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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170171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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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附录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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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读者可能会对两个肯定性偏好和否定性偏好而仅有一个IFF偏好的矩阵中缺乏对称性感到困惑，或者就我而言将两个否定性偏好合并为一个单一妥协的方式感到不解，对被我忽略的那些可能存在的偏好配置感到好奇，或者仅仅是对完整的偏好矩阵念念不忘。为进一步说明我在大的分析框架中忽略的一些例证，这个附录实际上是本章前几页分析的一个篇幅很长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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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是否拥有前文论述中提到的武器，我们一共有24种不同的偏好配置，不考虑平局和最优与次优之间的间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4，3，2，1分别表示我们的偏好（在这个2×2的矩阵中，我们有4×3×2×1=24种方式分配这4个数字的位置）。偏好配置矩阵中的另一侧有与这4个数字对应的同类数。我们所有的偏好矩阵在对方的偏好矩阵中都能找到对应的矩阵，也就是说一共存在24×24=576个不同的矩阵。我要强调：这是一个最低的数量，因为这个偏好配置矩阵忽略了所有其他可以用10，6，2，1或者3，2，1，1来表示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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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是否拥有武器当中进行抽象（仅处理这种不特定的二分选项）我们可以避免将可能的结果放大4倍，或者说仅处理所有可能结果数量的1/4，即144。而且通过去除一方与另一方偏好相同的情况，我们可以用78个矩阵覆盖所有可能的偏好组合（一方偏好与对方偏好一致的情况有12种。66种对称性的例证出现了两次；比如IFF——肯定性偏好与肯定性——IFF偏好。66×2=132，再加上12正好等于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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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的24种偏好组合中，有6种是我们希望对方拥有它（不管这个“它”是什么），6种我们不希望对方拥有它，6种当且仅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我们希望对方拥有它，6种当且仅当我们不拥有它的时候我们希望对方拥有它。在对方的角度讲，他们将坚决的希望我们不拥有它的类似的情况还有6种。所以，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希望双方都不拥有的武器上，那么一共存在6×6=36对偏好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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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6组的每一种例证当中，一种是IFF偏好，其中双方都在当且仅当对方不拥有它的时候想要拥有它。我们将其称之为IFFN。它衍生于IFF矩阵，但是将其中的行对调了。逻辑上讲，IFFN矩阵不应被忽略，但是这类偏好配置在涉及军备的问题上很少出现，所以我压缩了这种矩阵的数量，在图7中使用了5个而不是6个矩阵，这就意味着图8中的5×5=25个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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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下来选择忽略了两个否定性偏好配置矩阵中的区别。如果文章篇幅允许我就要不得不恢复对这种区别的论述。在篇幅更长的文章中，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图11-3中所示的两个矩阵所展示的差别。对方的偏好是IFFN，当且仅当我们不拥有它的时候想要拥有它。根据这两个否定性偏好配置，我们未必能清楚地看到在对方之前取得这种武器之后，我们对不拥有这种武器的对方所占据的优势。在否定性和增强型否定性偏好当中，我们会看到当且仅当我们不拥有它的时候对方会拥有它。在否定性偏好之下，如果一定要有人拥有它，我们会希望拥有它的是我们自己。而在增强型否定性偏好之下，我们就宁愿让对方拥有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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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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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讨论的谈判局面不涉及武器，其他形式的IFF偏好配置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有很多例证说明当且仅当你不拥有的某种东西的时候，我会希望拥有它。但在谈到武器的是，我们就很难找到合适的例证。如果花费一点想象力，我们可以创造出一种这样的武器。假设有这样一种武器，一旦我们双方都拥有，则激烈的冲突就在所难免。只要在对方不拥有这种武器的情况下，拥有这种武器就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优势。不论我是否拥有这种武器，我都希望对方不拥有它。如果对方不拥有这种武器，我就可以安全地拥有这种武器并取得优势地位；但是如果你已经拥有这种武器，我就将不得不避免拥有这种武器以避免冲突。这种情况满足我的基本规则，即我们讨论的武器是我无条件的期望对方不拥有的。这就是反向的IFF偏好，我将其称为IFFN。如果对方的偏好是否定性的（但不是增强型否定性的），你就可以在我之前拥有这种武器以防止我对这种武器的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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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种动机会将我们带到我在图11-2中所展示的部分矩阵。一种是期望能够停留在政府对自己的武器装备所能拥有的熟悉和合理的态度范围内。这是在迫不得已地忽略了一些有趣但不同寻常的例证之后所得到的简化结果。第二种是期望能够将矩阵简化到足以简单明了地印刷在一张纸上，并能够迅速地读懂和理解这些矩阵所要表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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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对涉及的一些重要例证，本章的内容也不能做到全面的覆盖，有一些重要的例证没有得到深入分析。但是任何对复杂动机感兴趣的读者，无论是出于对逻辑上各种可能性的好奇，还是出于对不平凡的武器系统的思考，都会希望能够对一套更加复杂的矩阵体系中进行思考，在这里我衷心鼓励他们并祝他们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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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170171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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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第12章 压缩军费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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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灵感来自学者弗雷德里克M.谢勒在谈到选择防卫策略和分配相关防卫资源的时候对“一国的军费水平取决于其对手”这一观念的评论。他说他很难认同这一观念的内在逻辑。起初我对此深表怀疑并满怀信心地为这种观念辩护，但是在我试图论证这一观念正确性的过程中，我却发现对这一观念的内在逻辑（或者说其内在逻辑的重要部分）我也不能认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发现对于像谢勒或者我这样的经济学者来说既不应该否认也不应该怀疑一个如此简单的原则的正当性，但是我发现这个原则不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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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勒认为这个观念有效的前提是对方防卫资源的总量是确定的（对此他补充说：“这样的猜测没有得到晚近历史事实的支持”），另一个前提是发动这场军备竞赛意在进行一场导致“毁灭经济的比赛”。他对后一种前提中提到的策略持有强烈怀疑的态度，起码在美苏之间的竞争来说是这样。他进一步批评了近期大量出现的具有“零和”取向和单纯消耗对方利益的防卫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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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应对我方造成的威胁或对我方行动进行回应产生的费用是影响对方制定决策的一个必要因素，这一费用的数额在零和取向的环境下并不是难以确定；人们可以指出零和取向的环境是几乎所有人考虑这一问题的环境，并以此反驳谢勒的观点。但是人们可以定义这个观念中每个词汇的含义，却不能定义这个观念中所包含的精神。我们是否应该将自己限制在答案相对简单的零和取向环境之内，进而回避答案更加复杂但更加有趣的环境呢？我们是不是应当坚定地维护我们的费用衡量标准？即便这一标准让谢勒可以更加容易地指责我们的数量化军事分析太过轻易地采信了零和关系，毕竟我们关于策略的讨论几乎都是在非零和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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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对手投入竞争中的资源数量是确定的，并以此承认在零和环境下进行分析的合理性。即便是在有限预算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确定竞争一定会出现戏剧性的非零和情况。举例来说，威慑在零和语境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投降、有限战争策略以及偶发战争、冲突升级、先发制人的战争和边缘政策之类的观念也是一样。而且对于几乎所有的联盟关系、军备竞赛现象和军备控制都是一样。仅就战争会带来伤害本身来讲（并不是所有战场上的失利都是可以修复的），无论预算是否得到严格确认战争就是极度非零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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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取零和环境，我们需要的条件比谢勒条件严格得多。我方在对方的国内经济中存在利益，这种利益与对方利益相左并且可以使用同样的货币与我方的军事利益进行衡量，这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军事关系都是非零和的众多原因之一（这个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进一步来讲，如果战争本身是一种渐进的毁灭经济方式，或者战争比经济崩溃还要糟糕，抑或类似的威胁可以成为逼迫对方做出让步的手段，被称为“毁灭经济的比赛”的军备竞赛不是零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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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很难看到军事关系达到或者哪怕能够接近零和模式的情况，除非基于外交、个性、技术、地理等原因或者双边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使所有可能结果中的两种极端情况既不可能实现又与决策无关。在非零和关系中，当然存在可以进行处理的技术活动空间，但是至少在实践意义上作为独立的零和本地冲突技术仍需谨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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