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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谈判筹码的内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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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谈判筹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伪装，一种是承诺。政府有很多方法投身于一些它根本不感兴趣的项目，即便这些项目毫无疑问地将会被作为谈判筹码。上文中我们提过，特定情况下这种做法的合法途径是通过立法机构给政府施加特定的义务去完成通常政府不会参与的项目（或者是让国会背黑锅，或者是让行政机构束手无策）。我们发现，想要实现目标还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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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谈判的过程中，双方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好让伪装看起来天衣无缝，让承诺看起来发自肺腑。但是对于一个民主政府来说，想要为保护国外支持者的利益而伪装出对诸如ABM系统等装备的兴趣是很难的，要在不欺骗国内民众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一家企业、离婚律师或者是土地投机商有能力在交易过程中欺骗对方；而且苏联政府也根本不需要为其在谈判中采取的对立观点大肆宣传。但美国政府就不一样了。谈判筹码对于那些不得不将自己虚张声势的行为公之于众的政府是毫无用处的。在过去的几年，谈判筹码成为流行话题是非常奇怪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行政机构把在国内为自己辩解的行为作为“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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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府能够信守自己作出的承诺，无论其伪善的面具是否被揭穿在技术上都没有问题。而且政府向国内民众说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装备ABM系统，但为了谈判需要不得不表现出对这种系统有很大的兴趣，这样的做法在逻辑上也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政府能够令人信服地表现出对ABM系统的兴趣）。但是通常会让谈判筹码发挥巨大功效的言论伪装对于这样的政府来说就毫无价值，因为民主政府必须向国内为数众多的民众说明自己在谈判桌上表达的立场是一种假象，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在谈判桌上所表达出来的想法恰恰相反。采取这种策略的民主政府往往会因为在谈判中采取这种战术而在国内失信于民——这是美国政府在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过程中没有过于明目张胆地使用这种战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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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很难做到冷血的伪装，政府很有可能不得不真正实施推进项目的动机，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将这一项目作为谈判筹码的动机。但这其中的危险在于政府可能过度投入对项目的推进当中，以至于会在实施过程中忘记自己的本意，或者由于过度投入而不得不真的将这一项目进行到底。也有可能政府对这一项目倾注了如此巨大的关注以至于政府转而支持希望拥有这种装备的内部势力。政府可能误认为一旦谈判破裂还有机会退出项目，但在执行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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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谈判筹码分析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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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我们的对于谈判筹码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谈判中的对方。对方对于某种武器的兴趣（肯定性或者IFF偏好）可能是真实的、伪装的或是有意为之。这里的“有意为之”是指对方不必伪装出一种真正感兴趣的状态，而是推行这样的政策，即在我们推动项目实施，没有达成谈判协议，我们没有裁减其他武器装备或者就另外的武器装备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推动这一武器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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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对方关于某种武器装备立场的难度与明确我们对某种武器立场的难度基本相当。在政府内部对同一种武器装备的偏好和厌恶倾向都存在。在政府内部对于谈判的乐观态度和悲观态度同样存在。在政府内部可能会有人认为对方已经决定要购买这种武器装备，那么IFF偏好就会成为推进这种武器装备项目实施而不是继续谈判的动力。在政府内部可能存在试探性的决定要部分推进项目实施，而且这种决定是在尚未明确对这种武器装备的兴趣有多强烈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于不是政府成员的观察者来说，判断双方立场的难度是类似的。虽然美国和苏联政府在伪装立场；有条件的适用政策；展示或隐藏自己举棋不定的态度；做出决策或者是保持暧昧立场，甚至是不能做出决策或了解自己真实立场（尤其是涉及立法和行政决策或者需要协调盟国立场的时候）拥有的能力和所处环境上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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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国内导向的“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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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筹码也可以被用于影响国内决策。一种启动武器研发或购买项目的方式是宣称即便不应购买这种武器，但实施研发或购买武器的项目有助于增强我方在谈判中的主动性。接下来不管是基于误解、迫切的需求还是对形势误判这个项目都能够得到实施，除非对方通过与我们达成某种协议阻止我们。任何拥有破坏这个协议能力的人都可以在关于这个项目实施的讨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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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战术则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在政府已经决定要放弃某种武器的情况下，国会或某个地区对这种武器感兴趣，或者这个政府曾经对这种武器感兴趣，但后来出于某种原因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这时政府就需要为放弃这种武器找到一个理由或者借口。这个理由或者借口需要能够变成谈判筹码以促使协议的达成，这样政府才能将这个还不能得到无条件实施的决策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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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不扩散协议的谈判能够为上述两种战术提供有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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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关于武器的军备控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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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分类至少拥有这样一个有限的价值，如果这是一个有限价值的话，即它可以用于解释、指导或者澄清一个对包括军备控制在内的稳定政策感兴趣的人，为什么他会对特定的武器研发项目感兴趣或者持支持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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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分类是抽象的而且在有的时候是信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与武器的策略特征和国家预算、外交和国内政策考量联系起来。那么这种分类就不是结论性的，更不是完整的。虽然存在这样的欠缺，但这种分类在对一方对于某种武器装备的态度进行解释和说明的过程中还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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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出于多种不同的动机反对民兵型MIRV。有人认为从军事战略和军事工业的立场看，无论苏联是否装备MIRV，这种武器系统对美国都是有害无益的。但同样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部队装备MIRV系统，这就是一个否定性——否定性偏好组合。还有人认为在军事战略立场看，装备MIRV是个坏主意，但是如果苏联人拥有了MIRV情况会变得更糟糕。这就是一个否定性——IFF偏好组合。还有人的偏好组合是IFF——肯定性偏好，他们认为美国应该选择就禁止MIRV进行谈判。有人认为美国的偏好应该是IFF，而苏联的偏好是否定性的，因此推动MIRV项目就是一个错误；还有人认为双方的偏好都是IFF，因此美国在拥有MIRV之后应当敦促苏联实施同样的项目。有人认为我们的偏好是IFF而苏联的偏好是肯定性的，因此美国必须向苏联方面澄清如果苏联装备MIRV，美国一定会紧随其后，虽然说这种情况下谈判已经没有必要了。有人认为苏联的偏好是增强型肯定性的，因此根本不可能发起禁止MIRV的谈判；同样认为苏联持有增强型肯定性偏好的人们当中也有人会认为美国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途径是通过涉及其他武器的范围更广的一揽子协议。还有其他的观点和偏好组合，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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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的是对于美国和苏联各自的偏好以及相应的外交立场会存在不同的观点。这种分类方式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一方会选择某种特定的偏好。这种分类方式说明的问题是一方在军备竞赛的过程中针对某种武器立场和考量。也就是说，这种分类方法能够明确地说明一方的立场是单方面地需要某种武器，单方面地不需要这种武器，还是有条件地需要这种武器；这需要考虑我们对某种武器的拥有会给对方带来什么影响，考虑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可强制执行的协议，或者考虑这种武器带给我们的优势可能被另一种武器的威力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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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类也无助于澄清某种立场或者偏好是基于视野更广的外交政策考虑还是出于内政的需要。当在参议院就ABM系统投票的时候，实际的议题可能是越南战争、军工建筑、尼克松政府、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关系、国防预算，参议员们做出的承诺及其立场会最终决定其发言的内容和投票方式。但是，当我们将他们的立场放到“军备竞赛”的背景下，考虑双方在战略武器的研发、采购和部署上的互动，这种分类就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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