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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中没有明确的威胁和要求就缺少与非政府核能力紧密联系的重要特点，这种威胁或者要求有助于反映宣言的核心内容，并便于猜测其针对的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除了美国政府所展现的核能力之外，发布宣言或者让其他政府或组织发布宣言已经成了一种传统。相信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人，无论是认为其已经拥有了核武器或者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核武器组装，都相信了“否定性宣言”所具备的可信性（无论他们是否相信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明确且谨慎的展示）。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纯粹、孤立的宣言，这些宣言都会随着事件的进展变得更加清晰。宣言内容逐渐清晰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一些国家政府屡次揭示其自己核试验或展示核力量的行为。最有效的宣称自己拥有核力量的方式是在对方政府宣布自己拥有核力量的同时宣布：“我们也拥有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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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种更加积极的模式之下，这个组织可以直接与相关政府进行接触，以期通过自己的要求影响该政府的行为。这个组织完成这样的行为可以是隐秘的也可以是公开的。至少有四种策略组合：公开宣言与秘密要求；秘密宣言与公开要求；秘密的宣言与要求；公开的宣言与要求。这其中涉及的政府可能有几个；被涉及的政府与希望实施打击的目标可能并不相同，通过公开威胁所指向的政府可能隐含着对其他政府或组织进行威胁的目的。利比亚对以色列的威胁实质上可能针对的是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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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也有可能是特定的人群而不是一个政府。施加于某个政府之上的恐慌、疏散、政治压力或者大规模的平民骚乱可能是对于直接指向特定人群的宣言所做出的回应。温斯顿·丘吉尔对德国轰炸伦敦可能引起没有组织的撤离而忧心忡忡，而当时的德国所使用的炸弹威力并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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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积极的威慑行为恐怕就是在实际目标之上使用核武器了。广岛就是一个实施威慑的例证：目标并不在于毁灭这座城市；真正的目标是位于东京的皇居。破坏首都的核心区域足以让整个国家瘫痪；而事实是一枚甚至更多的核武器可能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被用于军事设施和部队集散地。但是即使仅针对军事目标，使用核武器的目标可能也不限于仅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制造爆炸和核辐射的危险，而是要针对广大人群和政府实施威慑（恐怖组织对核设施的打击绝不仅在于对实施军事行动的需求，也不限于对目标进行肉体消灭，这类行动对对手的心灵和意志造成的打击要更加沉重）。在战争时期，针对特定目标的核打击发生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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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可能被拿出来卖掉也不是不可能。一群投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可能会放弃寻求外交奇迹，而在一个有利可图的意义上使用核武器；还有一种可能是从军火库中用偷盗的方式取得的核武器似乎更适合于有偿性质的使用。提起公众对于核武器的兴趣是一个聪明的恶作剧。在收取绑架赎金的时候可能要面对常见的困难，比如要出面收钱或者给出邮寄地址；但是帕蒂·赫斯特的父亲则被要求将赎金交给第三方（为穷人提供食物），如果绑架者的目的不是为了钱，那么问题就解决了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如何令人信服地放弃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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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外部问题是取得核武器的一方要按照一定的仪式解除自己的武装，而不是依据赎金、条件或者妥协。这是一个非常有效地反对核武器的示范。这样完满的状态看似与严肃危险的制造和设计核弹的行为非常格格不入；但是一个通过盗窃或者抢劫取得核武器的不那么专业的集团可能会非常乐意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放弃核武器的行为（也许他们会指出自己处于一种令人倍感纠结的困境：他们手中掌握了核武器，可是该拿这些武器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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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恐怖主义者使用核武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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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往往体积巨大、独立存在、不可升级而且数量稀少。核武器的价值太高，不能被浪费，更要由最可靠的人来进行操作。核武器不是恐怖主义分子靠着人质或者扣押财产就能够要挟取得的。刺杀国家首脑的行为可以与核威慑或者核试验相提并论，但是刺杀国家首脑的行为不会需要冗长的胁迫策略做配合。近十余年的几起恐怖主义行为包含了一些涉及核武器的恐怖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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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质、受控制的建筑、被劫持的船只和飞机、失窃的财物不同，核武器所产生的威胁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而且在谈判取得成功之后也不必将核武器交出去。在古代，会采取大量扣押人质的方式来确保某个部落、城市或者国家的臣服和忠诚。而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除了伊朗之外，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组织的人质变得难以控制，无限期的关押人质对于人质及其控制者来说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高度的机动性和人质控制者的安全都取决于释放人质的地点和对象。我们不得不回头观察二战中的被占领国或者东方曾经被实施军事占领的国家，到那里去寻找稳定的扣押人质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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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或小型组织与大国或大型组织（类似于法国、美国或者苏联）对于核武器使用的重要区别在于吓阻（deterrence）或压制（compellence）（我要为我使用“压制”这个词表示歉意，这个词我在几年前就开始使用了，但是当时使用这个词的目的不在于说明这种区别，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似乎是非常明显的）。这里的“吓阻”是指，诱使对手或者受害者不做某件事情，而且使其在一定时期内一直不做这件事。对于吓阻我们使用了介词“from”。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通过恐惧、焦虑和怀疑让某个人不做某件事情，这是一种更加被动的强制。这里的压制是指，通过恐惧、焦虑和怀疑让某个人做某件事。对于压制（compellence）我们使用了介词“to”。我没有在字典当中找到与我要表达的意思完全对应的词汇，于是我们创造了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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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阻就相对简单一些。完成某项任务的命令需要有一个日期或者截止期限；这样可以避免没完没了地做某件工作。对于压制的默认是一种可见的回应；而在面对吓阻的时候不采取任何措施就不那么明确了。对于压制的默示回应要求作出新的命令；而服从吓阻事实上不采取任何措施，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结果。压制是必须以明示的方式作出的：“后退”的要求需要指明后退的距离；“提供援助”的要求则需要说明援助的类型和方式；而“不要”则取决于已经采取的行动。如果说压制可以通过不作为、没有事件或者授权行为的发生得到了回应，那么对吓阻的回应往往就需要采取积极的作为。在军事行动中，吓阻往往意在阻止其明示的行为，而压制所指向的目标往往与期待的结果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就是目标与手段之间存在关联，而“交钱，否则我就……”就意味着虽然目标是金钱，但是往往需要在目标与手段之间寻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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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假设恐怖主义核威慑有一种针对吓阻而存在的相对优势。对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越熟悉，我们会发现其行动与压制的联系会变得更加松散。发出核恐怖主义威胁的组织或者国家都需要面对可信度的问题；吓阻性质的威胁会更加可信。吓阻的好处之一就是其不需要明确表达，它们更多的是以公开的行动表达出来的。如果你拔出手枪指向正在向你靠近的人，不论是否要求对方，他都会停下脚步；如果你希望他转身背对着你，把口袋里的钥匙从肩膀上面扔给你，那你就必须作出明确的指示才行。吓阻式的威胁不仅让交流变得经济，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模棱两可的状态，它还能够让人们在不作出任何挑衅性行为的情况下发出威胁，不必承认甚至可以否认其所作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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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出在德黑兰人质事件中美国政府想做，但是为不牺牲人质而没有做的事情。但是除了最终支付的赎金之外，我们很难列出确定的、令人信服的、美国政府被迫做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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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者核策略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军事与平民目标。核威胁，尤其是核力量的展示，无论威胁的对象和核力量打击的目标是什么，都能发挥巨大的恐吓作用。但是当一个非正式国家想要在国际社会取得正式外交地位，尤其是在国际冲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要取得其对武器占有的合法性，这是其进行核威慑甚至核打击的前提。它可能不想破坏其支持的一方的声誉。如果这个组织因为其没有国土或者其驻地十分隐秘而认为自己不会遭受报复性打击，它也不会希望其行动的受益者成为打击的对象。就像印度与巴基斯坦、阿根廷与巴西、以色列和利比亚、柬埔寨与越南或者南非与非洲大陆的任何黑人国家之间的冲突一样，恐怖主义者并不想表现出对恐怖主义和非人性的狂热，因而往往会选择军事目标进行威胁或者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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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受到威胁的往往也是军事行为。就像美国政府除非在遭受“侵略性”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不会考虑采取核威慑一样，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在进行自卫或帮助盟国进行防御行动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恐怖主义组织可能也会遵循相同的惯例，并将其威胁对象的范围限制在军事目标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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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做的时候，恐怖组织并不需要表现得比法国或者美国更吓人。为避免本地人口遭受“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或者来自敌对社会的威胁，恐怖组织会尽力让自己的核力量变得更加容易接受，而且与核大国比起来具有更多人性和更少破坏欲。无论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打造自己有特色的立场并不会让他们付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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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实施吓阻的行为或者加以威慑的对象的时候，核恐怖主义者更愿意选择多个目标。如果他们选择吓阻的行为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阻挠，他们会选择对手更有可能服从的方式。这时我要使用一种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作为例证，这样的例证不必加以任何杜撰。在1973年发生的十月战争中，美国为以色列运输武器装备和弹药的飞机被禁止使用任何欧洲国家的机场。当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核威慑：对美国施加吓阻所需要的是将破坏力以百万吨级计算的武器收回而不是投放到这一区域。但20多年一直保持不与北约发生任何瓜葛的葡萄牙向美国伸出了援手，允许美国使用其在亚述尔群岛的机场。一个独立行动或者受到某个有核国家政府暗中支持的亲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声称，任何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行为都是会导致严重军事对立的侵略行为，他们会不惜动用核武器进行反击。他们可以威胁如果空中援助不终止，他们将在任何为美军飞机加油的机场附近引爆核弹。考虑到他们能够证实自己对核弹的占有，因此可以肯定他们威胁的真实性。美国有可能被成功的吓阻，或者吓阻也可以施加在葡萄牙政府之上。还有一种选择是受到威胁地点的平民雇员或者附近的居民可能发动示威、进行破坏或者撤离。但是如果威胁被忽视，而在该地点核弹被引爆，那么恐怖组织在打击军事行动的同时就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平民伤亡。无论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所引起的政治和外交结果怎样（我对此不愿进行任何猜测），对于同情利比亚和埃及的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来说这都不会是一个事与愿违的威胁，更不会成为一场弄巧成拙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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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试图制定应对方案，允许以色列对核威慑进行反制，这就意味着反制的目标是针对一些具有相同或类似战略价值的目标。这样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不确定的局面，而恐怖主义组织是否具有合法的国际地位对我们解决问题的影响不大。我也听到过类似方案中所进行的猜测，如果有类似于利比亚政权那样的政府手中掌握了核武器，它很有可能使用某个组织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或者匿名发布威胁，甚至有可能在不透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引爆核弹。我也听到过一些小规模的有核国家在将核弹交付给空军或者海军之后，中央政府完全丧失了对核弹的控制权。这些情况下，无论核力量的主角是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结局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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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面临相似处境的政府一样，恐怖组织也不会为了试图对其加以干涉的政府的利益而调整自己的核武器部署。而且计划中的真正目的甚至可能不是为了帮助名义上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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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没有背景或者匿名的组织，政府对于核报复或者其他任何的报复行为当然会更加敏感。如果要在人口密集区引爆核弹或者打破日本投降以来的核静默，这样的国家会遭到禁止出口、封锁、外交孤立甚至非核力量打击。与之相反，恐怖组织只需要将载有核弹的船只停靠在大城市的码头，而且不需要任何给养；他们也不必担心受到入侵或者被捉，他们不用为制约我们行动的任何问题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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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差异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然而一旦进入对武器进行实际使用的阶段，国家所面临的外交和军事风险并不比恐怖组织大。即使一国政府针对对方部队或者是平民实施了核打击也未必会成为核报复的对象。对冲突升级、平民打击的恐惧加上对限制核扩散的兴趣会让一些潜在的有能力进行核报复的国家或者组织放弃这种方式，尤其是在可以采取其他报复或者打击方式的情况下。如果一个非政府组织在某个国家政府的支持下使用了核打击能力，这个提供帮助的政府可能也难辞其咎。因此我们认为差异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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