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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的设备可能成本很高，高到与对方多花的10美元根本不成比例；但是，不费一枪一弹就让对方的首轮打击能力下降了一半，我们的投入就变得非常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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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成本的提高不是我们取得成果的全部。我们定义了对方的交易曲线，而且成为对方采购计划变更事实上的受益者（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将一些可以降低采购导弹昂贵成本的技术手段出售甚至赠送给对方，并成为对方所节约下来的成本的主要受益者）。我们的收益与对方的成本存在一定的代数关系，但又不是其成本的必要组成部分。不考虑对方在其他成本上的投入，无论对方采购100枚导弹的单价是2.01美元还是3.99美元，我们的收益都是一样的。这种净成本与对方首轮打击能力的缩减是分开的，而且需要进行单独的评估。如果对方要负担的单价是3.99美元，我们就更有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除非预算来自我们所关心的那种失败防止系统）；如果对方要负担的单价是2.01美元，我们可能就不那么热心了；但是如果预算缩减来自首轮打击和二次打击的组合，情况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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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对方能够获得更具开放性的导弹，其易受攻击的概率是原来的75%，不会受到我们的攻击装备的影响，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是0.55美元。那么我们采取的行动就会让半封闭的导弹采购计划变成一笔非常不划算的买卖，而对方的回应很可能是用110美元购买200枚导弹。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对方的首轮打击能力在预算增加10美元的情况下变成原来的两倍，而且即使对方不关心，我们也很在乎这种情况。如果封闭型和开放型两种导弹都可以选择，预算的小幅度调整会带来战斗力的大幅提升，站在我们的角度看，对方的实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开放型导弹的单价是0.53美元，封闭型导弹的单价是2.20美元，他购买200枚封闭型导弹的价款是106美元，但是当开放型导弹的单价是0.57美元的时候，他会选择以100美元的总价款购买50枚封闭型导弹。对他来说，如果他想要的是二次打击的能力，制定决策可以非常随意；但对我们来说，就需要进行系统性考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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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再次强调，我们试图分析的不是我们是否欣赏我们的动机促使对方做出的回应，而是对方成本的微小变化会给我们对于对方回应所做出的评估结果产生巨大影响。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没有哪种针对对方成本的衡量方式（不管是折扣、增加，还是对衡量方式的优化），都不能被看作将对方净成本与我们的收益挂钩的修正方式。不仅是我们的收益和损失要通过施加到对方的成本进行衡量，我们的需求要被修正；关键在于我们的收益和损失取决于对方对特定事项的特定回应，对某一事项的预算成本增加以及决定对方采购目标的价格对比。两种同样能够让对方成本增加的方式却用不同的渠道影响着我们的回报。没有哪种“换算比率”能够对此作出修正。在零和情况下，对方的边缘性决策对我们来说也是边缘性的，而且我们可以用成本的概念来体现对方决策对我们的后果。在非零和情况下，就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必须直接对后果进行说明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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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对方成本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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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对自己的策略进行权衡的时候，对施加到对方身上的成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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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是，在零和情况下，成本不能反映我们在次优环境之外回报的变化。原因很简单：我们施加或威胁要施加到对方身上的成本最多只能反映对方在本地以外回报的变化。它不能反映我方回报的相关变化，原因是一旦我们去掉零和情况的限制，而在更加广泛的非零和环境下进行分析，对方的损失与我们的收益之间不存在便捷、完善、确定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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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和情况下，不考虑本地情况的分析，对方的损失就是我们的收益。在非零和情况下，对方成本的总额，甚至代数关系都不能准确可靠地显示我方回报的有关变化。我们的回报可能大于或小于按照对方成本所做出的估算，甚至与之截然不同，而且会随着我们所采取的不同手段而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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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次优”这一概念提出的巨大打击。局部分析的有效性有赖于对方成本作为本地竞争之外全局结果总体体现的可靠性。当成本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不能体现边缘性表面性的趋势，也不能体现对手反制措施对我们影响力的上限或下限，更不能体现本地战场之外的情况），我们就必须扩大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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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就像之前我们提到过的，我们对对方反制措施的态度是不同的。除了限制我们的优势，对方的反制措施也有可能增加或抵消我们的优势，对方的成本未能完整体现这些反制措施的影响力。就像马丁·麦奎尔所说的[1]，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机密和情报的态度与在零和情况下相比会大相径庭。在零和情况下，首先采取行动让对方做出反制措施永远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在非零和情况下，则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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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tin C.McGuire，Secrecy and the Arms Ra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21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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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第13章 谁会拥有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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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讨论的问题和它的答案一样有趣。我们所说的拥有是什么意思？现在又是谁在拥有核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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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拥有核弹吗？我们中多数人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印度引爆了一枚可以被称为核弹的设备。我们是不是能够认为印度事实上还拥有另一枚核弹呢？答案是不能。但是我们对实际情况是否了解很重要吗？也许不那么重要。因此，当我们说印度拥有核弹的时候，我们的意思不是印度事实上拥有另一枚核弹。事实上，印度是不是已经组装完成第二枚核弹，以及这枚核弹是不是能够引爆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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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我们说印度“拥有核弹”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印度真的拥有一枚核弹，那么我们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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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有几个层次。第一，印度毫无疑问地拥有可以用来制造核弹的技术，而且这一技术的有效性已经通过核试验得到证明。第二，我们不能期待印度的核燃料储量不足，印度已经拥有或者找到了有效途径取得足以制造更多核弹的核燃料。我们想要说的还有，印度已经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核能力，通过核试验，印度向世界说明自己不仅拥有了引爆核弹的技术，也拥有使用核弹的勇气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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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情况又怎样呢？以色列尚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核能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将有核国家定义为在1967年1月1日之前“已经制造并引爆”核武器或核设备的国家。无论核试验的目的是出于说明其具备拥有核武器的状态还是说明其使用核武器的意愿。但是印度对核武器的制造和展示都不符合这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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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年底，外界了解到以色列有向美国购买地对地导弹的意向。反对意见声称这些导弹可以携带以色列的核弹头，而且这很有可能就是导弹采购计划的实际目标。为了减轻这样的担忧（也可能是为了对此作出确认），以色列方面的发言人称以色列愿意就不在这些导弹上安装核弹头作出承诺。这样的承诺当然不能被看作以色列已经取得或可能取得核弹头，但不会将其安装在这些导弹上的明确宣示；但是这确实提醒我们，虽然一个国家不能通过制造和引爆核设备加入有核国家俱乐部，但不是所有能够取得核能力的国家都需要遵循建立在国际条约之上的繁文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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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提醒我们，核武器的重要性不在于展示而在于其被使用的可能性。对使用核武器的禁令是非常严格的，多数政府仅在极为重大的紧急情况下才会考虑对核武器的军事使用。而且一个已经准备好使用核武器的政府往往不会再受自己早前所作出承诺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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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主导下制造核武器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核燃料，具备足够浓缩度和纯度的铀或者钚；二是具备相应工程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工程技术人员。随着核电事业的发展，最终几乎任何国家（或者所有国家）在其本国的核反应堆内都能够有意或无意地产出作为副产品的铀（大规模核电站中核反应堆每年产出铀的数量足以装备二十多枚核弹）。多数国家已经拥有了从核废料中使用化学方法分离钚的技术。而即使在工业欠发达国家，外国公司多数也会按照合同约定完成这些操作。任何拥有现代工业的国家都会将独立完成对核武器的设计和制造作为自己的一种重要使命（1967年1月28日，汉斯A.贝特、伯纳德L.科恩和理查德·威尔森向美国基督教促进会提交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说一个人单凭一己之力制造核弹是不可能的。“即便要制造一个粗糙的核弹，至少需要6名在不同领域具备高度专业知识和熟练技巧的人”）。铁幕这一侧最好的大学（也有可能是铁幕两侧最好的大学）会非常乐意培训来自任何国家的核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要他们能交得起学费。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可能会对PNEs（和平利用核能，Peaceful Nuclear Explosives）表现出或真或假的兴趣，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他们在接触到这些核技术之后不会在日后将其使用到核武器的开发当中。再过10~15年，不会有很多国家缺乏利用本国核燃料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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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拥有了核武器。在一个极为重要和极为危险的意义上，其他人事实上也拥有了核武器。这里的“其他人”指的是政府，“拥有了核武器”的意思是这个政府具备了在任何时间引爆核弹的能力，而且这些政府中的大多数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做出一些违反条约、协议、广为接受的标准或可处罚的行为。但是即使美国、法国或者中国（这是几个有核国家）愿意接受禁令或条约的约束；而且即使在有核国家，在做出使用核武器和武器发射之间也会存在一个时间差，尤其是当不在一种警告意义上使用武器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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