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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德的《存在主义的挑战》出版后三年，巴雷特的《非理性的人》（1958）成为另一部有代表意义的存在主义论著。29前者以哲学研究者为对象，后者则以一般知识分子和公众为对象，影响也更广泛。和怀德相似的是，巴雷特也以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来确立它的哲学特征和价值。怀德和巴雷特这两部关于存在主义的著作虽然看来与阿伦特1946年介绍存在主义的文章没有什么联系，但细究起来，与阿伦特对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却不是没有关联。阿伦特本人就由于和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相似的哲学背景而对分析哲学和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相当否定的态度。这种否定甚至透露出一些德国哲学特有的傲慢。她有一次对巴雷特说：“我弄不懂你们美国人怎么会这么欣赏到美国来的二流欧洲实证主义者。像卡尔纳普（Radolf Carnap）和亨佩尔（Carl G.Hempel）这样的人在欧洲是个笑话。他们该去的地方是健身房，不是大学。”巴雷特承认，美国是一个“新国家”，美国人的哲学水平就是如此，“我们是知识的新手，不管什么文化影响都急着要吸收，有时候也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吸收”。30阿伦特把存在主义介绍到美国时，坚持的是她心目中最有分量的德国存在主义，尤其是具有积极人本主义反抗政治意义的雅斯贝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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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W. Kaufmann）于1956年出版的《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是存在主义在美国形成经典的标志性著作。31这部文集包括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除了哲学家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还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和加缪。这个存在主义的经典由哲学和文学混合而成，令人回想起阿伦特早先从哲学和文学介绍存在主义的往事。在考夫曼的文集中，雅斯贝尔斯的75页篇幅远超过海德格尔的47页，也使人想起阿伦特对雅斯贝尔斯的强烈肯定。这部文集至今仍在美国不少大学中用作教学材料。存在主义在美国不再是一个纯哲学的传统，而是一种哲学和文学的结合。而且，也正是由于文学对存在主义的表现，存在主义才成为一种特别能吸引一般读者、特别能打动一般人想象的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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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到20世纪50年代末，存在主义在美国从最初介绍到形成经典，阿伦特与之关系可谓不浅。这不只是因为阿伦特最早对存在主义作了介绍，而更在于她对存在主义作了有意识的重新导向。存在主义的侧重因此而能从荒诞意识转化为直面荒诞和反抗荒诞，从旁人是地狱转化为人性化的群体，从虚无主义转化为坚持存在真实的价值，从超然的存在思考转向强调公共参与的入世行动。阿伦特对存在主义有意识的重新导向，它所体现的社会关怀和价值取向，都与阿伦特在纳粹极权统治下的切身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种切身体验，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有深刻的思考和强烈的反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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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对极权，思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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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并不是一个哲学家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但存在主义的关怀却渗透在她的思考和著作中。在她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的危机和帝国主义的崛起带给人类的灾难性破坏。32在重大的危机中，像德国和俄国这样的民族国家沦为极权国家。阿伦特指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和焦虑为极权国家的崛起准备了土壤。对极权统治，人的存在危机甚至是比政治、经济更重要的因素。正是在人对自己的存在失去了把握，在孤独和焦虑中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极权统治的未来世界蓝图才有可能打动人心，它的全能意识才有可能冒充包治社会百病的救世良方，它的国家机器才有可能名正言顺地行使暴力和恐怖。阿伦特作为欧洲人，尤其是作为德国犹太人的生存困境和苦难，促使她以切肤之痛的体验去思考极权和人的“存在绝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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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思考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反斯大林主义”不同。阿伦特认为，从“反斯大林主义”来反对极权，会造成错误的印象，那就是，反极权仅仅是共产党内斗争的一种形式。她批判极权主义，是因为纳粹和苏联极权体制对人类存在造成了空前的威胁。批判极权在当时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性。阿伦特于1948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尚可进一步修订的情况下将其出版，就是因为有这种紧迫感。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在阿伦特传记中记叙道，当时美国知识分子在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极权问题上相当混淆，阿伦特“反对的不只是斯大林，而更是一般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所以才迫切要出版这本书”。33阿伦特的政治观不是美国主流的那种自由民主，它的欧洲社会民主和共和主义色彩不仅表现在阿伦特强调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而且也表现在她把政治之“好”建立在人存在的自由之上。这种自由首先不是体现为法定的权利，而是体现为人的充分的自足性，即作为自由思想、自由判断和自由行为主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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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介绍存在主义的时候，也正是她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时候。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阿伦特对极权所作的最具深远意义的反抗行为。同样，阿伦特介绍存在主义的方式和对存在主义积极意义的解释，其本身也是对极权下荒诞存在的反抗。1946年阿伦特把存在主义介绍给美国的时候，正是她在相当艰苦的环境下准备和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三个年头。阿伦特1941年移居美国，和丈夫、母亲一起过着困苦的生活。阿伦特靠给报纸写稿和在布鲁克林学院任兼职教师维持生计，丈夫则在新泽西的一家工厂干重体力活。1942年，德国纳粹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欧洲陷入了最黑暗、最令人绝望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阿伦特于1943年初开始计划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多年以后，阿伦特回忆起这段生活时的心情：“我们起初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丈夫一向说，纳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就连他也不相信这事。我们不相信，因为军事上完全不需要（集体屠杀犹太人）。集体屠犹（和以往的杀敌）不同，它真正犹如开启了邪恶的深渊。”341944年，纳粹屠犹达到了高潮，这时候，阿伦特参加了与犹太人政治有关的工作，为欧洲犹太文化重建组织做研究工作，并在Schochen出版社兼职。她丈夫从1945年到194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失业，因此也得以全力协助阿伦特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于1949年完成了《极权主义的起源》这部重要的著作，前后花了6年时间。阿伦特将这本书题献给与她患难与共的丈夫。阿伦特去世后，骨灰即安葬于她丈夫曾执教过的在纽约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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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末，在阿伦特思考极权主义的时候，极权本身就是一种不能以现成哲学或道德思想解释的“极限境遇”。作为一个犹太人，阿伦特侥幸逃脱了纳粹极权的魔爪，但作为一个存在的个体，她却必须一直面对极权主义问题。她在思想能及的极限之处面对这个问题。正如汉森（P. Hansen）所说，“作为一个思想者，阿伦特必须面对现实，面对人们接受的一切哲学范畴都束手无策的现实”。这是因为，“这些哲学范畴本身就是产生希特勒和纳粹运动的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在德国这个哲学理性影响知识文化远胜过其他国家的地方，整个社会居然都投向了纳粹主义”。35正是这个在思想极限处的极权问题，为阿伦特在最黑暗、最孤独的时候提供了解读人的普遍存在意义的钥匙，那就是，人必须在共同世界的公共生活中才能有真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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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思考不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而是一种“故事”意义的历史叙述。凯诺文（M. Canovan）说，《极权主义的起源》就像“是一部可观的艺术作品”。36它叙述的是两百年欧洲历史如何逐渐形成极权的基本因素，终于导向纳粹有计划地要消灭整个犹太民族。对于理解极权主义，这部著作“与其说是精确分析，还不如说是提示和引喻”。37文学性是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20世纪前半叶具有伤害力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巨变迫使阿伦特把说故事用作理论思想的一种形式”，因为唯有故事才能揭示这些事情和变化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缠在一起。38阿伦特写道：“思想的内容是什么？是经验！没有别的！我们只要失去了经验的基础，便会钻进各种各样的理论中去。一旦政治理论家开始构筑（理论）体系，他通常就只会抽象理论了。”39说故事就是紧贴人的生存经验，以一种不同于抽象理论的方式去思想。阿伦特在她的思想历程中，从来没有离开或忘却的生存经验就是20世纪极权对人类的灾难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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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极权现实把灾难和绝望降临到阿伦特身上，使她不能不生活在荒诞之中。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人性灾难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荒诞象征。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一个在魏玛时期已经废除一切歧视犹太人法令的政治制度，竟然会在十数年间沦落为一个最邪恶、最黑暗的制度和政权。世界还是这个世界，人还是这些人。荒诞不在世界，亦不在人，而在这二者的关系。这二者如此敌对，却又如此不可分，因此才荒诞。世界、人、历史并无先在的意义，人必须自己将意义赋予他的生存世界和经历，出发点便是对存在荒诞的认识。阿伦特的存在主义解说和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样，都是这样一种存在认识的起点。它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而是以切实生存需要和体验来“介入”世间问题，即存在主义哲学家马赛尔所说的存在介入。这种介入造就了阿伦特自由而独立的思想，它使阿伦特能正视荒诞，并真正“以骄傲的反抗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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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看上去已经完全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末阿伦特的世界，但是人类却仍然面临如何走出荒诞状态的问题。这是人们至今仍在不断讨论阿伦特的原因之一。在一个不能消除荒诞的世界中，人在面对恶的时候，只有抵抗恶、战胜恶。恶虽败而不能绝迹，人虽胜而不能止步，人和恶的胜败总是存在于相对之中。只要我们仍然感觉自己生活在荒诞之中，只要我们仍然在真实绝迹的世界中继续追索真实，在理性被践踏的生活中继续坚持理性，在意义虚无的生活中继续探求意义，存在主义就仍然在描述我们的生存处境。只要我们意识到人的追求、坚持和探求充满了不确定和偶然，只要我们把未来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抽象的主义或原则，而是寄托于每个具体个人的思想、判断和责任，存在主义就仍然在提示我们如何积极生活。存在主义思想家和作家之所以重要，也许并不在于他们具体的哲学建树，而在于他们所身体力行的自由理念和希望。人们在生存世界中越是不自由，越是孤独无助，越是绝望彷徨，也就越能觉得这个理念和希望的可贵。阿伦特并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但她却是从存在主义所体现的理念和希望介绍和实践了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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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往事和争议：《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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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以秘密绑架的方式在阿根廷逮捕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并送回以色列，引发阿根廷与以色列的外交纠纷，一时成为新闻。艾希曼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1941年至1945年任纳粹盖世太保犹太事务部主任。他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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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4年由于负责达豪（Dachau）集中营而受到海德里希（Reinhardt Heydrich）的赏识。1937年艾希曼曾经前往海法与开罗，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后来艾希曼向纳粹提交了以经济理由反对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1942年1月艾希曼出席万湖（Wannsee）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由他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流亡到阿根廷。艾希曼被逮捕后于1961年2月11日在耶路撒冷受审，同年12月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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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被逮捕以后，以色列将如何审判他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当时直接可以比照的审判模式就是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但是以色列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理安（David BenGurion）在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中说，只有“自卑心作祟的犹太人”才会怀疑以色列不该审判艾希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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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认为，以色列审判艾希曼并无不妥。但是，关键问题不在于以色列是否拥有审判司法权，而在于以何种罪行控告艾希曼。她认为，无论是在纽伦堡，还是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所面临的都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2“行政谋杀”在纽伦堡审判中首次被确认为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阿伦特的看法很明确，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尽管（纳粹的）罪行首先是对犹太人犯下的，但它并不局限于犹太人和犹太问题”。3在1960年12月给老师和朋友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写道：“人类现有的法律并不足以恰当地在法律或政治上（给人类之敌）定罪，但也只有这种法律工具可以使用。”4阿伦特早在1951年就已经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初版序言中表述过类似的思想。她指出，极权主义的危害是针对全人类的：“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开始摧毁人的本质”。5摧毁和灭绝人性，侵犯和残害人类，这才是国际社会谴责主权国家内极权主义邪恶的道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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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往事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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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阿伦特以《纽约客》杂志报道员的身份见证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共写了五篇报道，后修改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阿伦特在艾希曼案的报道中，多次提到她对以色列总检查长霍斯纳（Gideon Hausner）的看法。霍斯纳代表的是以色列政府立场。阿伦特与霍斯纳之间最重要的分歧是，历史真实是否应当服从政治需要。阿伦特担心的是，像霍斯纳那样仅仅以犹太人受害者的名义去审判艾希曼，会导致犹太国家以政治需要主导审判。当这种政治需要与完整的历史真实发生矛盾时，后者就会被牺牲掉。这种情况在1953年以色列以国家的名义控告公民葛鲁恩瓦特（Malchiel Gruenwald）“诽谤”政府官员卡兹纳（Rudolf Kastner）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阿伦特在对艾希曼的报道中再次提出卡兹纳与纳粹合作的往事，并由此涉及“犹太委员会”的类似行为责任。这成为她报道中最受争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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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鲁恩瓦特是一个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后移居维也纳。1937年他在维也纳因遭反犹暴徒攻击而致残。1938年，他全家迁移到耶路撒冷定居，并以积蓄购买了Zion广场边一家有十个房间的小旅店。葛鲁恩瓦特的弟弟在“二战”期间被匈牙利当局杀害，另有52名亲属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葛鲁恩瓦特早年当过非专职记者，20世纪50年代他决定重操旧业时，已经7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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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鲁恩瓦特从事的是典型的公民新闻。他自费出版一个大致一周一次、每次3页的油印小报。他用德文写稿，再请人译成希伯来文，每期印1000份，由他自己邮寄或分发到当地的咖啡馆，全部免费。这个小报的报名就叫《致我的Mizrahi朋友的信》（Mizrahi指的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葛鲁恩瓦特小报的宗旨是揭露真相，它批评的对象包括腐败的领导人、不称职的神职要人、贪婪的公职人员和当权者，尤其是当时执政的Mapai党（以色列工党）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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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葛鲁恩瓦特在第51期的小报里指责工党官员卡兹纳曾经与纳粹合作。卡兹纳当时担任以色列商业部发言人的要务。在纳粹屠杀犹太人期间，卡兹纳曾经是匈牙利犹太人援助和救援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葛鲁恩瓦特指称，卡兹纳与纳粹的合作造成了匈牙利40万犹太人的死亡，而且，在战后卡兹纳还在纽伦堡审判时为党卫军上校贝赫（Kurt Becher，曾任盖世太保的经济主管）作证开脱，结果让贝赫逃避了战争罪行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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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色列只有《自由报》（Herut）注意到了葛鲁恩瓦特对卡兹纳的指控。该报的政治专栏作者马可斯（Yoel Marcus）指出，匈牙利犹太人议论此事已有三年，卡兹纳必须就此事给公众一个交待。卡兹纳的上司商业部长约瑟夫（Dov Yoseph）认为，卡兹纳如何处理此事是他的私事。但是检查官科恩（Haim Cohen）认为，“在（以色列）这个崭新、纯洁和理想的国家里，沾有这种污点嫌疑的人是不能在高级位置上起领导作用的”。于是，卡兹纳不得不同意以色列政府替他控告葛鲁恩瓦特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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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鲁恩瓦特的诽谤案审理原先计划四天完成，结果延续了两年。1955年结案时，葛鲁恩瓦特被无罪开释。法官哈勒维（Benjamin Halevi）同时也对卡兹纳作了“把灵魂卖给魔鬼”的结论。但是卡兹纳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958年，以色列最高法庭推翻了1955年的判决，那时候，卡兹纳已经被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暗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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