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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威慑尚不足以帮助我们实现目标，我们才会对分化感兴趣。我们希望对手从其他军事资源中抽调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针对我们威胁的防御。如果对手打算从战场或者首次打击战略力量，以及从在小规模预算下不会对首次打击造成太大影响的二次打击力量之中分化资源，我们会希望对方为取得防御力量付出的价格既有足够的吸引力，又恰到好处的价格不菲。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需求弹性”是一种类比的说法，虽然我们很有可能对“防御单元”的“价格”没有太多兴趣，而对基于防御投资产生的需求曲线更感兴趣。如果防御成本太高（或者说相对于高昂的成本，其效率太低），对方就不会进行投资。我们所做的就是徒劳无益。事实上，预测到对手不会保护自己的平民资源，我们就不会对其实施威胁（对手很有可能希望自己的平民资源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暴露在我们的威胁之中，只要这种威胁不足以将其彻底击垮。对手城市毫无防卫的状态会让我们的攻击显得漫无目的，我们也有可能就此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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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可能通过开发一种自己的平民破坏应对机制作为对我们威胁的制衡。如果他这么做，我们会希望其成本很高。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回应，即便其成本高昂，而是宁愿不给对方做出回应的借口。从这点看来，对方可能能够承担保卫自己城市的成本，也能够承担对我们进行威慑的成本。但同时进行防卫和威慑是对方无法承担的，尽管二者对于对方来说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二者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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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量非常重要。伯顿·克莱恩在他对德国战争经济的研究中指出，二战中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的主要成果之一是让德国将大量战争资源投入防空领域，高达1/3的德国军工产品在战时被投入到积极防空领域。[1]如果其目的仅在于防卫军事力量，这就是零和竞争的一部分而与我前面的讨论无关。但是如果这种做法的目标是保护人民和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而不仅仅是战争的需要，这就是上述分化原则的适用结果。目前我们正在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美国对苏联是否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投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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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实行分化政策的两个极端之间，分化与声东击西的动机都是现时的。比如，我们可能更希望苏联在城市防御上进行大规模投资，虽然这当然不足以实现分化资源的总体目标，但能够向苏联领导人做出有效地反对战争的态度宣示，让他们裁减部分部署在攻击力量和战场上的战争资源。我们可以期待吸引了足够用于平民财产防御的威慑，并实现了较大的战争资源分化，但是如果防御效率低下就会对战争资源分化造成很大影响。怎样在这两种考量之间进行权衡取决于减轻分化的成本。为达到分化资源的目的，人们可能要为之付出一定的成本，因为对方不会将预算浪费在无效的防御措施上；而对手则会发现在潜在战争中支出金钱以减少损失是值得的，但是这种支出的程度尚不足以影响其发动或者挑起战争的意愿。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提高对手的“供应曲线”（即损害控制及其成本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进行提升；这条曲线向上拉升对我们产生的危害和这条曲线向下降低对我们造成的损害是基本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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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rton H.Klein，Germany’s Economic Preparations for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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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适应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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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和情况下，对方对我们的新部署采取的适应性措施往往会降低我们做出的新部署的价值。当我们看到新的机遇或者新的能力并对其加以利用，如果对方没有采取适应性措施就能够让对方承担额外的成本，对方的适应性措施会抵消我们的部分优势。我们能够拥有的净优势取决于对方应对措施的成本，但是在零和情况下，我们更希望对方不采取适应性措施，可能是因为对方不知道我们的新部署、适应措施成本太高或者对方的体制阻止了其采取适应措施的可能。而在非零和情况下，我们会更希望对方采取适应性措施；而且对方在了解我们偏好的情况下也倾向于采取适应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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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可以实施一些除非对方做出反应否则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的行动。刚刚讨论的分化原则就是一种典型的例子。面对威胁我们平民财产的对手，全面防守的姿态对我们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这能够有效地抵消对方的威慑。而全面攻击的姿态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会迫使对方从进攻力量当中抽调部分资源用于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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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敌人进攻的情况下，我们更倾向的姿态是全面防守，但我们更希望对方做出全面防守的姿态是由自己的进攻行为引起的，并相应采取进攻的姿态。如果对方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做出适应，那么双方都会保持进攻的姿态，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对方按照我们的期待做出适应性调整，在调整自己处境的同时改善我们面临的情况，我们所做出的行动就是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很糟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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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适应性成本规避：再谈一谈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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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让零和与非零和情况之间的差异更加清晰一些。对手正在组建或者购买一支武装力量，由单价1美元的100枚“半封闭”导弹组成。如果我们发动攻击，我们能够消灭对方50%的武装力量。对方的另一种选择是购买可以经受得起我们攻击的全封闭导弹，单价2.2美元。对方的目标是确保在我们的攻击之后能够剩余50枚导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方可以花费100美元购买易受攻击的导弹，也可以花110美元购买50枚不易受到攻击的导弹。这时我们发现了一种技术能够提升对半封闭导弹的攻击效率；即使我们要为这种技术付出一定的成本，而且需要相应的缩小攻击规模，但我们能够将对方75%的导弹消灭掉。那么我们的投资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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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技术是我们的机密，而对方又没有及时作出适应性的策略调整，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将我们的攻击效率提高一倍。如果对方的策略调整是增加易受攻击的导弹数量，我们的技术就迫使对方采购两倍于原来数量的导弹（这样才能达到剩余50枚导弹的预期），并成功将对方的成本提高了100美元，这笔钱一定是从其他的预算中拿出来的。但是对方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他可以购买另外一种导弹，以110美元的成本换取在我们攻击后剩余50枚导弹的目标。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我们假设对方对采购计划进行变更并不是非常困难，两种导弹之间转换的成本是1.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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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方改变了采购计划，以每枚导弹2.2美元的成本实现了在遭受攻击后能够剩余50枚导弹的目标。这样做的总成本是110美元，仅比原来的计划多了10美元。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我们花在这种设备上的钱仅仅是让对方改变了采购计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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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对方的导弹部队在质量上发生了变化（对方的导弹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还让对方从其他地方抽出很少的预算。对方原本可能拥有50枚导弹的二次打击能力和100枚导弹的首次打击能力；现在，面对我们的新设备，对方更改了采购计划让自己首次打击和二次打击的导弹数量都是50枚。除了让对方多花了10美元，我们让对方的首次打击能力削减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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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欣赏这一点，其原因不仅在于我们让对方的成本提高了1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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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的设备可能成本很高，高到与对方多花的10美元根本不成比例；但是，不费一枪一弹就让对方的首轮打击能力下降了一半，我们的投入就变得非常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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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成本的提高不是我们取得成果的全部。我们定义了对方的交易曲线，而且成为对方采购计划变更事实上的受益者（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将一些可以降低采购导弹昂贵成本的技术手段出售甚至赠送给对方，并成为对方所节约下来的成本的主要受益者）。我们的收益与对方的成本存在一定的代数关系，但又不是其成本的必要组成部分。不考虑对方在其他成本上的投入，无论对方采购100枚导弹的单价是2.01美元还是3.99美元，我们的收益都是一样的。这种净成本与对方首轮打击能力的缩减是分开的，而且需要进行单独的评估。如果对方要负担的单价是3.99美元，我们就更有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除非预算来自我们所关心的那种失败防止系统）；如果对方要负担的单价是2.01美元，我们可能就不那么热心了；但是如果预算缩减来自首轮打击和二次打击的组合，情况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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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对方能够获得更具开放性的导弹，其易受攻击的概率是原来的75%，不会受到我们的攻击装备的影响，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是0.55美元。那么我们采取的行动就会让半封闭的导弹采购计划变成一笔非常不划算的买卖，而对方的回应很可能是用110美元购买200枚导弹。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对方的首轮打击能力在预算增加10美元的情况下变成原来的两倍，而且即使对方不关心，我们也很在乎这种情况。如果封闭型和开放型两种导弹都可以选择，预算的小幅度调整会带来战斗力的大幅提升，站在我们的角度看，对方的实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开放型导弹的单价是0.53美元，封闭型导弹的单价是2.20美元，他购买200枚封闭型导弹的价款是106美元，但是当开放型导弹的单价是0.57美元的时候，他会选择以100美元的总价款购买50枚封闭型导弹。对他来说，如果他想要的是二次打击的能力，制定决策可以非常随意；但对我们来说，就需要进行系统性考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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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再次强调，我们试图分析的不是我们是否欣赏我们的动机促使对方做出的回应，而是对方成本的微小变化会给我们对于对方回应所做出的评估结果产生巨大影响。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没有哪种针对对方成本的衡量方式（不管是折扣、增加，还是对衡量方式的优化），都不能被看作将对方净成本与我们的收益挂钩的修正方式。不仅是我们的收益和损失要通过施加到对方的成本进行衡量，我们的需求要被修正；关键在于我们的收益和损失取决于对方对特定事项的特定回应，对某一事项的预算成本增加以及决定对方采购目标的价格对比。两种同样能够让对方成本增加的方式却用不同的渠道影响着我们的回报。没有哪种“换算比率”能够对此作出修正。在零和情况下，对方的边缘性决策对我们来说也是边缘性的，而且我们可以用成本的概念来体现对方决策对我们的后果。在非零和情况下，就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必须直接对后果进行说明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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