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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可分零和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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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存在一些零和军事问题能够拿出来进行单独分析。密码学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门将战术通信信息打乱加密的技术。避免可预测的习惯性行为是另一个例证:人们要避免让他人知道自己喜欢在每个周日的早晨睡懒觉。导弹试射也会尽量随机以避免多枚导弹同时发射以及导弹发射前发射井盖开启状态下存在的可预测的易受攻击窗口期。搜索和避难地点的设置应当随机化;爆炸定深和近炸引信设定也会遵循零和原则;稀缺弹药的储藏选址也会严格遵循零和标准。这些对特定数量战略资源的安排和分配通常不会与对方战略意图有任何关联,而在更广的视野下,这更有可能是非零和进程或者谈判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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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其他方式将零和环境植入更大背景下的非零和环境并对其进行独立的分析。这些方式通常意味着回报是一些在未来谈判中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筹码。双方进行零和竞赛往往意在为未来赢得优势地位,比如军火、情报、技术或者能够在未来对峙或谈判中为自己带来优势地位的对某个地区的控制能力。如果双方在未来的谈判中对竞争结果的评估存在差异,我们就很难将这类竞争归类为零和竞争。如果双方能够预测未来的谈判并且其谈判策略取决于双方在竞争中的行为,我们就更难将这类竞争归类为零和竞争。但是如果竞争中涉及的东西仅对事实上的占有者有利,而且对这种东西的非零和利用仅在这场竞争之后才出现,我们可以将这场竞争看作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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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值得我们关注,但我们很难给它一个现时解释。也就是双方都同意采取“神断法”的情况,以棋局胜负决定财富归属或者是武士间通过决斗来决定美人情归何处。双方可以通过协议避免可能发生的破坏性非零和竞争,采取的方式就是以游戏的胜负决定最终的结局。根据亚丁(Yadin)的说法,大卫(David)与歌利亚(Goliath)之间商定为避免两军之间不必要的血腥战争,决斗的胜者将决定哪支军队要成为对方的奴隶(遗憾的是歌利亚最终食言了)。仲裁就有这样的特点,零和的智力角逐决定着最终的结果,双方都承诺尊重最终的结果以避免潜在的更具破坏性的讨价还价过程,也避免双方以更加传统的(通常是暴力的)方式扭转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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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战术:零和的或是非零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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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说战略往往是非零和的,而战术则是零和的。这一论断的含义有很多:最常用到的一种是一旦决定要完成某项任务,就应当采取有效率的方式。轰炸日本平民不是一个零和战略;但是轰炸东京的命令一旦做出我们执行命令就有充足的理由,即便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轰炸机每一次起飞执行任务都可以从零和的视角去观察这个战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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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使用犯人、牺牲平民来破坏军事目标或者在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产生一定的人员损失都属于非零和决定。进一步来说,即便是在军事行动的指挥部,任何与对方交火的特定行动都会被视为是零和的,任何由士兵执行的任务都是多人、非零和任务。也许会有一些战役变得如此程式化,以至于参与战役人员对具体战术的考虑与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太大关联;但是战争史会告诉我们,战术交火总是多人、非零和的,在战斗中恐惧对参战人员的破坏力远远超过武器装备,纪律的作用要大过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地形地势或者科技技术。隆美尔将军让自己的装甲部队在进入射程之前开火的意义就在于让对方士兵埋头寻找掩护,以及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将他们击毙的效果是一样的,这就是战役非零和性质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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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成本和“局部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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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竞争是一个有趣的基准点,一个作为更大规模竞争组成部分的有说明意义的本地化样本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了解的例证。因此我们也有必要了解这一形势下的成本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在考虑某个行动或决策的结果的时候,任何对方必须发生的费用都对我们有积极意义,就像我们为执行行动或决策结果而必须花费的成本会被看作具有消极意义一样。这一原则的必然结果是如果对方成本巨大而我方成本很小,作为上述成本的结果,对方阻止我们完成任何本地任务,这就意味着对方以自己的成本有效、客观、目的明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本地竞赛看作是成本的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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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整体局面是零和的,而且我们的分析意在对整个局面进行重构(或者说我们面对的是Charles Hitch所说的“扩大化最优”),我们就不需要引入“成本”的概念,不论是对方的成本还是我们的。包含着细节处理方案的最佳整体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只要这样的策略能够做到考虑周全并将所有暗含的因素包括在内。我们的特定行动会让对方“花费”一定的生命、弹药、燃料、人工等成本的事实在我们从整体上为对方的军备裁减行为作出补贴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意义。成本意在反映我们的策略带给我们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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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进行“局部最优化”的情况,即在本地竞争当中我们使用分配给本地而不是其他地区的资源或者预留下来作为对我们竞争行为的补贴以备今后使用的资源。如果我们正在考虑采取特别的行动或者接受使用或消耗特定资源的结果,而对方则考虑相应增加或减少相关投入,这样的情况下本地产生的回报不足以说明整个问题。增加的消耗其实是从其他战场上抽调出来的,而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投入到其他战场当中去;我们进行的是同一场战争,因此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战场的结果。成本仅仅是对发生在本地以外其他战场上的结果或者回报的一种衡量。它们是任何部分或者本地的分析必须考虑的外部经济因素。如果在我们本地的问题和整体情况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所有本地资源是特定的,所有的资源无从补充也不能裁减,也不能暂时留存以备日后使用),那么回报就能够体现整体的情况,我们也就不能通过对成本的补贴提升超越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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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投入战场的资源是确定的,为确认这一观点我们需要能够对在其他战场投入或裁减的资源“价值”进行评价,要了解这些资源对其他战场产生的影响,并且要一次性解决全局问题以实现本地问题的妥善解决,事实上这就意味着局部最优就是不可实现的。要想实现局部最优就要做到本地问题和全局问题的彻底切割,或者采取实用性的方式让局部问题对全局的影响最小化。如果对方拥有能够准确运作的估价系统或者能够准确地将战略物资有效地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形势允许对方有充裕的时间对我们实施的策略进行经济政策方面的应对,我们就可以认为对方的成本与其投入或节约下来的资源相对应,而且不必考虑不同地域间资源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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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这似乎就是问题的全部。这可以通过一组12个零和矩阵进行分析,每个矩阵的资源都属于投入资源总量的一部分,各个矩阵投入回报的总和就是一方回报的总量,只有在各方都不能通过重新分配投入不同地域的资源的方式提高自己回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在某个矩阵范围内,一方可以通过对这一地区作出资源投入倾斜取得更优的效果;如果重新投入的资源来自其他矩阵,并且资源的投入意味着相应收益的减少,就能够在双方之间产生可计算的成本。这个成本与提供资源投入减少的矩阵所受的损失是一致的,这就允许我们计算出本地决策对其他战场的影响。如果我们将这12个矩阵合并为一个单独的博弈,我们就能够从整体上降低成本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很方便地单独分析这12个子博弈,那么成本的数字将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服务并促进局部最优与整体最优相适应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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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并不依赖于一个现实、理性、零和的对手。关于外部经济的传统例证也反映同样的原则。如果决策权被分散到同属于一个农场的12个经理手中,那么任何在自己的农场上竖起稻草人、多播种种子或者让采取措施让乌鸦更难吃到粮食的做法都会影响到其他农场上乌鸦的数量。在决定是否在自己的农场上竖起稻草人、多播种种子或者采取措施让乌鸦更难吃到粮食的时候,都应当将对手的适应性策略调整考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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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当然有可能被错误地使用,我们所进行的成本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多数与成本的使用不当有关。如果有人问我要不要买一件100美元的尼龙防弹背心保护自己,如果我珍惜自己的生命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成本标准告诉我这没有必要,因为2000∶1的发生概率会让我这100美元的投资几乎不具有任何实质性意义。这种成本标准是一种事后判断;相关的问题应该是我的对手在知道我通过购买防弹背心的行为让他的投资无效之后是否还要把钱花在购买子弹上。如果我的防弹背心造价低廉,对手的钱就白花了;如果我的防弹背心造价昂贵,对手的投资就很值得。当对手被问及通过购买子弹的花费取得了什么成果的时候,对手可以说他的成果是在我身上施加了成本,而不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或者对我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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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换算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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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种换算比率在不将我们的分析拓展到“扩大化最优”的情况下,准确判断我们为向对手施加成本所进行的投入是不是值得的。除非我和我的对手的经济水平不具有可比性,我使用相当于GNP比率或者其他类似的经济指数就没有什么不适当的。作为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说,如果对方要负担的成本比我们投入的成本高,这种投入对我们来说就是值得的;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其中涉及的双方成本和收益需要能够在相同的地域范围使用相同的货币价值进行衡量。如果我们使用任何其他的方式计算双方的成本,比如表现在外汇市场上的货币数量、在GNP中的占比、对方特定投入导致我方消耗的成本,就没有理由相信这样一种直接的“更大”或者“更小”的对比能够向我们展示事情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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