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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谢勒和其他学者已经指出施加到对手身上的成本可能会被转嫁到对手统治下的民众身上，所以我们的收益会少于预期，如果我们不希望增加对方民众的负担我们甚至可能会遭受损失。让我们假设对手的军事预算是固定的，在我们了解到我们与竞争对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对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分析可能令成本标准变得复杂化的几种途径。假设对方在给定预算的情况下可以在与我方的战争中对两种或更多的战争资源进行分配。我们就必须考虑我们自己对武装力量的部署会给对方的武装力量部署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的决策会以怎样的方式给对方造成影响以及我们应当怎样评估对方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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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对方拥有有限的预算用于购买导弹和建设导弹基地。如果他把大部分预算用于购置导弹，并将这些导弹集中到有限的几个导弹基地。这就意味着他将拥有更多数量的导弹，而不能将导弹部署到数量更大且更分散的导弹基地当中。与此同时，他的导弹由于集中部署的缘故就更易受到攻击；而且出于需要实施“二次打击”的考虑他其实希望实现导弹的分散部署。我们就可以假设，他的评价体系包含了两种变量：他能够拥有的（用以发动实际进攻的）导弹数量和在遭受我们攻击之后他所实际剩余的（宣称且不会被拆穿的）导弹数量。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他的“首次打击”能力和“二次打击”能力。这两种能力事实上是一回事，但是由于首先挑起战争的一方不同，相应地需要对局面进行不同的考量。对于率先发动攻击的一方来说，数量庞大又暴露在外的打击目标毫无疑问是一种相对优势；而在反击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受到打击的力量反倒会成为另一种相对优势（多弹头导弹也体现了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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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怎样部署他的导弹（对方怎样用本打算购买导弹的预算购置导弹基地）会取决于导弹基地的价格。如果价格便宜，对方会为每枚导弹购置单独的基地甚至更多（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区分导弹基地是否部署导弹，我们就必须将所有导弹基地作为袭击目标，这样一来对方购买导弹基地的数量会更多）。如果导弹基地价格昂贵，对方就不能做到在大面积分散部署导弹的同时而不缩减基地规模和导弹数量；放下这一点不谈，即便只针对二次打击来说，更加分散的部署也会变得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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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假设对方的导弹和基地数量与其成本呈线性函数关系；导弹和导弹基地的价格是常量。我方的打击能力是固定的，可以覆盖对方全部的导弹基地；而且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导弹在各个导弹基地的部署情况，因此我们在分配打击力量的时候要将打击能力在各个导弹基地之间平均分配。假设我们攻击导弹的杀伤力是确定的，导弹基地的存活概率就是在面对一枚导弹攻击情况下存活的可能，这一概率会随着攻击该基地导弹数量的上升而下降。我们用X表示对方购买导弹的数量，Y表示对方导弹基地的数量，M表示我方的攻击能力，P代表单个导弹基地在受到一枚导弹攻击情况下的生存概率，K表示对方的预算总量（以一枚导弹的单价作为计量标准），a表示导弹基地与导弹之间的价格比率。在我方攻击后剩余导弹的数量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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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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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入预算等式之后，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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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P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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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方想要将二次打击的数量最大化，他需要将Y的数值最大化。如果对方想要同时将首次打击和二次打击的数值最大化，并着重提高首次打击的数值，我们就需要将这个函数进一步细化之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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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设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设备，比如是我们攻击导弹弹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新的组件在不为对手所知的情况下能够大大提升我们对每个导弹基地的打击能力。它让对方所有的导弹基地都更易受到攻击，因此会从整体上降低对方导弹部队的防御能力。我们先不考虑这种组件具体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就想象我们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得到它。假设对方了解到了这一点，要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装备这种组件，要么只能假设我们拥有这种组件。我们可以再假设这种特殊的能力已经能够被某种技术手段所制约，但是这种技术手段是有成本的。对方能够获得这种组件的完整的防卫能力，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我们希望对方承担的成本是高昂的还是比较低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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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假设这种新的组件明显的特点是其攻击对象是导弹基地而不是导弹本身。当然，如果能够破坏导弹基地，基地内的导弹当然会随之被毁，这正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关键在于对方的反制手段针对的是他的导弹基地，而不是其中的导弹，因此对方总的防御成本取决于他拥有的导弹基地的总数而不是其拥有的导弹的数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对方的反制手段包括增加烟幕、防空炮阵、警犬、备用发电机等积极或消极地针对单个导弹基地的防御措施，这些措施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在于其无关乎基地当中的导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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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例证的关键在于它影响着对方在导弹和导弹基地支架的资源分配。也就是说，这影响着在首轮攻击和二次攻击之间的预算分配。对于这一点，我们是非常关心的，而且，我们关注这个问题的焦点和对方关注的焦点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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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对方关心的可能主要是通过他在经济上能够负担得起的二次打击给我们造成沉重伤害，而不会太关心用他的全部导弹力量攻击我们或者作出类似的威胁（对方甚至更希望缓解我们的担忧，并在他拥有的首轮打击力量上挂上否定性价值的标签）。而我们可能更希望对手能够更多加强二次打击的力量，而不是提高首轮攻击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希望对方拥有较强的二次打击力量和较弱的首轮打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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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的问题就不一样了。这取决于我们是要向对方实施威慑还是攻击，以及有哪些因素会提高或降低我们向对方发起攻击的可能性以及对方向我们发起攻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更倾向于进行威慑，我们的偏好基本上与对方是对应的。对方希望拥有有力的二次打击能力，并愿意为此牺牲一部分的首次打击能力；而我们对于对方的这种想法也是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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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希望对方导弹基地的价格高还是低（注意基地的价格和导弹价格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可以向对方的导弹基地造成一种威慑，这种威胁的反制措施成本很高并会相应提高导弹基地的价格，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假设我们拥有了造成威慑所必需的装备，我们希望反制措施的成本是高还是低？我们会不会更欣赏以这样一种方式施加威慑，即我们威慑的对象是对方的导弹而不是导弹基地，这样对方会提高他在每一枚导弹上的投入而不是增加对导弹基地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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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很清晰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将对方在首次和二次攻击之间的偏好函数细化，就像我们将自己的首次和二次偏好函数进行细化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唯一结论是，我们更希望对方成本增加的是他们的导弹而不是导弹基地（如果这两种投入的战略意义基本相当的话），因为我们预计对方会更多地使用成本较低的那个，而我们知道自己希望对方更多地使用哪一个。直觉、分析和计算都不能告诉我们导弹基地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如果有中立国家出售导弹基地防卫的反制技术，而且我们能够影响其价格，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希望其价格是更高还是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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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更为熟悉的经济学语言来讲，对方对于导弹基地的“需求弹性”是我们决策的关键。对方在导弹基地上花的钱是不可能被用到购买导弹上的。如果我们要将对方首轮攻击的能力最小化，我们就希望将对方花在导弹上的预算最小化，因此就需要将对方花在导弹基地上的预算最大化。如果导弹基地的价格上涨，对方会愿意为之花费更多预算么？对方对于导弹基地的需求是弹性的还是非弹性的？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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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设定的这个分析模型所具有的特殊性在于，如果对方的唯一兴趣在于二次打击的能力，那么对方对于导弹基地的需求就会变得有一些非弹性了。如果导弹基地的价格上涨，对方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导弹基地的投入，并相应减少对导弹的投入。换一种说法就是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权重高于“替代效应”，因此虽然导弹的价格相对于导弹基地下跌了，但对方购买导弹的数量却减少了（需求弹性规则仅在导弹基地的价格对买家固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买家会在这个确定的价格下将数量最大化。在这里，我在一个非常宽松的意义上使用“弹性”的概念就是要说明“收入效应”及其对可用于其他采购的预算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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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个问题来说，答案恰巧与导弹基地和导弹的价格无关，更与预算无关；但是这是一个特殊的例证，而且如果我们设计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模型就需要给出一个更加合格的回答（例如，如果导弹基地和导弹是在供给曲线的上升或下降过程中购买的，如果导弹基地能够互相支援，又或者对方的偏好函数会发生变化）。在这一模型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作出一个很小的调整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我们不希望导弹基地对敌人变得更贵，我们希望反制措施价格很低；如果可以我们要使用自己的方式避免与对方正面冲突，好让对手不会对导弹和导弹基地产生超乎寻常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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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考量是不会出现在零和局面当中的。进一步来说，这种考量会出现在这些类似的情况当中，即不必考虑我们是否关心对方人民是否有立足之地，会不会食不果腹；这种考量会出现在这些类似的情况当中，即我们不需对对方二次打击能力输出肯定性的价值。它只需要我们的偏好不与对方完全对立，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我们在对方首次打击和二次打击之间的无差异曲线不会与对方的曲线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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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共同的评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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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之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不会让我们那么吃惊了。让对方拥有一定的军事能力，而这恰恰也是我们希望对方能够拥有的。这是我们希望对方购置的东西，这不仅是因为如果他们不购买这些军事装备，就会把钱花在对我们更加不利的地方；更是因为对方拥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即使是免费的，我们也希望对方能够拥有这些能力，如果对方不能独立取得这些能力我们甚至愿意帮助他们。这种军事能力可能是避免核事故、避免基于错误情报发动战争、防止核扩散、促进停战、帮助伤员康复、照料战俘、避免战争对环境破坏等类似用途的设备。关键在于，对方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也希望对方拥有这些东西；对方不拥有这些设备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军事利益，而且即使这会给对方在某个战场带来好处，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造成的劣势也会被其积极效果大大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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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假设自己能够取得一些手段销毁这些设备。或者说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些设备的价格，让它们变得更贵。我们会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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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善待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可以说很多，不仅是放大双方的共同利益，为保存对双方都有益的财富制定先例，引导对方避免其采取损人不利己的行动或者出于其他基本外交或讨价还价的考虑。把这些放在一边（仅考虑我们对对方如何分配战略资源施加影响力），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利益在这里。第一，我们希望对方拥有这些设备，即使我们可能威胁要破坏这些设备，我们还是希望对方能够采取行动保卫这些设备。第二，我们希望这些设备能够分散对方对其他战争资源的关注，倒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设备有什么特别的偏好，我们希望这些设备能够吸引对方投入更多的预算，这样他们购买会对我们造成严重威胁的武器装备的预算就会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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