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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对十月七日贵报刊出的利特尔顿博士关于家庭日见缩小这个问题的来信表示赞同。有一位有名的产科大夫曾经说过，根据他的经验，一家的孩子越多，孩子们越是欢乐——在这种人家，穷似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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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位的来信强调家庭大小和孩子们欢乐的关系——前者促进后者。（也许我们对于这种比例增长不必太认真。）他显然赞同利特尔顿博士主张的两个条件之中的第二个条件，即这个人家穷。可是从他引述的“有名的产科大夫”的话来看，这位大夫以及写信的人在儿童欢乐的问题上强调的是家庭大小的数量对比而不是同样大小的富家和贫家对比。不知道一个有名的产科大夫有多少机会切近观察穷人家里的孩子们的生活。认为兄弟姐妹多有利于“坚强、守纪律、不自私的性格的成长”是一回事；认为穷是养成这种性格的条件又是另一回事。这两个论点都是利特尔顿博士提出的。我的猜想是：这两位先生主要是对兄弟姐妹友爱欢乐留有印象；他们记得这友爱之中包含你给我点什么，我给你点什么，这对于孩子们有好处；他们认识到穷人家使得为所爱者作出牺牲成为必要；穷人往往有美好而坚强的性格，懂得牺牲糖果点心以求得助人为乐。于是他们就作出完全站不住的结论，说是穷是塑造这种性格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我看来，显然这不是非常糊涂的思维的一个例子就是非常突出的特殊辩护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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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辩护的谬误是极其常见的。我觉得我们谁也难免。要站在本人的一切情况之外，把别人的喜怒哀乐看得跟自己的一般无二，这是不容易的。你会听见一个靠巨大遗产生活的人诉苦，说是失业救济金养成一些“乞讨者”，他们可以不劳动而生活。又如，有钱的人有时候说，像泥瓦匠和矿工之类的人，你要提高他们的工资，无非是让他把多余的钱花在看电影、赌足球上头罢了；可是就是同样这些人，你要是批评他在娱乐和奢侈品上花钱多，他们又会说这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有地方挣钱。反之，一个没有钱的人会埋怨有钱的人乱花钱；可是如果他运气好，在一次足球赛中得大奖，他同样会把这些钱胡乱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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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理由说穷苦和性格坚强有关系，有理由说怎样花钱才可取，有理由说人们的收入不应该一般齐。可是这些理由，如果站得住，那就应该既适用于你，也适用于我。把我归在例外一边，只是因为我的利益对我特别重要，这个道理是很难说得通的。因此，我应该（请你记住，这是合乎逻辑的应该）考验我的论证，看它是否也适用于你。如果我不这样考验，那我就是思想糊涂，甚至是不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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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的对照不仅适用于个人之间，也适用于国家之间。关于所谓“德国殖民地问题”，不管你自己对它的看法如何，你不难看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之中出现许多特殊辩护。德国人要求把他们的殖民地还给他们，因为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之下，这些殖民地是经济上必需的。许多英国人回答说，殖民地不是资产而是负担，所以没有殖民地对德国人有利。自然，德国人回答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把殖民地还给我们，减轻你们自己的负担呢？”这个回答是合乎逻辑的。如果英国人回答德国人，说是英国要保留自己的殖民地并且反对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不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是由于它们的战略上的价值，那么这个回答没有逻辑上的谬误。我不说这个回答是令人满意的，我也不认为这是当前这个问题引起来的唯一考虑。我不是在这里讨论政治问题，只是用来做我们事实上在那儿辩论的例子。在我看来，当前世界上各国之间的控诉与反控诉给我们提供了突出的例证，说明我们要进入对方的观点是何等困难。墨索里尼因为英国不肯承认意大利国王是阿比西尼亚皇帝而对英国大发其火，不是毫无道理。现在意大利属于不满足的大国之列，它们要求现状有所改变。英国属于满足的大国之列，它们不希望改变现状。因此，保持现状对英国有利。既然如此，那么意大利认为英国不老实，因为它反对意大利轰炸阿比西尼亚村庄可是自己在印度西北部用炸弹镇压叛乱，那就再自然不过了。当然，这两件事情有些区别。意大利是侵入别的国家，而英国早就统治了印度。但是我认为这个区别并不像大多数英国人看来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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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表示不能从另一方看问题，那就是Paley副主教（十八世纪）为劝告穷人要知足所提出来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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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能提出来的最好的劝告是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情况和别人的生活的比较上，要把它放在生活本身的义务和责任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容易看见有人家财万贯就愤愤不平；我们相信他不需要这么多，他用不了这么多……当这种埋怨之情在我们心中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由于有种种规定和法律，这些规定和法律使我们拥有一定的财产，不管是多是少……消灭财富并不能消灭穷困，反而使穷人得不到保护，失去生活来源……穷人不应该埋怨法规的效果，正是这些法规保证他挣到钱，有饭吃，有房子住，能生活下去；没有法规，不但是富人，他穷人也不能安安生生地吃他的饭，睡他的觉……再还有一说，究竟有什么大不了？一个大庄园主吃的喝的也不比一个小人物多多少啊……所以，或者是大财主于公众无害，或者是虽然有害也应该忍受，为了保存有关财产的种种法规，保护这些法规对大家有益。节俭本身是一种乐趣……为了保持收支平衡，必须精打细算，只要不遇到特大的困难，倒也有运用才智的乐趣。从一个硕大无朋的钱柜里掏钱用，那有什么乐趣可言呢……没有工作就没有休息。休息就是劳动的停止。所以只有尝过疲劳的味道的人才能品尝、才能欣赏休息的滋味。有钱的人看到休息对穷人提供快乐，不无欣羡之情，并且想不出为什么他完全不必劳动却得不到同样的享受。”（《知足之乐，为英国公众的劳动部分进一言》，1973年，4页，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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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相信这番议论能够打动穷人的心，对他们提供知足的充分理由。他们难以相信，有钱的人既然并不热心把自己变成穷人，却仍然羡慕穷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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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所有带有特殊辩护的论证都是言不由衷，那也不尽然。辩论的人也许全然没有意识到他的论证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他们也许丝毫没有认识到是他们的个人的好恶引导他们发出某种议论，如果他们所好所恶与原来的不同，他们立刻会发现这种议论站不住脚。当某种举措符合我们的愿望的时候，我们就会全心全意的并且问心无愧的用悖乎情理的论证来支持它。在下议院以及其他场所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不干涉政策的辩论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例子。采取这个政策的公开理由（如所宣称）是为了把战事限制在西班牙。不同的政界人物对交战双方怀有或彼或此的同情；这些同情引导他们随着战场上的胜负变化而变化其对于不干涉政策的赞成或反对。例如，在1938年3月，佛朗哥的军队好像在取胜，下议院里工党就敦促议会考虑由于某些大国武装参与西班牙内战而严重威胁英国利益的形势。据《泰晤士报》（3月17日）报道，H．鲍尔弗上尉说，反对党(4)“只是在对他们的倾向有利的时候才利用不干涉，什么时候要扔掉它就扔掉它，不管它是否有利于和平事业。”对不干涉委员会也有过责难，说他们有偏向。彼得·查默斯-米奇尔爵士在皇后大厅的一次演讲（1938年4月24日）中说，他一直密切注视不干涉委员会开会日期和佛朗哥的战事胜负，他发现每逢佛朗哥胜利的时候，不干涉委员会不开会；每逢他打败的时候，委员会就开会。如果这个观察不错的话，那就证明政府只在符合它的意思的时候才利用不干涉政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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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须追问这双方的指摘是否有根有据。我们的注意在于你和我之间的利害分歧如何使得我采取一种论证，这种论证，如果你我对换位置，我认为是不足取的。可是，注意到这种诱惑的危险，并不至于阻止我承认并不是每个问题都有两面。在某些争论中只有一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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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家庭”只指父母和子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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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特尔顿博士，《泰晤士报》，1936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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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尔斯·霍维茨，《泰晤士报》，1936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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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工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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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参考此处关于这一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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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思维 第五章 不好的语言和扭曲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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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语言是为了相互交际，为了表示我们对情景的反应，为了触发别人的应答，也为了思考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把语言描写成使用语言的人要借以传达某一内容的一种手段。这种广义的“语言”包括用来传达感情和思想的任何手段，从极其简单的一端如手势语到极其复杂的一端如数理语言。我们要讨论的是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一种工具的好坏决定于它能否达到为设计这种工具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一种无效的工具是坏工具；一种有效的工具是好工具。工具是让人用的。例如木匠的工具，严格说，只有在有人用它的时候才是一种工具。我这个人使不好钉锤。我可以说，“这是很好的钉锤，可是我使不好。”这句话的意思是，叫做“这把钉锤”的东西是为了敲钉子设计的，设计得很好，可是使用的人用它敲钉子不很成功。使用语言和使用工具有某种类似。不好的语言指的是没有能达到使用它的目的的语言；好语言是达到了使用它的目的的语言。只有在有一个有一定目的的人在一定场合使用它的时候，一个字眼才是一种工具。所以，我们使用语言使用得好还是不好，要看我们是为了什么目的用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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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一个字眼（或者一连串字眼），无论是说出来还是写出来，最明显的目的是表示某种物体，或者某种关系，或者某种性质。我们就说这是这个字眼的“意义”。比如说，你和我站在斯里哥海湾边上，忽然看见一只白色的大鸟从头顶上飞过。我对你说，“那是一只天鹅。”我用这句话对你表明我们刚才看见的东西是名为天鹅的这一种鸟的一员。我这里用的“天鹅”，它的意义是平常的，直截了当的。这种意义是与人事无关的，或者用更方便的说法，是“客观”的。因为任何科学探讨使用语言的根本目的要求所用的字眼是不涉及人事的、客观的，我们不妨管这种用法叫科学的语言。有时候我们使用字眼是有意要在听话的人那里引起感情态度；我们要他们对我们说的话作出某种反应。这样使用的语言可以叫做感情的语言。这样使用的字眼可以说是带感情色彩的。如果我们说话是为了引起感情态度，那么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就是好的语言。可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相信是真实的情况作一直截了当的报道，那么，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是坏的语言。在诗歌中，在雄辩中，带感情色彩的语言也许对于说话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必要的。这个时候它就是好语言，因为合乎当前的目的。可是如果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使用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妨害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种语言可能成为有效思维的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一点异常重要，值得我们好好地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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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说过，任何讨论都有两方。我们不妨分别称之为言者和听者。关于言者和听者我们将要说的话一般也适用于作者和读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言者，和你，听者，两人的意图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也许你只要我给你提供情况。我在回答的时候用了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因而提供的情况不免有些扭曲。其之所以产生扭曲是由于所用的字眼本身是相当强烈的暗示着某种感情姿态的。这种暗示，心理学家称之为“固结暗示”；我们不能听到这些字眼而不引起感情姿态。正像冰块不仅使我们触觉上感到冷，而且使我们视觉上也感到冷，某些字眼在它们的客观意义之上还有附加的意味。这种附加的意味就叫做感情意义。我可能故意对我提供给你的情况加以扭曲，因为我要激发你的感情。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是老实地回答你的问题。那么，从我的角度看，我的语言是好的（即有效的），因为它达到了我使用它的目的。从你的角度看，这是不好的语言，因为它在回答提供情况的要求时引起感情的反应。可是也许我每逢提到某些话题总是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已经成为习惯，自己不意识到所提供的情况已被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是贻误了你，并且贻误了我自己。贻误了你已经够糟的了，贻误了我自己就更糟，因为我将不能正确思维。不幸，我们常常处于这种状态。在关于道德、政治、文艺、宗教等等的辩论中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的情况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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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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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约翰·欧文先生在《观察者》周刊的一篇每周剧评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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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不能说是无足重轻的剧本，虽然它也许被年轻的伊顿广场布尔希们(1)捧得太高了，这些人只要听见一个俄罗斯名字就会神魂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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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希”是一个轻蔑的名称——现在有点过时了，但是在欧文先生的词汇里还活着。在上面这段引文所在的那篇文章里，他是为英国戏剧界辩护。某些美国评论家说英国舞台上不上演严肃的剧本，欧文加以驳斥，引《海鸥》的演出为证。至少表面上这是他的意图。但是欧文先生是一位有主见的人，他的感情是强烈的，他说话是有火气的。他一想起这个剧本是一个俄罗斯人写的，似乎就让他偏离了他的目标，他禁不住要对持有他所深恶痛绝的政治观点的人们捅上一刀。于是他就用了一个辱骂的字眼，并且不近情理地夸大其词。这就把读者搞糊涂了，不知道欧文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持有某种政治观点的年轻人，由于持有这种观点，就失去辨别好的俄罗斯剧本和坏的俄罗斯剧本的能力。也许欧文的这句话只是一声叫唤——等于摇晃一下旗子，不一定有什么深文大义。我对于欧文先生也许估计错了，可是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的文章主要是用来诱导他的读者同意他的意见，而不是说服他们相信他说的话有道理。他的文章常常夸大其词，常常语带情感，也许能给一部分读者以深刻印象；可是另一方面，有些读者已经认识到他的浮夸，因而对于他的严肃的评论也不太相信了。我本人就不知道欧文先生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在前边把他的说话比作叫唤，我是故意选用了一个带感情色彩的词，因为我相信只有用这个词才能正确表达欧文先生的话对我产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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