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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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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名为“片段”（Bruchstucke）的书。这是一部回忆录，讲述一个犹太孩子在犹太圈禁区和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苦难经历。书的作者是一位第一次写作的瑞士人，名叫本杰明·维克米斯基（Benjamin Wilkomirski）。维克米斯基当时是一位竖笛演奏师和制作人，从他的叙述来看，他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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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幸存者叙述逐渐成为自传写作的一种新形式。许多幸存者叙述都是作者唯一的一部著作，而且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的。这类著作一般都不是精致的作品。它们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全在于故事中的遭遇、事件、环境非常特殊，特别具有催动同情和移情的效果。单单叙述者能存活下来讲述这些故事，就已经足以引发读者对这些故事的兴趣和想象。在这些幸存者叙述中，有的确实后来成了“文学名著”，如维赛尔的《夜》（Night）和意大利人普里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幸存者叙述是不是够得上文学水准，往往就是拿维赛尔或莱维的回忆作品来作标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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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一出版，立刻受到普遍好评，被认可为又一部幸存者文学名著。《片段》以一个四五岁孩子的口吻叙述了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遭遇。这个叙述者既不同于《夜》中那个15岁的少年人，也不同于《如果这是一个人》中那个24岁的青年人。《片段》记载了极为清晰感人的场面，但却呈现为片片断断的记忆碎片，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把经典现实主义和后现代自我意识融合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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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十几种文字，也受到了国际评论界的广泛注意。在英国，它获得了“犹太书籍国家大奖”（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击败当时参加竞争此奖的著名作家维赛尔和卡津（Alfred Kazin）的作品。维克米斯基成为公共媒体竞相邀请的人物，他在不止一个国家的电视台上亮相。他参加许多朗诵他作品的表演会，并由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赞助在美国巡回演讲。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都把维克米斯基当作自己的代言者。然而，就是这部作品，后来成为轰动一时的欺骗丑闻，促使我们思考见证、口述叙事、自传等叙述类作品的真实公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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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忆窃贼”和身份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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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27日，瑞士记者丹尼·甘兹弗里德（Daniel Ganzfried）发表文章，称维克米斯基伪造了他的生平。甘兹弗里德称，那个名叫维克米斯基的孩子从来没有被关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维克米斯基实际上于1941年出生在瑞士，原名为格罗斯让（Bruno Grosjean），并不是犹太人。维克米斯基立即否认了甘兹弗里德的指控。《片段》一书的不少读者都对维克米斯基表示支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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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兹弗里德的文章被欧洲和美国的许多报纸所引用。1999年，莱品（Elena Lappin）在极有声望的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葛律维奇（Philip Gourevitch）在著名的美国文学杂志《纽约客》上分别发表了深度评论维克米斯基事件的长文。两位作者都支持甘兹弗里德的说法，并对他的材料提供了补充。葛律维奇尤其措辞严厉，在文章题目中直接将维克米斯基称为“记忆窃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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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片段》一书的所有出版社，包括美国的Schocken出版社，都回收此书，停止它的发行。维克米斯基一下子从大屠杀英雄般的幸存者变成了一个骗子，从大屠杀记忆的保存者变成了出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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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维克米斯基在瑞士的代理人为了应对《片段》一书引起的争议，聘请瑞士历史学家米契勒（Stephan Maechler）对维克米斯基进行独立调查，以确认甘兹弗里德的说法是否真有根据。在调查期间，维克米斯基一直坚持，批评他的人盗窃了他的人生，并声称，他们的实际目的是借此否认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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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维克米斯基已经信誉扫地，《片段》一书也已经停止出版，成为旧书店里的稀罕书籍。先前称赞过《片段》的刊物纷纷撤回好评，为他颁过奖的机构也撤回给他的荣誉。包括大屠杀幸存者在内的公众舆论纷纷批评维克米斯基弄虚作假，甚至谴责他为反对记忆大屠杀制造口实。维克米斯基自己则退出了公众视线。他虽然坚持自己的清白，但不再接受采访。1999年10月，一位瑞士律师甚至正式起诉维克米斯基，称《片段》为“冷血欺骗”，又称自己因为这本假书而受到了种种伤害：被骗了书钱，读假书花了不该花的时间，还无端付出了诸多同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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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米契勒的调查结果以《维克米斯基事件：生平真实研究》一书的形式公之于世。书中同时附录了维克米斯基自己的否定说法，也把《片段》作为附录置于书后。此书英译本于2001年由Schocken出版。Schocken本来就是《片段》一书的英译本出版者，米契勒的《维克米斯基事件》让《片段》以附录的形式重新面世，符合Schocken的利益，尽管这样，《片断》却再难是一部可以单独出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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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契勒着重指出，《片段》的问题不只是作者在作品中假冒叙述者的犹太人身份，而且更在于他在公共场合不断坚持假冒虚伪不实的身份，因此成为一种欺骗公众的行为。米契勒从他详细的调查中，得出的并不单纯是维克米斯基身份真伪的简单结论，而且进一步分析了他为什么假冒犹太受害者的身份。米契勒的调查发现，维克米斯基的真实姓名是布鲁诺·格罗斯让，瑞士人，生母是伊旺娜·格罗斯让（Yvonne Grosjean）。伊旺娜生下这孩子时，并未结婚。她在民政机构的督导下，独自抚养这个孩子。由于生活窘困，不断变更住所。布鲁诺两岁时，第一次被照顾孤儿的家庭领养，后来又换了好几家，受过虐待，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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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布鲁诺4岁时，苏黎世的道瑟科（Kurt Dossekker）医生夫妇收养了他。医生50多岁，太太40多岁，没有孩子。他们是说德语的新教徒。维克米斯基一直住在道瑟科家，但直到1957年他16岁时才被正式领养。米契勒的调查发现，这段时期，维克米斯基因为缺乏安定感，缺乏父母关爱而受到心理的伤害。在《片段》中，维克米斯基以道瑟科夫妇为原型所描述的养父母生性冷淡。他虽然从小生活优越舒适，但却始终得不到亲情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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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瑟科夫妇想把维克米斯基培养成为一名医生。维克米斯基先是进了医学院，但很快就转到日内瓦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毕业后，接着又到维也纳音乐学院深造，后来成为一位音乐演奏者和老师。20世纪60年代，维克米斯基开始学习历史，说是为了寻根。1979年，维克米斯基认识了在苏黎世开业的以色列心理学家伯恩斯坦（Elitsur Bernstein），并接受他帮助“恢复记忆”的治疗。这种心理治疗的可靠性和伦理性一直受到质疑，因为它太依赖于治疗师的诱导，甚至常常运用催眠术或精神病药物来帮助寻回或唤醒记忆。据维克米斯基自己说，他的《片段》就是如此恢复记忆写成的。这样的治疗帮助他回忆起一段段儿童创伤往事：从小失去父母，眼见父亲死去，自己被遗弃，母亲又死在集中营里。《片段》中有多个母亲人物，她们都不能对幼小的孩子负起母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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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契勒的调查还发现，维克米斯基收集和阅读过许多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书籍，光是他自己拥有的这方面书籍就超过两千册。维克米斯基写作《片段》，运用了自己儿童经历中的感情创伤，但却用犹太人大屠杀事件的细节来代替自己的真实生活细节。维克米斯基沉浸在大屠杀历史中有30多年之久，加上他也许本来就已经记不清自己幼年时期究竟有过怎样的实际经历，这种记忆发生的心理置换便以《片段》的形式叙述出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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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契勒对维克米斯基写作《片段》采取的是相当持平的理性解释，而不是道德指责。《片段》中的个人经历最突出的是孩子眼中的父母死亡和消失，他所依赖的大人们冷淡而且残忍。他因缺乏母爱和真正的亲情而缺乏依靠和安全感。维克米斯基看来并不是存心在编一个假故事来欺世盗名。他的写作完全可能出于一种真实的心理需要，甚至他自己也以为这个虚构的故事说的就是他真实的自我。他的书写得情真意切，不只是他自己彻底投入，读者也跟着他彻底投入，将故事信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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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契勒不同意甘兹弗里德的结论，他认为，事情的原委并不像甘兹弗里德所说的是“一个蓄谋已久、深思熟虑的骗局”。其次，“维克米斯基并不是在某一天精心构造了一个人物，编造了一个故事，用来欺骗全世界的人们。他今天的身份，是他在40年间，并未经过计划，随时随刻，由新的体验和需要，一点一点编织而成，由于没有计划而矛盾多多”。5对维克米斯基来说，写作《片段》与他的童年创伤是分不开的。而对于社会来说，维克米斯基的故事让人觉察到某些领养方式对儿童的伤害。维克米斯基的母亲是因为民政当局强迫才交出孩子的。道瑟科家要维克米斯基学医，为的是继承他家的医院。道瑟科家的亲戚则因为维克米斯基分了他们的家产而对他充满敌意。养父母对他的过去一直守口如瓶，坚决不准他见生母，这更使他对自己的身世想入非非。米契勒写道：“我觉得所有这些都显然加重了（维克米斯基）原有的创伤，使得他更加有需要在想象中寻找逃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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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见证文学的“道德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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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一个故事，听一个叙述，往往与作者有一种尽在不言之中的默契，文学教授冯·麦特（Peter von Matt）称之为“道德合约”，它特别能解释我们如何倾听和阅读像《片段》这样的见证叙事。7《片段》能深深打动读者，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道德合约作用。道德合约指的是一些与价值有关的默契。每个故事或叙述都是以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为框架的。读者一定是在接受了这些价值观的前提下，才会觉得故事说得好，觉得受到感动，觉得心不由己地同情故事中的人物。相反，如果读者不接受故事的基本价值框架，无论故事说得多么技巧，他都不会被感动，不会同情和投入地理解故事中的人物，也不会有读到好作品后的那种酣畅和快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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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就是一个作者与读者道德合约起作用的例子。《片段》是以一个语言枯竭的儿童的口吻来叙述的，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只是从他哥哥那里学了一些在纳粹集中营求生所必须使用的零碎语言。用这样一种语言，他告诉读者，“按照（他们）计划的逻辑……和规则，我们（这些犹太儿童）早都应该死了”，“但是，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对逻辑和秩序的活着的抵触。我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我只是在用词语尽量原样原说，说我看见了什么，我的儿童回忆是什么，没有角度，也没有焦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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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故事都是用这种干巴巴的语言和一两句话的段落在叙述。而打动读者的则恰恰是这种非常古怪的叙述特征。由于这些特征符合叙述者的经历，它们反倒显得十分奇特，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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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集中营孤儿的叙述与读者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价值合约，那就是，世界上的人分成“受害人”和“加害人”两种。“加害人”不一定是直接运用暴力和武力来杀戮和迫害的“刽子手”。加害人包括那些在灾害发生时袖手旁观的“大多数”，也包括那些对灾难幸存者叙述装聋作哑、冷淡漠然的人们。这样一种黑白两分的知觉意识是受害者因长期恐惧和孤独而形成的。阅读他们的故事，读者需要接受这种知觉意识的合理性，并进入这种知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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