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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着火了，”演说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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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马上救火，”听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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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用什么牌子的水泵，皮管要多长，徒然浪费时间，”演说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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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然，牌子有什么关系，皮管长短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救火，”听众响应，情绪越来越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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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情是要把船救下来，”演说家说。“我相信我们能把船救下来”他又补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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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船救下来，我们太感谢了，”听众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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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戏非常简单，然而有效。好像大多数人都会接受一个生动的类比论证而不好生想一想在用来比较的事物之间有没有切合当前情况的相似之处。因为我们思考复杂问题感觉吃力，我们出于思想上的懒惰，非常容易接受下列形式的任何论证：X是Y，正如A是B，其中X和Y是抽象的、陌生的，而A和B是熟悉的。我们没有注意到，相信X是Y的唯一理由是X和Y的关系与A和B的关系是可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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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了不小的篇幅谈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听众的严重困难之一正在于轻率地接受不完善的类比的习惯。一种可能的补救办法是自己问自己，这个类比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得出相反的结论。我在前面举了一个例子，我假设是阿塞·亨德孙的演说（他当然不屑说这番话）。这个办法显然不仅适用于例（ii），也适用于例（i）、（iii）、（iv）、（v）。它也适用西蒙爵士的没有基础不能有上层建筑的议论。另一方面，例（vi）里边的隐喻混乱跟我们现在谈的问题不同，麦克唐纳德用“颠簸”和“平衡”这些字眼，只是表明寓重复于变化之心理效果而已，至于他前边把国家比作船，后面又说到建造，那也还可以说得通，船舱是可以比作房子，也要有牢固的基础。他这段话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串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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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待以类比为论据的办法是养成一种习惯，先问这个比喻是否恰当，如果恰当，在哪一点上相似；因为类比论据常常经受不住这样推敲。我们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检查下面的例子，这是从培根《论国家的真正伟大》里节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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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生物体或是政治体，没有锻炼是不能健康的；对一个国家来说，一场正义的和荣誉的战争是真正的锻炼。不错，内战像寒热病的发热；可是对外战争就像运动的发热，有维持身体健康之效；因为在懒散的和平环境中，勇气将要软化，生活将要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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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家和个人作比较，这是从古以来就有的。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里就把国家比作一个公民，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是很糟糕的。培根把他的论据限制在生物体（人体）和政治体（国家）之间。我们可以把他的论据用现代的词语编成下列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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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的身体，为了维持健康，需要锻炼，国家也需要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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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争之于国家犹如锻炼之于我的身体；内战之于国家犹如发热之于我的身体（意即发生一种不好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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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培根先认定，国家的“真正的锻炼”是一场“正义的和荣誉的战争”；可是接下去说的时候不提“正义的和荣誉的”了，只是把“对外战争”区别于“内战”。把我的身体因锻炼而发热和国家借助于战争以维持“健康”相提并论，真有点想入非非，叫人怀疑培根是在玩弄“热”这个字眼。当然培根不是开玩笑而是认真说话。我的意见是，这里的比较只能以下列事实为限：“我的身体”是一种个体，“国家”也是一个个体，但是另外一种。一定要记住，任何以国家或民族为一方、以个人为另一方所作的比较都应当加以最仔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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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第二种办法来纠正不恰当的类比还可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把人脑比喻为电话交换台。这个“长了霉的老隐喻”（C.D．白劳德教授说它是），第一次应用是出于已故的卡尔·皮尔孙教授之手。(6)最近又变了个样子在亚塞·爱丁顿爵士的手上复活，他把我的心灵比作报纸编辑部，把总的心灵比作中央无线电台。这里只能引它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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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脑子的内部一定有点像一个报纸编辑部。它跟外面世界连接靠一些神经，后者的作用犹如电报线。外面世界来的信息以编码通过这些线到达；整个一层事实包含在这些编码之中。编辑部把它做成可读的报道，部分通过已往积累的经验的合法使用，同时也掺进一些新闻家的想象；我们的意识所觉察到的正是这种原始信息的自由翻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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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里的类比跟本章头上引的安德雷得教授的类比比较一下是有益的。爱丁顿这个类比不是仅仅用来说明某种现象；他还用它来对外面世界的性质以及我们关于外面世界的知识的性质推导出某种结论。这种比况，在我看来，处处都是失败的。外界（我的头脑之外的世界）的事物比之于记者；这些记者（或者事物）编码发出信息；这些编码信息比之于神经的冲动；那些接收信息的人（编辑和助理编辑？）相当于我的心灵；他们对信息的“自由翻译”相当于我的意识所觉知的那个什么。也许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一系列比较的末了一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先是说我将收到“信息”，可是又说我所意识到的只是一种与接收到的信息不相似的“自由翻译”。这已经够严重的了，可要是再考虑到，这个类比是，第一，用来说明觉知外界事物的过程，其次，用来作为得出这些“信息”是我自己的心灵活动（但是不自觉的活动）的产物这一结论的根据，我想我们不得不说这个类比是非常不能启发的，作为爱丁顿所主张的结论的依据是完全不能叫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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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引几个这样的类比的例子非常容易。可以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的著作里找出很多例子。用类比来进行思维非常普通，我们不注意就不觉察。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思维方式是有用的，为了了解一个生疏的问题，为了作进一步研究的路标。然而我们必得记住，作为路标，它的可靠性必得经常加以测试。其次，虽然可以用类比作论据，借以触发一种结论，可是它完全无力确立一个结论。它所提示的结论需要论证，与非由类比引起的结论完全一样。哪怕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也总是有那么一个点，到了那儿这个类比就垮下来了。我们都有忘记这件事的倾向，这就被那些人利用了，那些人的目的是劝说我们接受他们的意见，可是并不向我们提出任何可以为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所能接受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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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N. da C. Andrade: The Atom（Ernest Benn），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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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ynting: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p.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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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种类似的困难将在第十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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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句话如何？承接上下文，不大好懂。也许著者的意思是说，隐喻的使用是不自觉的，而明确的使用是自觉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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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麦克唐纳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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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学法则》，第二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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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学的新路》，第3—4页。我在《哲学和物理学家》的第五章里详细讨论了这个类比和同类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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