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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例证的关键在于它影响着对方在导弹和导弹基地支架的资源分配。也就是说,这影响着在首轮攻击和二次攻击之间的预算分配。对于这一点,我们是非常关心的,而且,我们关注这个问题的焦点和对方关注的焦点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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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对方关心的可能主要是通过他在经济上能够负担得起的二次打击给我们造成沉重伤害,而不会太关心用他的全部导弹力量攻击我们或者作出类似的威胁(对方甚至更希望缓解我们的担忧,并在他拥有的首轮打击力量上挂上否定性价值的标签)。而我们可能更希望对手能够更多加强二次打击的力量,而不是提高首轮攻击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希望对方拥有较强的二次打击力量和较弱的首轮打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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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的问题就不一样了。这取决于我们是要向对方实施威慑还是攻击,以及有哪些因素会提高或降低我们向对方发起攻击的可能性以及对方向我们发起攻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更倾向于进行威慑,我们的偏好基本上与对方是对应的。对方希望拥有有力的二次打击能力,并愿意为此牺牲一部分的首次打击能力;而我们对于对方的这种想法也是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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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希望对方导弹基地的价格高还是低(注意基地的价格和导弹价格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可以向对方的导弹基地造成一种威慑,这种威胁的反制措施成本很高并会相应提高导弹基地的价格,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假设我们拥有了造成威慑所必需的装备,我们希望反制措施的成本是高还是低?我们会不会更欣赏以这样一种方式施加威慑,即我们威慑的对象是对方的导弹而不是导弹基地,这样对方会提高他在每一枚导弹上的投入而不是增加对导弹基地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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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很清晰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将对方在首次和二次攻击之间的偏好函数细化,就像我们将自己的首次和二次偏好函数进行细化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唯一结论是,我们更希望对方成本增加的是他们的导弹而不是导弹基地(如果这两种投入的战略意义基本相当的话),因为我们预计对方会更多地使用成本较低的那个,而我们知道自己希望对方更多地使用哪一个。直觉、分析和计算都不能告诉我们导弹基地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如果有中立国家出售导弹基地防卫的反制技术,而且我们能够影响其价格,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希望其价格是更高还是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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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更为熟悉的经济学语言来讲,对方对于导弹基地的“需求弹性”是我们决策的关键。对方在导弹基地上花的钱是不可能被用到购买导弹上的。如果我们要将对方首轮攻击的能力最小化,我们就希望将对方花在导弹上的预算最小化,因此就需要将对方花在导弹基地上的预算最大化。如果导弹基地的价格上涨,对方会愿意为之花费更多预算么?对方对于导弹基地的需求是弹性的还是非弹性的?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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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设定的这个分析模型所具有的特殊性在于,如果对方的唯一兴趣在于二次打击的能力,那么对方对于导弹基地的需求就会变得有一些非弹性了。如果导弹基地的价格上涨,对方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导弹基地的投入,并相应减少对导弹的投入。换一种说法就是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权重高于“替代效应”,因此虽然导弹的价格相对于导弹基地下跌了,但对方购买导弹的数量却减少了(需求弹性规则仅在导弹基地的价格对买家固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买家会在这个确定的价格下将数量最大化。在这里,我在一个非常宽松的意义上使用“弹性”的概念就是要说明“收入效应”及其对可用于其他采购的预算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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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个问题来说,答案恰巧与导弹基地和导弹的价格无关,更与预算无关;但是这是一个特殊的例证,而且如果我们设计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模型就需要给出一个更加合格的回答(例如,如果导弹基地和导弹是在供给曲线的上升或下降过程中购买的,如果导弹基地能够互相支援,又或者对方的偏好函数会发生变化)。在这一模型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作出一个很小的调整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我们不希望导弹基地对敌人变得更贵,我们希望反制措施价格很低;如果可以我们要使用自己的方式避免与对方正面冲突,好让对手不会对导弹和导弹基地产生超乎寻常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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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考量是不会出现在零和局面当中的。进一步来说,这种考量会出现在这些类似的情况当中,即不必考虑我们是否关心对方人民是否有立足之地,会不会食不果腹;这种考量会出现在这些类似的情况当中,即我们不需对对方二次打击能力输出肯定性的价值。它只需要我们的偏好不与对方完全对立,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我们在对方首次打击和二次打击之间的无差异曲线不会与对方的曲线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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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共同的评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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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之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不会让我们那么吃惊了。让对方拥有一定的军事能力,而这恰恰也是我们希望对方能够拥有的。这是我们希望对方购置的东西,这不仅是因为如果他们不购买这些军事装备,就会把钱花在对我们更加不利的地方;更是因为对方拥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即使是免费的,我们也希望对方能够拥有这些能力,如果对方不能独立取得这些能力我们甚至愿意帮助他们。这种军事能力可能是避免核事故、避免基于错误情报发动战争、防止核扩散、促进停战、帮助伤员康复、照料战俘、避免战争对环境破坏等类似用途的设备。关键在于,对方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也希望对方拥有这些东西;对方不拥有这些设备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军事利益,而且即使这会给对方在某个战场带来好处,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造成的劣势也会被其积极效果大大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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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假设自己能够取得一些手段销毁这些设备。或者说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些设备的价格,让它们变得更贵。我们会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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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善待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可以说很多,不仅是放大双方的共同利益,为保存对双方都有益的财富制定先例,引导对方避免其采取损人不利己的行动或者出于其他基本外交或讨价还价的考虑。把这些放在一边(仅考虑我们对对方如何分配战略资源施加影响力),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利益在这里。第一,我们希望对方拥有这些设备,即使我们可能威胁要破坏这些设备,我们还是希望对方能够采取行动保卫这些设备。第二,我们希望这些设备能够分散对方对其他战争资源的关注,倒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设备有什么特别的偏好,我们希望这些设备能够吸引对方投入更多的预算,这样他们购买会对我们造成严重威胁的武器装备的预算就会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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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分析过程中,需求弹性才是真正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由于对方拥有的军事能力对双方都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知道对方会不计成本的保护其军事能力,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对其作出威胁,以此迫使对方进行防御,我们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对方投入在对我们有威胁作用的军事力量上的资源相应减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威胁激活对方的预警系统,这样对方会成功地发动对我们的首轮打击,而事实上尽管首轮打击能够取得成功,但对方并不希望这样做或者甚至不希望是出于受到攻击的误解才进行的还击。对方察觉到我们的意图就会对自己的预警系统进行调整,确保我们不能诱使他发动一场他不希望发生的战斗,或者将双方都拖进战争的泥潭,而要做到这一点对方当然要付出不低的成本。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对方削减自己的地面武装、针对我们部署的首轮打击能力、针对我们平民设施的二次打击能力以及其他不符合我方利益的项目,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保持对方非常欣赏,而对我们也很有利的战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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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必须要小心行事。如果我们把价码要的太高,对方可能选择放弃(比如,我们提出的威胁让对方的防御成本高到难以承受),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让对方从其他军事项目中抽出过多的预算;这种做法仅仅是阻止对方拥有我们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够拥有的东西。或者对方能够买到的反制措施在数量和级别上差异巨大,提高价格或者供应曲线只会让对方的采购数量减少。如果对方的需求曲线是弹性的,结果就是在对方的采购清单当中,我们希望他采购的东西会变少,而我们不希望他采购的东西会变多;如果对方的需求是非弹性的,结果就是在对方的采购清单当中,我们希望他采购的东西会变少,我们不希望他采购的东西也变少了,这就需要我们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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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强调有一些军事力量是我们希望对方能够拥有的,考虑到对方的替代边缘化率,不是因为对这些军事力量我们不像对其他军事力量那么厌恶,而是因为我们看中对方拥有这些军事力量之后带给我们的积极意义,这些军事力量是我们希望对方能够拥有的,在对方无力采购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甚至愿意出钱买给他们。第二,我们想要降低我们不希望对方拥有的军事力量的价格,以此吸引对方减少购置我们更不希望对方拥有的武器的预算。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希望提高那些我们希望对方能够拥有的军事力量的价格。这就是希望用针对对方剩余预算的收入效应来影响对方对某种装备的替代效应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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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牵制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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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分析对方对于我们拥有的针对对方平民及其财产打击能力的回应。为更好说明问题的需要,假设我们威胁做出打击的对象所具有的军事价值极小,甚至不具备军事价值。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对方在战争期间没有能力对这些平民资源进行大规模机动,或者是因为这些平民资源不具备重要的军事价值(军事价值对平民价值具有强烈的相对性优势,这对任何主权国家几乎都是一样的)。痛苦和生命本身具有这些特质,太年轻以至于只能在战后才能参加工作的潜在劳工资源也具有相似的特点;与之类似的还有相比战争期间在战后才能发挥更大价值的物质资源,以及专门针对平民用途而不能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基础设施。我们的观点是,无论针对这些设施做出威胁的价值几何,对这些设施的破坏都不能给我们带来军事上的优势。而对于对方来说,这些设施遭到破坏也不会给他们带来重大的军事利益损失。这是纯粹的平民损失,一种对方单方承担的“补偿性支付”,而我们从中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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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对方平民目标的威胁,除了复仇、正义和其他道德或心理上的满足感之外(这些因素很可能是负面的),表面上还具备两种主要的目标。这两种目标要发挥作用有赖于对对方的行为产生影响。一种是强制(这体现为讨价还价中的优势地位),另一种是分化(这体现为转变资源的用途)。强制意味着对方基于我们的破坏行动避免采取某些措施或者是无论对方是否避免采取某些措施他都要做出的回应。分化意味着对方在预见我们将对其平民价值实施打击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对于对方是否分化自己的资源,我们可能欢迎也可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如果他这样做了,结果是会减少我们接下来要做出的威胁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对方分化资源(有可能这正是我们的目标),这个结果是通过强制实现的,即如果对方不分化出一部分资源保护平民价值我们会对这些平民价值实施打击。由于对方能够通过分化资源降低我们的威慑效果,他就可以通过履行自己在讨价还价中的责任要求我们也作出同样的履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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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对方以某些方式应对我们的威胁所承担的成本,我们又该怎么看呢?这取决于对方以怎样的方式作出应对,以及这种应对让对方在其他能力上付出多少代价。两种重要的可能性是对方可以保护其平民资源,他还可以用他自己的力量向我们发出威胁。如果对方选择保护其平民资源,代价可能是其战争力量的损失(这部分的战争力量本可以用在零和竞争中以保护边境或战利品),也有可能是对方本可以用来对我们平民资源发出威胁的力量(当然也有可能是前文提到的对我们具有正面价值的资源)。变化也可能是对方用以向我们发出威胁的武装力量的性质,以及对方对于战争爆发可能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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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分析两个限制性的条件:第一,我们威胁造成的破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对手会怎样部署其军事资源(而且,如果对手了解我们威胁的破坏力,他很有可能就此解散自己的部队);第二,虽然我们做出的威胁足以阻止对手在任何他可能发动的战争中获益,但我们不能排除他基于其他的考虑发动或是参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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