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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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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政治的概念》（1927），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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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einrich Meier，The Lesson of Carl Schmitt，pp.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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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政治的概念》（1932），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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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上书，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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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同上书，pp.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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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同上书，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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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JanWerner Müller，A Dangerous Mind：Carl Schmitt in PostWar European Though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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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arl Schmitt，Political Theology：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 George Schwab. 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8. “Introduction”by G. Schwab，p.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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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Ibid.，p.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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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Gary Ulmen指出，施密特和纳粹合作，表现出错误的判断和道德疏忽，但在思想上却与20年代并未断裂。Gary Ulmen，“Between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the Third Reich：Continuity in Carl Schmitt’s Thought.”Telos（Spring 2001）：1832，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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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Carl Schmitt，Political Theology：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 George Schwab. 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8. “Introduction”by G. Schwab，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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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bid.，p. 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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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ark Lilla，The Reckless Mind：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1，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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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Carl Schmitt，Political Theology：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 George Schwab. 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8. “Introduction”by G. Schwab，p. 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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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Ibid.，p. 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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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Carl Schmitt，Legalitt und Legitimitt. Munich and Leipzig，1932，pp. 33，35，4142，4850. 有人把“依法性”和“合法性”理解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区别，似欠妥贴。“正当性”应当是指法的正当性，不是指其他规范形式的正当性（如道德习俗conventional morality），单言“正当性”，看不出它与法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法和正当性（正义）间的联系早在罗马时期就已形成。法是正义之法，不是苛刑恶法。正当性是体现为法的正当性，不是抽象的存在。因此，ius（拉丁语中的“法”）和iustum（“正义的”）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在具有正当性的“合法性”之外，充其量只有“依法性”，不具有另一种别的“合法性”。参见Giovanni Sartori，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ed. Part Two：The Classical Issues. Chatham，N.J.：Chatham House Publishers，1987，p.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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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Carl Schmitt，Political Theology：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 George Schwab. 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8. “Introduction”by G. Schwab，p. 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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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Ibid.，p. 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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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增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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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莉莎·派恩（Lisa Pine）在《希特勒的“国民群体”》（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一书里用“文化革命”来概括希特勒统治下德国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她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J. Evans）所说的，“希特勒和纳粹所要改变的莫过于德国人的精神，以及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场革命首先是文化的，而非社会的”。在纳粹德国，法西斯文化被用作极权政治的添加剂和替代品，使人们一点一点地丧失了正派而正常的生活。因此，记住大屠杀的恐怖岁月不仅应该记住由国家权力指挥的严重罪行，而且应该记住在这样的权力统治下，人们的心灵和道德怎样一天天在浑然不觉中被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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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在德国统治12年，成就的就是这样一场全面的文化革命。纳粹政权的“人民启蒙和宣传部长”戈培尔于1935年6月17日说：“我们希望有一天，没有人再需要谈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已经变得像人们呼吸空气那样自然！因此，国社主义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它必须被尽心尽力地实行。人民要在内心习惯这样的行为方式，将它化为自己的习惯心态——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国社主义已经养育了新的文化意志，这一文化意志将对我们国家以有机体的形式存在下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戈培尔所设想的极权文化意志确实塑造了整整一代在极权制度中充当顺从国民的普通德国人，而骇人听闻的体制之恶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参与和协助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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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德国，人们对希特勒的这场“文化革命”及其灾难后果的记忆已经从参与者的第一代过渡到非参与者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德国作家彼得·史耐德（Peter Schneider）在“祖父之罪”（“The Sins of the Grandfathers”）一文中指出了德国第三代记忆的一种特征，那就是历史知识与道德判断的脱节。新一代的年轻人对纳粹时期的历史有所了解，但觉得这段过去已经与自己无关。因此，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很能“理解”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为什么把制度性作恶当作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种“理解”，他们放弃了对纳粹罪恶应有的批判反思。史耐德的文章是1995年发表的，离纳粹垮台正好是50年，他在文章里说：“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少年离希特勒就如同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离威廉二世一样遥远。”威廉二世1918年退位，1941年去世。史耐德出生于1940年。60年代，他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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