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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告诫我们,“要把脑子里的胡言乱语清除掉”。这是很好的忠告,虽然很难遵从。我们很难“清除脑子里的词语”。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对我们自己思维中的词语的意义有清楚的了解,努力把我们用这些词语究竟要传达什么意思传达给对方。培根说得好:“人们自以为他们的心灵在操纵语言;可是往往适得其反,是语言在统治他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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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意在有争论的问题中选了两个例子表明用词有歧义的危险,因为我相信对这种危险经常提高警惕非常重要。这是一种隐蔽的危险,不能靠查词典来解除,只有问我们自己,在当前的语境中我们用这个词表示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正是威几乌德上校的忠告的用意所在,尽管他措辞未免过火。由于使用制造问题的语言,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一点。在第五章里我们曾经举了几个制造问题的词语的例子。我们现在要来看看,这些词语之所以制造问题是起源于不被察觉的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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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有A和B两个人,正在讨论现代的诗人。A抱怨说,现在没有诗人,顶多只有很少几个。B说,“斯蒂芬·斯彭德,W.H.奥登,T.S.伊里奥特,C.戴·刘易斯,路易斯·麦克尼斯,你以为如何?”A回答,“嗯——这些人大多数不是诗人。我所说的诗人不是那些被人叫作,或者自己叫作‘诗人’的那些人。我指的是真正的诗人。”B问,“什么样的人算是‘真正的诗人’?”A说,“真正的诗人是那些写出来的诗是真正的诗而不是那些所谓‘现代派诗人’写出来的那种东西的人。”这一番对话经过浓缩,它的谬误一望而知。A是在那里兜圈子论证。他们要讨论的是某些人是不是诗人,A却给“诗人”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已经把那些讨论对象排除了,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一般不会这样明显地掉进这种错误;也许我们在自己的思想中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可是我相信,即使我们不在热烈争论的时候,也未必能永远避免循环论证。我将举自杀是犯罪这种信念作为一个可能的例子。这个信念可以基于下面的理由来辩护:杀人是犯罪,“自杀”意谓“杀自己”。如果承认这就是它的意义,那么就会从这个定义得出自杀是犯罪,条件是承认(如同我在这里假定的情况一样)杀人是犯罪。《简明牛津英语字典》确实给出“杀自己”作为“自杀”的一种意义,让我们承认(如同在《爱丽丝照镜子》中向骑士可能会说的那样)这就是一直所说的自杀。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即这样称呼自杀是诉诸未经证实的假定,因为杀人从本质上说是杀死其他某个人,而自杀是杀死一个人自己。如果有人争辩说(我想这完全是可能的),我由于主张“杀人从本质上说是杀死其他某个人”,因而诉诸了未经证实的假定,那么我就应该回答说,这里有一种危险,那就是,用同一个词指谓两种本质上不同的行为,很容易使它们混淆起来。我怀疑,自杀一直被叫作“杀自己”,这是因为它一直被看作是一种与杀人具有相同性质的罪恶,二者都涉及对人性的肆意破坏。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以上的区别,就会有助于把问题搞清楚。这样就会开辟进行以下讨论的途径:是不是应该把自杀看作犯罪,同时不考虑它是不是一种罪恶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毫无价值的问题。上议院最近决定,“根据公共政策,当被保人自杀以后,保险政策就不可实行了,因为自杀是犯罪,而且任何人,任何人的任何房地产都不可能由于犯罪而受益。”(3)正像《时代》的记者(这段引文引自他的信)指出的那样,自杀是犯罪这种观点是“教会法和自杀者的财产没收归王室的时代的”遗物。也许把自杀看作犯罪是有一些充分理由的(尽管我个人并不这样认为),但是这些理由不能依据把“自杀”定义为“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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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关于诉诸未经证实的假定的例子,是使用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定义的词。这个例子可以取自当前的另一场争论。在由各方面的人士执笔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论文集中,E.巴克博士提出一个问题:“共产主义是不是一种信仰,按照‘信仰’这个词的任何真正的意义?”他自己的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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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要求对只能认知而不能感觉的某些事物有肯定的信念:它是一种精神勇气的冒险,它离开尘世,飞向太空。而共产主义的整个哲学是坚决反对信仰的。它是一种物质因果哲学;它的信徒是专心研究物质的原因和制造物质的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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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说法,H.法伊夫先生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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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巴克博士说‘共产主义的整个哲学是坚决反对信仰的’,同时把‘信仰’定义为‘对不能感知的事物的信念’,这就把‘信仰’这个词的意义加以不恰当的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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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信仰人类的天性,信仰正义将战胜强权(不过他们没有使正义赤手空拳),信仰从斗争的混乱和自私的竞争中出现正义和同志关系,信仰生活中的机会均等可以比我们现在制度的严酷的不公正的社会差别有更好的结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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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种讨论可以得出三个要点。第一,巴克博士把“这个词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和假定的某个非真正意义分开。这种区分毫无意义,否则就是用适合个人论证的词的某种意义来制造问题。这是我们大家都容易犯的一种错误。第二,法伊夫要人们注意巴克博士“信仰”的定义的时候,断定如果信仰定义为“对不能感知的事物的信仰”,这个词就受到了不恰当的限制,但是他立刻又主张共产主义者至少像我们曾经假定的那样信仰“不能感知的事物”。第三,我们发现在这个论证中包含一个三段论的中词有歧义的无意义的争论。我认为巴克博士的论证可以构成下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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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哲学是坚决反对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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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坚决反对信仰的理论必须加以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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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共产主义的哲学必须加以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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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证的说服力在于不受中词(在议论中加点的)的歧义的影响。如果中词在两个前提中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意义,那么这个论证是健全的;如果中词不是这样用的,那么就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如果这样用是基于“信仰”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同它的某种非真正意义之间的区别,那么这个论证就是以未经证实的假定来论证的。在这种情况下,思维者将滑入歧途。巴克博士认可“在共产主义中有一个仁慈的灵魂”,并且相信在“基都教遗产”中有那种能够使我们“保持这个善良的灵魂”的东西,这就更加令人遗憾,因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反对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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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卷中,英格牧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种荒谬的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想借助于定义来解决争论的问题,我们就用得到它。这位牧师说:“马克思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如果我们采取西克威奇的定义的话。”关于这一点,约翰·西克拉奇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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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令人高兴的。马克思,这个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被西克威奇先生和英格牧师排除在外。这有一点像我在基督教的性质的争论中采取这样一个关于宗教的定义,这个定义使我不得不承认基督教的奠基者‘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教徒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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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准备承认基督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是如果如此,你必须清楚地说明“基督教徒”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种争论,也是如此。这些争论的正确与否在我们没有明确了解我们使用的词意味着什么并且成功的坚持这个意义之前,是不能确定的。这样做是困难的,这不仅在热烈的争论中不易做到,就是当我们试图在自己的研究中完全独立思考的时候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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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基于我们对词义的掌握不完全而产生的另一些错误。前几天有一位我一般可以信赖的人告诉我,有些人喜欢听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的讲话、布道或演说,这些人喜欢一个演说者使用一些他们不懂意思的词。我承认我发现这个陈述是难于相信的。但是经过考虑,我倾向于相信它。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一个听讲演的人为什么情愿去听一些在上下文中没有确切指称的词的演说呢?我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听众有礼貌。但是这很难作为一种解释,因为一些人在知道所能期望的是什么之后,却再次聆听同一个演说家,并且有时被感动得热烈地赞同。困难在于了解在什么上面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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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面从麦克唐纳德论失业问题的演说中作出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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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必须做出,政策必须制定,如果把那部分人[即不久被重新吸收到工业中来的失业者]看作不是饭桶,不是绝望的人,而是这样的一种人,对他们必须设法提供职业。并且,虽然这个职业可能并不是在一般的工厂或组织起来的大规模的工业集团,但是对他们自己智力上、道德上、精神上、肉体上来讲,比起可能被包括在人类的庞大机器中要有意义得多。这种庞大的机器并不永远产生最好的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产生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当中很多人希望从一种基于国家财富的更高的文明来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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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必须面对的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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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这样的演说,如果听众想知道他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就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通过反复阅读这段话,除了失业者的再就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完全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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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使用很多字眼却完全等于没说的更极端的例子是麦克唐纳德关于内阁政策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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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改变过去以适应未来的环境,是一种政策。这个政策将使我们作为一个政府和作为一个国家向上,向上,再向上;向前,向前,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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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分析一下第二个句子。我想,我们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如果政府要“向上再向上”和“向前再向前”,那么它必须准备“适应将来的环境”。但是达到这一点的“这个政策”是什么?麦克唐纳德说它是“尽快改变过去”。实际上,我相信这个句子是毫无意义的。过去不能改变。这可能遭到反对,以为我在醉心于吹毛求疵。我却不这样想。我认为麦克唐纳德并没有说他想要说的东西。我假定他要说的是:“从已经过去的状况产生出来的并且不能适应可能即将发生的状况的目前现状,必须加以改变,以便能够适应。”我并不确信这就是他确实要说的意思,但是这是我能够得出来的唯一意义。这似乎并没有说出什么非常值得说的东西。举一两个例子说明他心里想的那种状况和改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关于这个报告的后一半——好,我想我们可以假定“向上再向上”和“向前再向前”是用来指“向某个值得得到的东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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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演说中提取更进一步的意义(如果有的话),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想引起人们注意,如果我们甘心养成一种习惯,即习惯于认为某件事情是重要的是因为某个知名人士曾作过一个夸张的演说,那么我们将走向危险。我们不能太谦虚。如果我们听到的声音无意义,那么可能是我们的毛病。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不是。我们必须问一下所使用的句子的“兑换价值”是什么。这是一个合适的比喻。词的“兑换价值”就是它用来指称的对象,在第五章中我称之为“客观意义”。一个句子如果不能被听者理解为指称一个客观意义,那么它要么是真正的毫无意义,要么仅仅是对一种毫无目的的感情态度的煽动。(6)我希望人们将会同意,一个演讲人要陈述一个内阁政策——例如说关于失业问题——就是在表明要为他的听众提供信息。举例来讲,除非他说状况是如此这般,困难是如此这般,要采取的行动是如此这般,否则他的报告对这个目的是没有用的。在我的叙述里,我用加重点号的方法表示某些词的不确定性。把这些词看作不确定的,对我现在的目的来讲是合适的。我并不关心拟定一个行动的政策,然而我希望麦克唐纳德详细说明这些情况、困难和要采取的行动。情况可以用举出一个必须考虑的情况的例子加以说明。同样,应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困难,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要采取的行动。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必须面对的是哪类问题,以及哪类政策被提出来。可以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我们并不期望关于一个内阁政策的绝对确定的信息。然而,承认这一点并不包含“无可奉告”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麦克唐纳德有时十分接近没有说任何东西。我认为上面引用的他的报告,对他的听众没有什么意义,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承认这种看法有可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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