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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结果就是需要时间和机遇制订计划来确保武器以及使用武器的时机不会被浪费，并且在武器制造完成之后实际使用的过程避免可能出现的技术和战术问题。如果核物质是在一场正在发生的危机中取得的，就有可能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核武器的制造和使用；否则，一个主要的考量就是过早使用这一武器会破坏隐秘性，诱发对方的反制行为，丧失可能存在的核物质来源并且用尽唯一的“首次曝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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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人们完全能够制订更加详尽复杂的计划。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动机来考虑怎样使用这种独特的能力。他们可能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也有可能是在设法创造合适的时机。他们可能并不急于求成，甚至会希望没有机会使用这些武器。他们往往是在进行深思熟虑，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才会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起码在信息收集上要比对手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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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打算声称自己拥有核武器，就像对广岛采取的行动一样，他们不希望通过无害性试验浪费自己的打击能力，更不愿意冒着失败的风险进行试验，他们要做好准备证明自己所言非虚。但是他们需要时间和人力资源证明自己，有效的技术展示就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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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需要提前部署一些武器，而且能够在对手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完成武器的部署，就有更充分的理由推迟最终摊牌的时机，以便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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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准备工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而且具有长远目标。与近几年来出现的“恐怖主义”行为不同，通过宣言或者实际展示核武器发动的行为不会因某种事实的出现而彻底终止。如果核武器被用来实施某种强制，不论强制成功与否都不会导致核武器本身的丧失。即使用以实施强制的核武器被引爆也不会必然意味着因弹药耗尽而导致强制结束。取得核力量可能从根本上转变一个组织的地位，赋予其某种永久性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启动了一个短时间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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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他们会成为恐怖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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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还可以被说成，恐怖主义者会不会取得核武器呢？这个问题会引起一系列的思考：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从魁北克到乌拉圭，爱尔兰到巴斯克，罗得西亚到以色列。在未来的10~20年，谁会取得核武器？谁会掌握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或者能够组建一个技术和组织上成熟的机构将这件事情完成？它们之间是不是能够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将这件事情委托给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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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都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正确的问题不是在追寻其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将其认定为“恐怖主义者”的组织是否能够取得核武器。正确的问题是取得核武器的任何组织在使用核武器的过程中会不会成为恐怖主义组织。占有核武器这个事实是否会让一个组织转化为恐怖主义组织？核武器本身是否如此恐怖，以致其任何用途都会将其使用者变为恐怖主义者，而不考虑其使用者本身的意图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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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之外，这种动机对某些人来说是很充分的，但是尚不足以推动实现一个更大的事业，更不能作为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动机。我也发现对于民族国家的政府来说，除了确保战场使用的军火充足之外，很难发现哪种对核武器的用途是非“恐怖主义”的。仅仅在分类过程中对核武器采用“大规模杀伤性”的定性就足以说明其在威胁和报复方面的意味要多于战场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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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报复”的概念是恐怖主义性质的。我将恐怖主义定义为，“使用恐吓、暴力和威胁来实现目标”。所谓恐吓是指“通过威胁和恐惧实现目的”。吓阻（deterrence）的被动含义（deterrence与terror共用同一个词根）并不一定包含着嗜血的意义，但是40多年来形成的传统让我们认为核打击适当的对象是城市或数量庞大的人群，而且战略核力量在面对针对破坏对手社会的情况下需要必要的谨慎和适当的调整。在谈到战略核力量传统上所强调的威慑或恐吓作用的时候我没有贬损或否定的意思，毕竟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其巨大的破坏能力来影响和改变对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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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核武器只有在敌对意义上使用的情况下才会被赋予恐怖主义的含义。有一些国家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当其决定展示其仅有的两枚核弹的时候，其面临的危险是迫在眉睫的。之所以采取这种破釜沉舟的做法是寄期望于让对手在震惊之余选择投降，或者是将对手的政府置于恐惧之下以迫使其选择投降。在无人区进行无害核试验的可能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考虑，但是出于实验可能失败（或者没有有力证据表明实验取得成功）并且实施核试验会让核能力减半的考虑，最终没有选择这一方案。这样的武器又不能被浪费在偏远的战场上；在日本本土造成的军事破坏会马上用来与可能造成的人口损失做对比。在针对军事工业目标进行打击的掩饰之下，作为工业城市的广岛被选中了。在实施核打击之前没有做出任何警告。相应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战争已经不再可能继续下去，人口损失以百万计（多数是日本人），展示核力量所产生的成果是非常丰硕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不得不认真对待摆在眼前的问题。日本政府的反应仍然不够迅速，于是第二枚核弹投向了长崎，至此美国用尽了自己的核能力（但日本政府并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第三次核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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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放到广岛和长崎的核弹提醒我们，对于使用核弹的一方来说，使用核力量对正义的一方是有利的。我们甚至可以寄希望于核武器的使用会让施加于对手身上的暴力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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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对比更具现实意义，我们可以考虑仅掌握数量有限的核武器的民族国家的政府对核武器可能的使用方式，这里所说的数量有限可以是仅有1枚或数十枚核弹，但这个政府所掌握的核弹总数不足以在战场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一般来说我们会期待通过核试验证明的人口打击是这类武器明显的作用，而名义上的战场使用更多包含的是威胁的意思，而不是要真正实现对目标的打击。一个拥有有限数量核弹的政府仅仅会在“恐怖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它们。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区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但是在核恐怖主义上二者区别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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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政府确实或者伪装具有实施恐怖主义核打击的能力，都会将自己降低到恐怖主义组织的地位；同样，拥有核能力或者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已经拥有核能力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将自己的地位提升到与民族国家的政府相同或类似。它可能寻求永久性的保持自己准民族国家的地位，即使没有自己的领土，或者它有可能寻求一片国土，或者在某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当中宣称自己拥有合法地位。考虑到能够制造或者取得核武器所能产生的地位和影响力，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样性质模糊的组织也能够取得必要的外交地位。观察家们也可以放心地认定，在拥有了制造或取得核武器的必要能力之后，这类组织也可向与自己有外交往来的国家派驻办公室和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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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一个有能力取得一枚核弹的组织完全有能力取得更多核弹的观点也支持这样的论证。即使对核武器采取暴力使用也不会让其努力付之东流。进一步来说，不管是对于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成功地使用核武器并不以引爆核弹为必要。因此作为一个有核力量的准国家，这样的组织会获取成功并不是必须要将自己的有限核力量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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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利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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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核武器的组织用什么样的方式使用核武器是很难预测的。由于拥有决策权的人可以用几周、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思考和就其核策略进行争论。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这样长的时间对此进行思考，同时我们也不能确定相应的具体人选，因此很难清晰描绘我们的具体目标和排除不必要的因素。但是，我们能够构建一个使用核武器的可能的模型，并假设我们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成为具有核决策能力的主体时可能会选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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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最具戏剧性但最有效的小规模核能力利用可以采取宣言的方式加以利用。这种宣言是非交战式的，没有其他意义。宣言中可能包含着明确表示核武器拥有者身份的内容，除非武器拥有者或者其所属联盟的身份已经广为人知。另一种选择是这类信息可以通过信息泄露的方式发布出去；或者已经存在一些关于核武器拥有者身份的猜测，回应的方式可能就是简单不予否认。占有核武器的事实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威慑。如果意在引起注意或者造势，一个可信度比较高的声明就能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效果。这个声明可能是机密的或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而声明所指向的政府正是需要进行威慑的对象，或者声明发布者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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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证明这一声明的准确性。我们可以采取虚构的新闻手段来完成对声明准确性的证明，可以揭示只有窃贼或核弹获得者才能了解的细节，邀请相关证人，展示武器部件或者部分核材料，邀请参与核弹设计或者安装的专家就相关细节做出说明，或者进行实验性核爆炸。除却受到干涉的危险，实验性核爆炸可以在未经披露的时间和地点突然实施，也可以事先将消息透漏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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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比较被动但是更戏剧性的方式是避免做出任何声明而直接进行核爆炸。如果目标是攻击小规模的恐怖组织，匿名进行的核爆炸就能足以发挥作用；虽然可能会有其他组织试图声称自己对这起爆炸负责，但真正的实施者不难证明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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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中没有明确的威胁和要求就缺少与非政府核能力紧密联系的重要特点，这种威胁或者要求有助于反映宣言的核心内容，并便于猜测其针对的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除了美国政府所展现的核能力之外，发布宣言或者让其他政府或组织发布宣言已经成了一种传统。相信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人，无论是认为其已经拥有了核武器或者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核武器组装，都相信了“否定性宣言”所具备的可信性（无论他们是否相信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明确且谨慎的展示）。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纯粹、孤立的宣言，这些宣言都会随着事件的进展变得更加清晰。宣言内容逐渐清晰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一些国家政府屡次揭示其自己核试验或展示核力量的行为。最有效的宣称自己拥有核力量的方式是在对方政府宣布自己拥有核力量的同时宣布：“我们也拥有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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