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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希”是一个轻蔑的名称——现在有点过时了，但是在欧文先生的词汇里还活着。在上面这段引文所在的那篇文章里，他是为英国戏剧界辩护。某些美国评论家说英国舞台上不上演严肃的剧本，欧文加以驳斥，引《海鸥》的演出为证。至少表面上这是他的意图。但是欧文先生是一位有主见的人，他的感情是强烈的，他说话是有火气的。他一想起这个剧本是一个俄罗斯人写的，似乎就让他偏离了他的目标，他禁不住要对持有他所深恶痛绝的政治观点的人们捅上一刀。于是他就用了一个辱骂的字眼，并且不近情理地夸大其词。这就把读者搞糊涂了，不知道欧文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持有某种政治观点的年轻人，由于持有这种观点，就失去辨别好的俄罗斯剧本和坏的俄罗斯剧本的能力。也许欧文的这句话只是一声叫唤——等于摇晃一下旗子，不一定有什么深文大义。我对于欧文先生也许估计错了，可是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的文章主要是用来诱导他的读者同意他的意见，而不是说服他们相信他说的话有道理。他的文章常常夸大其词，常常语带情感，也许能给一部分读者以深刻印象；可是另一方面，有些读者已经认识到他的浮夸，因而对于他的严肃的评论也不太相信了。我本人就不知道欧文先生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在前边把他的说话比作叫唤，我是故意选用了一个带感情色彩的词，因为我相信只有用这个词才能正确表达欧文先生的话对我产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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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熟悉拉斯金对惠斯勒的名画《夜景》的评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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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也曾听见过、看见过不少老油子的破玩意儿，可从来没想到会听说有一个花花公子把一罐子油彩泼到大家伙的脸上而要价二百个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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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能够算是严肃的艺术评论家来说，这种粗暴的语言也许是不能原谅的。可是我觉得它不会对读者产生什么坏影响；它的粗暴使它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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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们有意使用猛烈的语言，目的在于挑起强烈感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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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阿比西尼亚论战之上升起一股石油的臭味，而比这股石油味更臭的是犹太人的臭味。”——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新政治家与国民周报》——“这个英国”专栏，1935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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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误解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的目的的话，他是用了恰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语言。在我们正在研究的好的语言和不好的语言的区别的意义上说，他的语言是好的。我相信他的目的是通过煽动和制造仇恨去激起人们起来行动；他要骂街，而他的语言骂街骂得太厉害了，反而不能叫人不看清楚他说话的用意。我要把这一点说清楚，这对于本章的宗旨非常重要。我个人不赞成奥斯瓦德·莫斯利的意图；我非常不喜欢他的无礼貌的、故意骂街的语言。但是我在这里不是要表白我赞成还是不赞成某某人有关艺术或者有关政治的见解；我要谈的是我们使用的语言怎样会妨害我们有效思维。使用强烈语言的习惯会导致扭曲思维。有时候是有意用强烈的语言，因为我们对某件事有强烈的感情，并且要别人知道我们有强烈的感情；有时候是因为用了我们没意识到它的感情作用的词语而无意之中对事实作了不真实的表达。要区别这两种情况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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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记住我—你这个公式所表示的重要区别，我们会发现，认识带感情色彩的话会影响别人的思维是比较容易的，认识这种话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思维就不那么容易。说反对我们的人的坏话，说赞成我们的人的好话，这对于我们大家都有极大的诱惑力。诱惑在于把辱骂当成坦率的批评，把赞美当成公正的欣赏。在1935年11月普选之前不久，《笨拙》周刊杂志刊出一则幽默小品就是拿这个人人易犯的毛病做题目的。作者让竞选人牢记一些有用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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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短语每一个都可以以其中立的意义用来说出一个事实。例如，确实有锐利的批评这样一种东西；确实也有庸俗的人身攻击。《笨拙》周刊的作者击中要害在于把一类词语划给你自己一边而把另一类词语划给他们那一边。离开具体环境，我们很难断定这些词语的使用是否出于扭曲了的思维。使用带感情的语言的危险在于它有消除我们的批评能力的倾向。A. P. 赫伯特先生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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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要实事，不要空话’，我请他注意：在政界，一个选得巧妙的字眼能比一千件无可非议的行事更有力量。给你的政治对手一个俏皮的坏名字，能比许多坚强的议论给他的伤害更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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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不错。很多政界人物有这一手。他们仿佛能迷住他们的听众，操纵他们的感情到了毁坏他们的判断力的程度。赫伯特先生管这种“选得巧妙的字眼”叫“巫字”。然而并不是所有“巫字”都是别有用心的选用的；它们的使用也可能是虽然不妥，可并无恶意。某些字眼已经常常用于带感情的意义，以致我们也这样用它而不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受这些字眼所连带的感情色彩的影响。这样的字眼有：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共产党，资本家；性；管葡萄酒和啤酒叫白酒；管失业补助费叫救济费。例子很容易找。这些字眼是不是带感情色彩要看用在什么上下文里。有些词语在任何上下文里都暴露说话人的态度，例如一个保守党人管自己叫“坚定的保守党”，而反对党管他叫“死硬的保皇党”。对西班牙内战的双方用什么名字称呼常常能表明说话人的态度。朱利安·赫克斯利教授在写给《新政治家》（1936年8月8日）的一封信里作了一番仔细的分析，表明《泰晤士报》说到西班牙政府的时候所用的字眼越来越差，而说到反政府的方面所用的字眼越来越好。你不难在下列名单里分别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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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西班牙政府一边：忠诚的，西班牙，西班牙政府，共和党，反法西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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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反政府一边：叛逆，反叛，法西斯，反政府，“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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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注意，把“叛军”二字放在引号里边就含有反政府军是从事非叛乱的斗争的一个合法的政党的意思。另外一家保守党刊物《观察家》，如果我没有记错了的话，起初就管佛朗哥一边叫“反共军”而称政府军一边为“共军”。这些名称含有那种感情意味，那也许是《观察家》的政论的读者所欢迎的；它们还有对于双方的政治性质给予读者以倾向性的作用。按照一个报刊的政治色彩的不同，我们发现有时候是这一边被称为“国民军”，有时候是那一边被称为“国民军”。最近《泰晤士报》称佛朗哥的军队为“国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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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真是提供机会产生了大量的制造问题的字眼。什么样的字眼叫做制造问题的字眼呢？如果它的意义意味着还在讨论中的某一点已经解决了，这样的字眼就是制造问题的字眼。使用这样的字眼就是使用不好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隐含着一个并未经过证明的结论。以后我们谈到循环论证的错误的时候还要遇到这些制造问题的字眼（见第十二章）。现在只要指出这一点：带感情色彩的词语可能不但是使听众，也使我们自己，看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即已经在论证之前就作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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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普选前夕的兴奋几乎达到恐慌的程度，因而产生了大量的不好的语言，甚至超过了一般竞选演说中所常见的。我从我手头所有的报道中随便挑出三个例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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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勋爵要求保守党人“公平竞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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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对赫伯特·塞缪尔的人是在做一件不爱国的事。如果由于他们坚持关税改革，反对自由党候选人，因而（很可能是这样）选举的结果不明朗，甚至让工党的浪费政策得胜，那么他们的行为无异于当国家处于危急之中的时候，他们仅仅由于党派斗争，在国家的背脊上捅上一刀。”（《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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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温先生在利物浦演说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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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政治家的最高考验是在危机面前有无勇气。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有些同胞的勇气没了，使得国家处于灾难的边缘。他们逃跑了，把我们扔在前所未有的位置上。他们害怕了。［欢呼］他们忘了他们是英国人，只记得他们是社会主义者。那几个星期的罪过将永远记在我们的政治史上。”［欢呼］（《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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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霍恩爵士于同年10月29日在Criterion饭店发表演说，《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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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已经投了票，他们为保卫国家的尊严感到骄傲。他们为在上届政府里任职的那些胆小鬼加在他们身上的耻辱而感到愤怒。可是反对党犯了个大错误，他们以为他们能够用肮脏的许愿来诱惑工商界人士的灵魂，仿佛他们是雇佣军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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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演说之后已经过了七年，我的乐观足够使我相信，你们在这些引文中间发现许多不好的语言的例子。我说这种语言不好，意思是这些政界人物不是有意糊弄他们的听众；他们自己也被他们使用带感情的语言的坏习惯引入歧途——有时候骂，有时候夸，有时候诉之于英国人讲究的费厄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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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例子不像刚才那些个明显。这个引文的出处跟上面第二个例子相同，也是鲍尔温的演说。这一部分的报道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