基本相当。在政府内部对同一种武器装备的偏好和厌恶倾向都存在。在政府内部对于谈判的乐观态度和悲观态度同样存在。在政府内部可能会有人认为对方已经决定要购买这种武器装备，那么IFF偏好就会成为推进这种武器装备项目实施而不是继续谈判的动力。在政府内部可能存在试探性的决定要部分推进项目实施，而且这种决定是在尚未明确对这种武器装备的兴趣有多强烈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于不是政府成员的观察者来说，判断双方立场的难度是类似的。虽然美国和苏联政府在伪装立场；有条件的适用政策；展示或隐藏自己举棋不定的态度；做出决策或者是保持暧昧立场，甚至是不能做出决策或了解自己真实立场（尤其是涉及立法和行政决策或者需要协调盟国立场的时候）拥有的能力和所处环境上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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