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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件事要说——不要热心于下定义。我想提醒诸位，如果像今天这样有教养的听众还要我提醒的话，正是这种热衷于下定义使得基督教会诞生不久就四分五裂，并且一直未能恢复，所以我推论出来——我希望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我们试图给宪法下过多的定义，我们也许会把我们的帝国撕裂成碎片，再也聚合不起来。政治上，如果有一句话是真理，那就是：‘杀之者文字，活之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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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下这一番话，我想，足以表明鲍尔温不信任逻辑是因为他误解了逻辑的性质。他说英国宪法不是逻辑学家孕育出来的，这用不着争论。大概谁也没有这样认为过。鲍尔温无疑只是要肯定一点，英国宪法是“生长的”；换句话说，它是灵活型的宪法，不是僵硬型的宪法。不存在一个法令，其中制定了宪法的精确形式。说是一种灵活型的宪法符合英国人的气质，这个话不错（就是说，我同意）。这也许是为什么议会制度创始于我国的部分理由，因为这种议会制度不大可能从头设计出一整套原则，然后把它整个体现于单一的书面形式。需要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样一种发展，其中是否有哪一点特别不合逻辑？很难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把生长和发展认为不合逻辑。我们希望，如果要逻辑学者制定一种宪法，他们将要注意到有关的事实。这些有关事实之中将要包含人民的特性，他们将不得不在宪法规定的条件之下生活和工作。鲍尔温提出“不要热心于下定义”的警告，正好透露出他的误解所在。他认为一个逻辑学者必然要求下定义，而这个定义必然要列举可以精确分辨的特征。可是谁要是要求给缺少可以精确分辨的特征的事物下定义，他就是不按逻辑行事。错误在于要求对事实上不能严格分辨的种种特征画一条显明的线。我在本书的下文将要谈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5)不认识这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包含一种逻辑错误。不光是鲍尔温，许多人都错误地认为，对于任何不是一清二楚的东西是无法进行逻辑思维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跟我们处于实际生活中的人有关的种种事务，很少能够加以合理的思考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像一套卡片索引那样清清楚楚。忽视这样有关重要的事实是不合逻辑的；承认这个事实不是不合逻辑的。鲍尔温显然是作了相反的假设。他似乎把完全可以归之于逻辑的东西归之于常识，虽然他居然也还希望他的推论（有时候）是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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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他把逻辑思维跟依靠纯然的先验推理求得关于世事的知识之企图混为一谈了。可是这样的企图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它是反科学的。然而这种混乱有一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一位法国政治家声称法国人讲逻辑，一位英国政治家以不信任逻辑而自豪。研究一下他们的言论也许有助于清除流行的对于逻辑思维的性质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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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记得，1924年的协定导致英国和法国之间一定程度的关系紧张。1925年9月国际联盟开大会的时候，双方努力求得对于局势的进一步澄清。班乐卫和奥斯丁·张伯伦试图把他们的误会部分地归之于对事物的一般观点的不同。班乐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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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普遍性，它里边的种种规定之严格的、不屈不挠的逻辑性，是为了取悦于拉丁气质而制定的，拉丁民族喜欢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从一般走向细节。盎格鲁－撒克逊气质相反，宁愿从个别的、具体的情况走向一般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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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张伯伦的回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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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倾向于避开一般，我们害怕把这些逻辑结论推向极端，因为事实上，既然人类天性是这样，逻辑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我们行事的动机是传统，是爱好，是成见，是一时感情冲动。面对任何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少真正让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的严厉的逻辑来指导，他们远离日常生活的熙熙攘攘，在他们的静谧的环境中工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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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怀疑这两位代言人分别说明各自民族的不同心理习惯是正确的。可是，如果是这样，我不明白这位法国先生凭什么声称他们是逻辑的，凭什么说英国人是不逻辑的。因为，必须记住，这个协定所涉及的是这个世界的政治事件，不是一个乌托邦。因此，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个别的、具体的情况走向一般化”不太像合乎逻辑。反之，这位英国先生把我们日常生活中逻辑只有很小的作用这件事引以自豪，因为他“害怕把这些逻辑结论推向极端”。可是，把一个“结论”推向极端，也就是，推向它所适用的一点之外，这是合乎逻辑吗？不错，为传统、爱好、成见、感情所推动，不顾这样推动的后果，这里是有危险的。可是以人们行事有时为这些因素所推动，因而本来可以造福的变革事实上不能实现，以这个事实为基础而得出某些结论，这不是不合逻辑的。说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不理会一切有关的情况去“研究一个问题”是遵循严格的逻辑，这种说法也有点滑稽。然后奥斯丁·张伯伦说这个话似乎并不是意在讽刺。他仅仅是重复一年前在下议院讨论协定时说过的话。声称自己是不讲逻辑的等于声称作出不为有关事实所允许的结论；等于一个人声称黑的是白的，酸的同时也是甜的。我觉得奥斯丁·张伯伦有一种假设：一个讲逻辑的思想者是不能看见黑色和灰色的区别，或者灰色和白色的区别的。他“害怕把这些逻辑结论推向极端”。要知道，把一个结论推向“极端”，也就是推得比事实所允许的更远，这是不合逻辑的；相反，一个结论只有确实是从前提得来的才是合逻辑的。例如，如果我们设计一种方案用来控制人们的行动，可是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忘了人们常常为感情和成见所左右，这就不是遵循“严厉的逻辑”；还有，如果设计的方案是准备适用于不断变化的情况的，而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假定情况是不变的，我们也是不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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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奥斯丁·张伯伦和班乐卫又一次向我们提供一个常见的混乱的例子，把逻辑思维和在事实面前进行抽象思维混为一谈。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混乱。班乐卫先生，我想是跟他的许多同国人一样，似乎认为逻辑思维就是在一个系统的界限之内进行思维。我相信，法国人的世界观——班乐卫愿意称之为“拉丁气质”——和英国人的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国人把系统看得比用它来系统化的事实更重要，而英国人则倾向于躲开任何接近于系统的东西。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上，优胜似乎不在法国人态度一边。照我看，英国人倾向于相信人们有各种利益，各种目的，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他认识到这些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利益不是经常能够和谐解决的，这些不同的问题不都是能够爽爽快快解决的。因此，英国政治家们就喜欢采取零打碎敲的解决法，把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后推一推。如果班乐卫先生可以代表法国政治家的态度，我们不妨说，他们喜欢采取看起来合乎逻辑的解决法，看起来合乎逻辑只是因为把问题的细节过分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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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英国人不能说是讲逻辑的。有哪一国人能说是真正讲逻辑的呢？如果能找着这么一个民族，它将赐予这个不幸的世界以无可估量的好处，它将指出我们这么糊里糊涂地采取的种种规划、我们这么磕磕碰碰地执行的种种政策必然会合乎逻辑地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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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考此处所引鲍尔温1931年演说中的自我暴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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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在鲍尔温伯爵《论英国》（企鹅丛书）。本书引文后面的页码是这个版本的页码。这本书是一位曾经仔细思考过民主政治所面对的种种困难的政治家的演说集，阅读这本集子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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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泰晤士报》，193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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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文中所有着重点都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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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看本书第十二章近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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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联盟大会正式记录》，192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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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际联盟大会正式记录》，19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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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第二章 思维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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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凡是感觉到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痛苦是本来可以避免的却未能避免的人都会这样说。如果我们说，要对产生这些痛苦的条件进行广泛而长久的改进，得好好地思考一番，有些人听了就不耐烦。如果我们告诉他们，在如此艰难的时刻，还是值得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思想习惯，给我们的诸多信仰找找理由，对我们的种种想法进行严格的审查，他们会更加不耐烦。然而除了不妨称之为白日做梦的胡思乱想之外，思维总是有目的的。要追求一个目的而又不考虑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的，那是愚蠢的：结果可能是幸运的，但不可能是明智的。我们有时候必得采取迅速的、不假思索的行动。假如一个人先前曾经对同类行动有过思考，他的行动就可能更容易见效。如果我们希望有效地发挥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作用，我们必得避免两种对立的危险。一方面有不假思索立即行动的危险，或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认为别人怎么样我也怎么样“准没错”，尽管我们一点儿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样。另一方面，有学院式的放任自己置身事外的危险。这第二种危险对于那些习惯于看到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并且爱好为辩论而辩论的人尤其有诱惑力。笔者本人有时候就被困于这种诱惑。可是思考主要是为了行动。没有人能够避免按照自己的思考去行动的责任。谁要是从来不感觉有必要先想一想他打算怎样行动，为什么决定这样行动，他的行动就不会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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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思考离不开我们的整个人格。我怎么想决定于我是什么样的人，不管这个“我”是谁。这句话里的“人”跟“他是最好不要跟他来往的人”或者“他是值得认识的人”里的“人”的意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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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研究下面这个例子。有四个人乘火车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火车跟另外一列车迎头相撞。这四个人没一个受伤，可是都挨了重重的碰撞。这是个重大事故。有的车厢出了轨道，有的车厢被别的车厢卡住，有一节车厢着火。这四位旅客沿着铁路走去，看看能不能给受伤的人出点力。他们中间有一位觉得惨不忍睹，退了回去，什么也没能做。第二位极想出力，也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可是做了一件又一件无效的事情；他使劲拉一扇又一扇被卡住了的门，拉不开，旁边有一根铁棍显然可以用来做撬杠，他视而不见。第三位是外科医生。他有当前形势用得上的专业知识；他能够立刻去处理那些脱险的乘客。第四位留在大夫身边，大夫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读者也许不明白在讨论思维的时候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人人都知道，不同性情的人对同一情境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人人都知道，某些工作只有专家能做。关键就在这里。一个专家是一位有专业知识即关于某些事情的知识的人。他拥有某些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信息，并且受过训练，能看出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他是处理某件事的合适人选。所谓某件事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例如服从专家的命令。我们对某一情况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暴露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反应是我们人格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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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举的例子是针对某一实际处境，需要立刻采取一定行动的例子。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对于目前出现在俄罗斯的情况，不同的人的评论是如何的不同。很多人自己没有去过俄罗斯，可是曾经看过几本声称是报道苏联情况的书——这种书是很多的——觉得很难搞清楚那儿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伟大的俄罗斯试验”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A．纪德、E．莱恩斯、W．息特林爵士、S．韦伯夫妇，他们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结构各有各的解说。我的意思不是指各人的明显评价不同，而是指对于那里正在进行的或者已经完成的事情，各人的记录不同。这些互不相同的解说来源于这些解说者本人的思想习惯、成见、希望、畏惧的不同。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解说者怎么努力辩护或者尽量挑剔，或者说他们有意无意地未能实事求是，或者说他们的观察能力有所不足。相反，我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力图向我们提供对于事实的公正的记载。对于事实的公正的记载，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可什么是事实？把什么东西选进你的报道里去，以及给予报告中的各个项目一定的意义，是报告人的个人态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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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看一个意大利人、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对于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的战争的看法的分歧。我知道有些英国人听说有些并不明显倾向法西斯的意大利知识分子认为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不是毫无道理而大吃一惊。有些人听说法国人对于英国在意阿危机中的行动的看法跟大多数英国人的看法不同而感到意外。还有，许多英国人也会因为发现许多美国人对于英国有关阿比西尼亚的政策有意见而吃惊，那些美国人认为英国的政策是自私的，下议院里的讨论是不坦诚的，报纸上采取的姿态是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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