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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者记忆叙述的另一个公众作用是，它坚持一种与不把人当人相对立的立场。它肯定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意义。人们往往会有疑问，不同见证者的遭遇都“差不多”，有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见证都一一完整保存下来？就像每一个和别人生活都“差不多”的人，有他自己存在的价值一样，每一个见证者的遭遇叙述也都有它的个别意义。每一个见证人把自己的记忆叙述出来，证明的是，幸存者作了见证，没有沉默。对于那些身处苦难之中生死未卜的人们，见证根本就是一件他们想都不曾想过，或着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见证表明的是，在“苦难而死”和“苟活而生”之外，人还有另外一种更有意义的存在方式，那就是“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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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作见证是一种为自己的生命做主的生存方式。正如哲学家马格利特说的，人们在苦难发生时苟活。大多数人苟活，确实只是为了苟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是为了作见证”。但这些少数人却为所有活下来的人创造了一种“活下来”的意义和理由。那就是，“在最严峻的逆境中，努力像为自己生命做主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做主，这是一种使命，“一种讲述自己的故事，带着见证意识活下来”的使命。15哪怕是那些曾经真的只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们，在可以讲述苦难的时候，只要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一样可以找回自己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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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者记忆叙述的另一个公众作用是，它要求公众对受害者有一种人类伙伴的信任和认同，共同对“不留活口”进行抵抗。正如马格利特说的，倾听见证叙述，必须“先信人，才能信故事”。马格利特指出，见证的道德力量来自真实的目击，不在于目击者对苦难有多深的理论、思想或特别见解。16我们相信见证者故事的真实性，是出于我们对见证者的“信任”：“对于别人的见证，我不可能用自己有限的观察去核对它的真实性。我只能靠别人去核对它的真实性，也就是说，我只能依赖见证人的见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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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经由与见证人的认同关系，去信赖他见证的真实性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与见证人没有这种认同关系，对他们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那么我们也就会从一开始就怀疑这种见证的真实性。因此马格利特说：“对可能的见证人，我对他这个人的态度先于我对他见证的态度，我相信他这个人，于是我相信他所说的话。……过了一段时间，我对见证者们的态度也许会发生变化，增加一些可信的，去掉一些不可信的。但在这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中，对人的忠诚和对事情的了解仍然是同样重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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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要确定见证的真实性，还得靠其他见证。如果对见证本身没有信心、没有信任，或是采取怀疑和犬儒的态度，那么见证所包含的真实便永远没有揭示的可能。只有那些对邪恶和苦难负有责任的人，才会用两种手段去扑杀见证。第一是想做到“不留一个活口”，从肉体上除去一切可能成为见证的活口。第二是千方百计地封杀幸存者的见证言论空间，不让活口开口，迫使见证者在沉默中死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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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活下来，才能作见证。人也只有作了见证，才能证实自己还活着，证实自己确实跨出了死亡的地界。因此，犹太人大屠杀专家德普莱斯（Terrence Des Pres）说：“活下来和作见证是相辅相成的，作见证不只是人的语言行为，而且更是人的存在的方式，那就是，在凡是有加害人和受害人区分的地方，都站在受害人这一边。”20正因为作见证认可的是这样一种人的存在方式，见证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见证者说出自己个人的苦难往事，而在于站在人类的普遍立场上，把自己的苦难遭遇当作一个来自非正义世界的真实例证，提出来警示所有的公众。见证苦难，不仅仅是为了灾难不再发生在见证人自己身上，而且更是为了苦难不再发生在任何别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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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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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1995）是德国高中和美国大学德语系课程的常选读物，已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仅在美国就售出超过200万册。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在她的电视节目中对《朗读者》大加赞赏。小说也被改编为电影，由著名女演员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担任女主角，这些都使这部小说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注视。然而，《朗读者》并不只是一部畅销小说，还是一个关于纳粹统治下“德国罪过”的读本。对无数年轻一代的读者来说，它更是一个关于如何记忆他们所未曾亲自经历过的历史灾难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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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明镜》杂志称这部作品是自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记忆纳粹罪恶的《锡鼓》后德国文学的又一重要成就。如果说《锡鼓》是“二战”中那一代人的德国记忆，那么《朗读者》便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说的“二战”后第一代人的德国记忆，也就是“二代记忆”。小说故事里的男女主角忘年恋和“每个人心里的秘密”主题对普通读者富有吸引力。然而，小说涉及“德国罪过”及其记忆问题，那才是是思想界人士关注的重点。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于1945年出版《德国的罪过问题》（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一书，从那以后，“德国罪过”就一直是如何记忆和看待所有德国人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不同责任的沉重议题。随着“二战”后第二代的间接记忆逐渐取代他们父母一代的直接记忆，“德国罪过”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也更有争议。它在原来的不同罪责厘清问题之外，又向人们提出了人道灾难的“后代记忆”问题。《朗读者》敏锐地触及了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又一次引起了关于纳粹德国罪恶记忆和道德思考的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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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罪过”的二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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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沉重而复杂的“德国罪过”问题相比，《朗读者》的故事显得温情可人。美国文学批评家露丝·富兰克林（Ruth Franklin）指出，正是由于《朗读者》沉重与温情的对比和冲突，它成为一部“既显露又隐藏”的作品。显露的是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故事，隐藏的是一些令人困惑和富有争议的灾难记忆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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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的故事是由名叫迈克尔·伯格的男子叙述的。他15岁那年因为患病，身体十分虚弱，一次意外晕倒，幸好遇到电车售票员汉娜，被她送回家里。康复后的伯格登门道谢，汉娜的成熟妩媚撩拨起他年少冲动的情怀。他们两个年龄相差21岁，本可以成为母子，但却萌发出一段热烈的姐弟恋情。汉娜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伯格为她朗读各种文学名著，两人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然而，突然有一天，汉娜神秘地失踪了，仿佛不曾存在过一样。伯格以为是自己的错才导致汉娜的离开，心情无比痛苦和失落。8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一直把对汉娜的爱深藏在心底，这时他已经成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即将毕业的时候，他作为实习生参加了一场纳粹的审判，意外地发现坐在被告席上的居然就是汉娜。原来汉娜在“二战”时期做过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因对300多名犹太囚犯的死亡负有责任而受审。伯格虽然因汉娜的罪犯身份而耻于与她相认，但却无法相信善良的汉娜会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伯格心中的煎熬随着审判的进行而日益加深，而汉娜往日的一些神秘行为也逐渐有了解释。他发现了汉娜一直刻意隐藏的秘密——她是个文盲。她一直保守着这个“自己的秘密”，哪怕必须承担过重的罪名。汉娜最终被判无期徒刑。伯格为自己明知汉娜的秘密，但却没有勇气替她澄清罪责而负有“罪感”，这种私人的罪感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公共罪感——那种为纳粹期间“德国罪过”所负有的罪感——之间形成了冲突，也为“二代记忆”提出了它所特有的记忆伦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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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罪过”的二代记忆与一些其他极权人道灾难的二代记忆有所不同，那些国家的人道灾难发生在同一民族内部，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残害苏联人，“文革”期间的中国人残害中国人，红色高棉的柬埔寨人残害柬埔寨人。这种罪过是一部分，而不是全体苏联人、中国人或柬埔寨人的。德国罪过不同，德国人的残害对象主要是犹太人。对于“二战”后一代的德国人，无论他们的父辈是否支持过纳粹，德国仍然是他们共同的“母亲”。他们都是这个母亲的“子女”，而不像在苏联、中国、柬埔寨那样，一些国民被另一些国民残害，被当作自己国家的敌人，根本就不配当这个国家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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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母亲成为《朗读者》的主题象征，也使得“二代”的概念可以更加贴切地运用在德国人的国“家”记忆上。伯格羞于承认与汉娜的关系，他隐藏在心里的罪感象征了德国“二代”与祖国母亲之间的畸恋关系，用露丝·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既是恋人又是母亲，揉杂着诱惑、哺育和残忍”。2在伯格的心里，汉娜这位母亲人物过去的罪过并不全是她个人的责任，汉娜是在并不明了党卫军性质，也没有加入意愿的情况下，“偶然”地成了这个罪恶组织的一员。她原是西门子一家工厂的工人，不识字，却偏偏要被提拔到办公室工作，为了遮掩文盲的羞耻，她报名去当集中营的看管。她在集中营里工作，尽忠职守，而这造成了300名犹太妇女的死亡。汉娜不识字成为一个隐喻：她是一个愚昧的人，犯下的是“无知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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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愚昧之人所犯的就一定是“无知之罪”吗？如果是无知之罪，犯罪者是否可以因“无知”而免罪？如果不能，他必须承担的又是怎样的罪责？这些正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西德“面对过去”（Vergangenheits bewltigung）大思考中提出来的问题。Vergangenheit在德文中是“过去”的意思，也指从过去到现在的这段历程。Bewltigung是从动词bewltigen变化而来，意思是完成、克服或突破。对于过去而言，需要“完成”（让过去成为过去）、“克服”（不再提它）、“突破”（反思后走出它的阴影）的往往是令人羞耻，不堪、不愿提起的事情。德国有这样的过去，不少别的国家也有，但德国人面对过去更为认真，反思也比其他国家彻底。但是，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有同样的反思，在他们中间存在许多关于如何面对过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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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面对过去有四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重新诠释，例如，日本人重新诠释他们“二战”期间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东南亚的侵略和暴行史。第二种是用封闭的办法来“冷藏”过去，把它当成禁忌话题，其中的许多人物与事件都成为禁区。第三种是刻意与过去划清界限，彷佛历史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突然断裂，不再连贯，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民则在同一时间变得与过去无关。“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东、西德，东德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第四种是积极面对过去，西德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从历史、法律、人权等角度来反思纳粹统治的过去，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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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的“面对过去”有它自己的特征和障碍，因为记忆者中许多都是纳粹的二代，他们碰到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对待个人亲情与公共道德责任之间的冲突。这正是施林克在《朗读者》中展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点上，施林克与君特·格拉斯有所不同。虽然格拉斯的作品常被归类为德国“面对过去”运动的一部分，但他自己却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面对过去”这个说法暗示了某种与过去的妥协。施林克并不认为面对过去就一定是与过去妥协，但是《朗读者》的说故事方式却还是让不少批评者觉得，施林克就是在与过去妥协。是否与过去妥协的问题并不只关系到施林克一个人或《朗读者》一部作品的倾向，而是指向另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后代人可以如何在不割舍个人对父辈亲情的情况下，对父辈参与造成的集体灾难记忆保持应有的记忆并作出应有的道德评价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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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代人的人伦和记忆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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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后第二代人不得不从父辈犯下的德国罪过继承沉重的罪感，他们中有许多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不能割舍个人的亲情，而另一方面则不能对“德国罪过”无动于衷。伯格因与汉娜的亲密关系而陷入了这样的困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困境，而是他那一代人的缩影，他说，“我因为爱汉娜而受到的痛苦，可以说也是我这一代人的痛苦，是德国的命运。我犯下了爱一个罪犯的罪”。在德国战后的第二代人中，谁又没有爱过与纳粹有关的人呢——要么是他们的父母，要么是其他的亲人或朋友。这种无可避免的个人之“爱”中，是否包含着某种罪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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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材到艺术表现，“我犯下了爱一个罪犯的罪”构成了《朗读者》故事的基调。故事开始的时间是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叙述者伯格得了“黄疸病”（电影里改成了“猩红热”）。黄疸病（yellow mania）的“黄”引起人们对受迫害的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犹太星臂章的联想。伯格是在秋天得病的，到第二年春天才康复，“在旧的一年里，天越来越冷、越黑，我也就病得越重。一直要到新的一年来临，我的病才渐渐好起来”。这在暗示，战后的德国病了，要得到治疗才会渐渐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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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与汉娜的关系充满了道德焦虑和矛盾。伯格偷窥汉娜换衣服，满心羞愧地逃走，但又被她吸引，偷偷回来见她。他问自己：“我受的道德教育都被颠倒了吗？……如果以欲念注视某人与满足欲念一样地坏……那么为什么不干脆行动去满足欲念？……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欲念让我开始了一种奇怪的道德思考，使我的罪感不再发声。”一个人做一件事，意愿和行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做了错事，罪过是属于意愿，还是属于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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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与行为的问题困扰着伯格，对人道灾难记忆来说，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罪过责任问题。伯格说：“我不是说考虑和决定不影响行为，而是说，行为并不只是考虑或决定的结果，行为有它自己的理由。”这同样也是战后二代在思考“德国罪过”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一个人意欲犯罪而并无行为，是否与他确有犯罪行为犯下同样的罪过呢？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神学问题，多少世纪以来都没有明确的解答。奥古斯丁和《圣经》福音认为，这二者没有区别。但是，也有人认为，一个人想取不义之财与他真的去贪污或偷窃，在有所行动与没有行动之间是有区别的。同样，人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一个人在自己并不想犯罪的情况下犯了罪——如汉娜在并不想杀死那300名犹太妇女的情况下，造成了她们的死亡——他犯下的罪是否就比出于自己动机的作恶轻一些，或者根本就不必追究，也无从追究呢？所谓的“无心之罪”与“有意犯罪”的界线又在哪里？在确定人道灾难的罪行归属和量刑轻重时，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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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身不由己”做坏事（无犯罪动机而犯罪）的问题给伯格带来困扰，令他同样困惑不解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对待“因为爱国家而不幸做了坏事”（因良好动机而犯罪）。国家常被比喻为“祖国母亲”，这在《朗读者》中成为一个明显的隐喻。汉娜比伯格年长21岁，伯格不止一次地想，“她可以做我母亲了”。小说叙述里不断提到“奶”，在电影里有两次明显与奶瓶有关的镜头。第一次是伯格为汉娜取煤的时候，他走进屋子，看到汉娜坐在桌边，桌上放着一个牛奶瓶。第二次是汉娜不辞而别之前在水龙头下冲洗牛奶瓶。两个主角的亲密关系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出现奶瓶。但是，喝奶的不是伯格，而是汉娜。汉娜是个“可以说是母亲”，但又不是情理中母亲的母亲。伯格与这位“母亲”的关系成为德国战后二代与“德国母亲”关系的象征。这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变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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