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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以培养潜在不同意见的理念提出了一种重要的差异。一些我们希望相信或者忘记的事情是直接影响我们内心存在的信仰和记忆，它们能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希望与欢乐，悔恨、焦虑罪恶感、恐惧、同情或者骄傲。如果我打算依靠吸烟忘却烦恼，我就需要相信香烟不但不会伤害我，而且可以提高我的幸福感。这种吸烟对人体有害的想法（如果它是可接受的），我也只会在认为吸烟这个习惯让我对自己的健康担忧的情况下才会加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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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具性的观念和消费性的观念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直非常显著。有证据表明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情况下能够表现得更加出色，在经历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之后，如果医生建议病人戒烟，那么病人戒烟的可能性会更高，戒烟的过程也更容易，而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戒烟可能会更加困难（我认为区别在于这两种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前者会认为自己已经戒烟了，而后者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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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菜单能够为白日梦提供什么呢？一种可能是阻止我的思想溜号的机制。在我试图集中注意力倾听某个演说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东西让我开小差。矛盾的是，我也是试图避免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我遗漏的内容就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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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独自思考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我应该在思考某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是在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神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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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游与信念无关，更多是关于精神行为的，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虚构的因素。这里儿童的表现要优于成年人，这可能是由于儿童可以将二者融合起来。我也曾经沉浸在纯粹的梦幻之中，我将其称之为对心爱事物梦境一般的幻想，在其中我是主角，虽然我不会承认这些，但我经常会将自己的梦换种说法讲给别人，而且从儿童时期以来我就很少这么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在成长过程中相信故事情节的能力确实退化了。我也许能够活灵活现地想象出一群被我深深吸引的观众，但是我的切身感受会很弱。孩子对虚幻梦境的现实体验感则更加强烈。这可能是因为孩子不会为自己的梦境感到不安。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菜单中包含了一些可以让我们的梦境更加真实的东西？我的意思不是要让故事情节具有更强的现实性，而是让想象当中的经验感受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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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想象两种可以适用这种强化理念的白日梦。一种是纯粹娱乐性的，与人们所采取的行为和身处的环境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坐巴士或者乘飞机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体验。另一种是我有点羞于承认的，就是在我正在做的事情当中增加一些想象的情节。一些跑步锻炼的人会想象自己参加了一场比赛或者正为伟大的目标而奔跑。其实跑步的时候也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因此精神上的消遣有着很低的机会成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自我麻痹。如果我们能够为艰难的任务增加一些梦幻的色彩，这些任务会变得轻松许多。我不会回答我是否会购买“速效梦乡”的问题，如果市场上真有销售的话；但如果这种东西就放在我面前，我一定会把它用掉。提高我们白日梦的质量听起来有点让人害羞的孩子气；幸运的是，我们的白日梦当中真正孩子气的东西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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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菜单上关于白日梦的最后一件东西，白日梦抑制剂。做白日梦是一种孩子气的浪费时间的行为，一种坏习惯，我们会不会改掉这种坏习惯呢？做白日梦是否和痴迷于电视节目一样是一种低级的娱乐方式呢？如果我们不能改善自己的梦境，我们是否就应当将其彻底关闭？我们是否喜欢它则取决于我们的实际行动。如果做白日梦仅仅是一种我们逃避现实问题的方式，那么即使我们不做白日梦也能找到其他的方法逃避现实问题。当我们找到其他方式逃避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会选择做白日梦的老办法。如果新的方式能让我更快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会欢迎它。如果在长途巴士上我除了做白日梦之外其他的事情是研究椅子背面的装饰布或者查看路边的广告牌，提高白日梦的质量要比降低其质量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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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特定规则而言，人脑有时会比较尴尬，尤其是经济学、决策理论和其他发现理性消费者具有非常强大的创造力的规则。理性的消费者被看作拥有能够储存和处理信息的大脑，可以进行计算或者至少可以进行成功的对比，能够想象、参与、感受、体会，而且能够为对比和选择刺激情绪。是否冒着遇到坏天气的风险在参加登山季后赛，这时候是不是灰溜溜或者不光彩地溜走，是不是再生一个孩子，是不是接受更低的工资去做一份更有意思的工作，是不是把喝红酒的钱省下来买一套音响或者把去高级餐馆吃饭的钱省下来买部新手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大脑就需要具备依据记忆中的经验和描述以及想象力来抽取愉悦和痛苦感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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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怎样决定他是要吃烧鲑鱼还是要吃烤鸭都与决定理论无关，至少在他的决定过程没有与理性决策理论的其他模型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这在我看来（这里我是作为一名消费者而不是经济学家），看着菜谱点菜与通过观看预告片选择看哪部电影很类似，我会将烧鲑鱼味道的质量存在自己的脑中，但我保存的不是味道本身而是其美味的程度，对烤鸭的味道我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接下来我要比较二者美味的程度并给出自己的选择。但我也不能做到完全确定；如果我观察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我的决定有可能是观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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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有可能相信，如果经过思考的话，我选择的烤鸭是在我的大脑中被消费的。而不是在我心中。我可以说我消费了那只烤鸭，也可以说我消费的是我在头脑中创造的那只烤鸭的味道；我们也可以说我消费的是大脑中由味觉和嗅觉器官引起的化学和电子活动，事实是除非我们关注的是大脑本身，否则不会为我们增加任何其他的东西。人们精神上的活动还是存在的；光是看着这只烤鸭还不是品尝的一部分内容，但是能够成为品尝的一部分，然而美食带给我们的视觉享受和品位美食带给我们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期待吃一顿烤鸭，盼望着大快朵颐是另外的一种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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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位美食家花上半个小时选择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顿晚餐，仔细审视主厨展示的原料，与侍者讨论红酒的选择，并在适当的时机送上餐桌；微笑面对围坐在餐桌边的亲朋，试酒后表示满意，并看到第一道菜完美呈现在客人面前，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死于心脏病，我们能说这半个小时是他人生中最完美的半个小时。再进一步，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完美的一次晚餐，是他吃过的最棒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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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他没有遇到突发心脏病，而是完整地享受了这个过程，并在几天之后向他的几位美食家朋友讲述这顿完美晚餐的时候，让他真正感到享受的是讲述这顿晚餐的过程甚至超过品尝美食的过程。就像一位网球选手在回忆一场艰难取胜的比赛时，他真正记住的是自己的胜利，而不会是在一场酷热难耐的下午险些输掉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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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察让我产生了人脑作为一种消费器官的观念。我们用自己的嘴巴、鼻子、耳朵、眼睛、感官、皮肤、手指来消费，用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和内部荷尔蒙作出反应；我们消费的是对痛苦、疲劳、瘙痒和痛苦的解脱。但是我们也通过思考消费，我们消费的是对过去的记忆；对未来的期待；精神上的享受，比如同事的尊重、邻居的友好和孩子的健康；我们甚至可以诱导我们的头脑消费一些并不是非常令人欣喜的想法。我们同时消费着好消息和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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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会花费资源用于寻找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的真相，这有点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人们想要知道多年前去世的孩子没有经历过多的痛苦或者骄傲地死去。这其中混合了许多情感。如果一位离家多年的游子历尽艰险回到父母的病榻之前，他的父母得到的仅是临终之前短暂的关爱与宽慰。这短暂的关爱与宽慰的价值与绿野仙踪当中桃乐丝的奥兹之旅相比孰轻孰重都是精神消费的过程。子女为陪伴临终父母而请假和花费的路费都属于为陪伴父母而必须支出的成本。如果父母去世的突然，而没有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这些成本就是巨大的浪费。但如果子女还是见到了临终的父母，那么他们会认为这笔钱花得很值，这就是精神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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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讲，其他人会想要了解并关注子女们是不是见到了临终的父母。而且会有人对此足够关心，以致乐意加快子女们回家的速度或者有限的延长父母清醒的时间好让双方能够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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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说来，这毕竟仅仅是个故事。我们会被其中的悬念仅仅抓住，关心并想要知道人生会怎样被这意外惊喜重新定义，即便故事的主人公面对死亡仅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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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头脑至少要扮演两个关键的角色：一是在我们获取的大量信息当中筛选和决定消费哪些信息分析和处理机制，一是直接消费快感的产出者，作为愉悦机制。就像电视能够吓到小孩子或者通过发布坏消息而带来悲恸，人脑能够产生恐惧和狂喜、愤怒和安慰、悲伤和愉快的记忆、回应和期望。这也是部分地基于人脑的另一个特点：它并不总是那么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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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在试图回忆的时候大脑空白，需要快速反应但头脑短路一样，人脑也会产生让人悲伤或者倒胃口的回忆。它会将丑恶的事物与美好的事物联系起来，或者在我们试图回忆某段旋律的时候用没完没了的嗡嗡声打断我们。它就像一个有着自己主张的复杂机器，而且不会很情愿地成为我们的仆人。或者我们很有可能还没有学会怎样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头脑。在我们的传统中，我们会强调自己的头脑是一种辅助器官，信息的存储、提取和表达机制转化为交流、分析等任务，而且我们不会鼓励自己的头脑创造出可能排除对立信息存在的愉快和安慰性的想法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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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在进化过程中被作为具备多种用途和能力的器官，这一器官并不完美，但它的瑕疵与人体的其他组成部分又紧密联系，并在不同维度上从其他人体部分的进化中得到补偿。我们将其与分析思维和语言能力甚至记忆分类联系起来的部分是人类进化的近期成果；它们尚未在某些决策和哲学理论当中得到自主地位。尤其是在考虑到一个人是不是有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是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在作出决策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正确使用自己的价值观，这种认识非常有意义。当需要做出决策的时候，也就是在面对特定刺激需要做出反应的时候，一个理性的个人需要有能力认识并审查自己的各种偏好，其目的不仅在于需要做出一定的反应，更在于需要其做出的反应符合其一贯表现出来的偏好。他的头脑不仅可能会选择性地传递信息，而且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其更为欣赏的信息之上。我们知道，人们会将更多的关注挡在薯条、性感图片和吸引人的卡通招贴画上；我们也知道外部执行机制和内部化学机制都能够麻痹或者压制特定的行为；我们有一些经验性的基础去相信（多数是不相信）人脑能够平等地、非歧视地处理信息和审查记忆，以此确保人们在决策的时候不受暂时性刺激的影响，无论这些影响来自事物、恐惧、性、情感、麻痹性的快感或者吸引人的暴力。人们信念当中为取得有限制的“可识别不协调”的下意识的妥协经常被看作一种欺骗性或者不受欣赏的过程，是需要加以防备的。也许这样的不协调会像其他不协调一样不受欢迎，但是我的初衷是想要提供必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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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不要考虑这样一些事实，即人脑会神游，会产生幻想，而且会轻易地被谜团、神秘事件和白日梦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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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人脑具有同样的特质，即使伟人的大脑也不能免俗。尽管这么说可能让人尴尬，但最为理性和最为感性的大脑都有着同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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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一个有趣的问题：造物主以基因的方式繁衍还是基因以造物主的方式繁衍？我是在心灵的帮助下体验人生，还是我的心灵在我的帮助下体验人生？我不知道是谁掌控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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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1945年2月15日—），中文名侯世达，美国学者、作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意识、类比、艺术创造、文学翻译以及数学和物理学探索。因其著作《哥德尔、埃舍尔、巴赫》获得普立策奖（非小说类别）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科学类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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